科举那些事：沿用五百年 八股文真的扼杀了人才吗？

【导语】被称为“史上最严高考”的刚结束，与考试相关的话题无疑是这个夏天的热点。今天的高考，与古代的科举考试相比，有哪些差别，又有哪些“似曾相识”的地方呢？凤凰网国学频道特邀著名科举史专家、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李兵教授开设“科举那些事”系列专栏，从备考、应试、阅卷、录取等系列环节，揭开古代“高考”的神秘面纱。本文为该系列第十四篇，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晚清《点石斋画报》讽刺习于八股制艺的读书人为“时文鬼”

自清初开始，著名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对八股文就进行严厉的批判，到清末甚至是众口一词地加以抨击，指责其毫无价值可言，指责其误国误民，罪大恶极，罄竹难书，把科举的废止与以八股文取士直接关联起来。

不能否定的是，由于八股文命题都需要出自“四书”、“五经”，而且答题必须以朱熹的《四书集注》等程朱理学的观点为依据，并模仿古人语气“代圣人立言”，考生不能阐述自己的观点，禁锢了读书人的思想，这是科举用八股文取士的最大弊端。

不仅如此，八股文更大的弊端在于为选拔少量的文官，却诱使千千万万的读书人成天钻研这种复杂的考试文体。八股文章既与政事无关，也不是一种文学创作。它虽对文学的发展有间接的作用，也确实选拔出一批才智之士，但它内容空疏，实际上是一种文字游戏，耗费了无数士人的心血和光阴。有些读书人一心埋首研读八股文，整天埋头于揣摹八股文的范文，反而忽视了儒家经典，结果成为最基本的文史知识都不懂的酸腐迂拙、不学无术的废材。

但是，弊端重重的八股文为什么会产生？为什么八股文还能沿用500余年呢？为什么八股文能成为是中国，乃至全世界考试史上沿用时间最长的考试文体呢？

清代文童试卷

我想之所以这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八股文契合了统治者加强中央统治的需要。从加强封建集权统治的角度而言，明清八股文命题范围和作答都有明确的要求，不允许考生自由发挥，使考生必须精通和恪守程朱理学家所信奉的孔孟之道。因此，凡是答题有违孔孟之道的，不仅要被淘汰，还有可能被追究责任。这样，八股文就显示出它特有的政治功用，即可以统一人们的思想，使广大士子只读儒家经典，有利于强化封建集权统治，这正是明清统治者所求之不得的，这也是统治者长期使用八股文的一个很现实的考虑。

除了统治者需要八股文之外，八股文得以长期使用的一个重要愿意是，八股文有助于科举考试公正选才。由于八股文有相对固定的格式，考官只要看考生的八股文的每股是否符合音韵要求，内容是否充实。就能很快地、而且相对客观的给出评阅结果。因此，八股文的功能相当于明清科举中的客观题。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把八股文与诗歌、经义论文进行比较。唐代进士科举的诗歌、宋代的经义与诗赋基本没有固定的格式，考生可以任意发挥，导致考生片面追求文字的数量，真正高水平的文章很少，宋代的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现在科举考试用经义来作答，考生动不动就写出了2000~3000字的文章。他们的想法是将文章写得长一些，以显示自己的才华，但大多数都是空洞无物，真正是精品很少。”因此，他认为必须限制考生答题的字数，以减轻阅卷者的工作量。此外，由于考场所用的文体没有相对固定的格式，考官有时也可以凭个人的兴趣、爱好给考生定等第，这与考试要求的客观公正原则不相适应。而八股文的出现正好解决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八股文不仅有相对固定的格式，而且对字数也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我们现在考试的客观题是要求考生选择ABCD等字母答题，既可以用电脑来阅卷，也可以用人工阅卷，无论那种方式，都不存在阅卷的误差，阅卷的效率是非常高的。八股文也有同样的功效，由于有固定的格式，不同阅卷者对同一篇八股文的评价基本相同。

《万历野获编》记载：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乙未会试名单公布后，邹泗山为第二名，他的试卷原本得到阅卷的同考官赏识，将他推荐为第一名。但是，有另外一位同考官推荐了陶石篑的考卷，这份考卷的八股文得到了正、副主考官的赞扬，陶石篑力压邹泗山，被录取为会元。邹泗山感到非常遗憾，也很不甘心。但等到公布录取名单后，有知道内情的人曝光说，陶石篑的八股文只是将已经出版了的八股文范文一字不漏地默写上去，根本不是他自己写的。由于当时的科场条例并没有规定不能在考试中用这些八股文范文，因此并没有将陶石篑的这种行为看作是舞弊，这最多只能看作是阅卷者失职而已。但我们知道，明代八股文范文的读本完全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考官们不可能看到所有的出版社出的这些书，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在所难免的。更何况，出版社编辑的范文是历代科举考试成绩优秀者的文章，不同的房官都能从数量众多的试卷将其挑出来，恰恰也说明八股文有利于考官公正、客观地阅卷。

清代乡会试闱墨

清代也有类似的记载，据《国朝贡举年表》卷二载，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乡试，状元出身的吴鸿为湖南学政，负责挑选生员参加乡试，而主持湖南乡试的是钱大昕和新科状元王杰，这三位不但自己是写作八股文的高手，而且也是评阅八股文的高手。当参加科试的考生交卷以后，吴鸿看了考卷，最赏识丁甡、丁正心、张德安、石鸿翥、陈圣清的试卷，料定此五人参加乡试必定会考上举人。乡试拆封填榜次序是是先从第六起一直到最末一名，接下来才开始倒着拆填第五、四、三、二名，最后揭晓的才是解元。在该科湖南乡试拆封填榜时，不断有人将中举姓名一一报告给吴鸿，从第六至末最后一名上仅有陈圣清一个人的名字，吴鸿十分疑惑。等到前五名的名单报来以后，他赏识的其他四位考生都在其中。可见吴鸿在贡院外与钱大听、王杰在贡院内对优秀试卷的评价几乎是一样的。他们之所以会得出几乎相同的结果，主要就是因为采用了八股文这种标准化的考试文体。

鲁迅先生对科举制度是深恶痛绝的，八股文自然是他尖锐批评的目标之一。他在《透底》中说：“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一来是考官嫌麻烦——他们的头脑大半是阴沉木做的，——甚么起承转合，文章气韵，都没有一定的标准，难以捉摸。因此，一股一股地定出来，算是合于功令的格式。用这标准来‘衡文’，一眼就看得出多少轻重。”这本来是他批评八股文空疏无用的话，但他这里实际上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八股文是便于阅卷的标准化的考试文体。当然，他批评的语言是比较尖刻的，他说考官们的“头脑大半是阴沉木做的”，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我们只要是去查阅一下《清秘述闻》，里面记载了清代历科的乡、会试考官，你就可以发现，明清的历史名人基本上都担任过乡会试的考官。难道这些在明清文学、历史、政治、思想等领域创造了巨大成绩的人的头脑都笨吗？

八股文确实能减轻阅卷者的工作量，明代曾经担任过主考官的杨士聪甚至以身说法，科举时代人们常说“文有定评”（明代杨士聪《玉堂荟记》卷下说：“余每阅卷，不须由首彻尾，不拘何处，偶觑一二行，果系佳卷，自然与人不同，然后从头看起。场中搜察落卷，多用此法。即数百卷，可以顷剡而毕，无能遁者。”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担任主考官搜落卷时，基本上都用这种方法，数百份考卷，顷刻就能阅完，不会遗漏任何优秀的八股文。

正是由于八股文能客观阅卷，能选拔出符合统治者需求的人才。明清以后的各种人才多是通过考八股文选拔出来的，其中明代的于谦、海瑞、丘濬、谌若水、王阳明、张居正、汤显祖、徐光启、史可法等，清代的郑板桥、全祖望、钱大昕、章学诚、阮元、龚自珍、林则徐、张謇、翁同龢、孙家鼐、张之洞、蔡元培等人都是典型代表。

蔡元培朝考卷

出于对八股文弊端的反感或者痛恨，从清代开始，很多人认为用“时务策论”做考试文体更好，因为时务策论可以让考生表达自己的独到政见，更能有效地测量考生的真实水平，也符合科举取士的需要。但我们应该看到，科举考试是关系士人前途命运的大事，而且大多数考生不可能有成熟的政治见解。尤其是部分考生可能为实现金榜题名的梦想，千方百计地揣摩迎合考官，甚至有可能通关节。加之时务策论没有固定的结构，议论可以天马行空，考官根本无法掌握阅卷标准。因此，时务策论也不适合科举考试，反而是八股文能体现考试的公平性原则。

我们现在看来，八股文只是有利于公正选才的考试文体，它本身并没有什么学术、思想方面的价值，《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在谈到八股文时说：“这原非圣贤之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奥，不过是后人饵名钓禄之阶。”考生将他作为“敲门砖”，考中之后，他们会将他抛弃，其功能、性质与也与我们现在考试中用的客观题非常类似，客观题是列出了备选答案，让考生进行单选或者多选，但考生离开考场后，进入现实生活、工作中，这些客观题是不管用的，因为现实的生活和工作很难会给出现成的备选答案，需要他们根据自己的知识、能力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因此，在评价八股文时，我们应当看它是否符合科举考试的需要，是否能有效地测评考生，而不能要求八股文具有学术、思想价值，毕竟它只是一种考试文体。即使是在现在，我们也不能要求考生在高考、公务员考试的作文写作中系统地阐发自己的学术、思想观点。至于八股文是否扼杀了人才的问题，我认为选择八股文作为考试文体是统治者的意志，因此与其说八股文扼杀了人才，还不如说封建制度扼杀了人才。推而广之，我们在讨论科举制度功过时，一定要明白科举制度只是封建文官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是封建制度的全部，因此，如果将明清时期中国的落后全部归结为科举制度，就是十分片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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