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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被称为“史上最严高考”的刚结束，与考试相关的话题无疑是这个夏天的热点。今天的高考，与古代的科举考试相比，有哪些差别，又有哪些“似曾相识”的地方呢？凤凰网国学频道特邀著名科举史专家、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李兵教授开设“科举那些事”系列专栏，从备考、应试、阅卷、录取等系列环节，揭开古代“高考”的神秘面纱。本文为该系列第十一篇，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每次殿试皇帝都是名义上的主考官官，命题、阅卷名义都应该由他来完成，但实际上皇帝不可能亲自阅卷，还是需要由专门的官员来评阅，因此这些官员只能称为读卷了。因读卷官多选一二品大员，故称读卷大臣。

清初读卷大臣的人数没有定额，每次殿试前由皇帝决定。顺治四年（1647）首次殿试时，读卷大臣为十二名。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形成定制，读卷大臣人数减至八名，同时规定了钦派读卷大臣的职衔，即选大学士二名，部院大臣六名，此为定制，沿用至清末。

读卷在殿试后的第二天进行。监试官和读卷大臣都在文华殿集合，在每位读卷大臣前摆放一张桌子。等读卷大臣坐好之后，收掌官当众拆封卷箱，将试卷平均分配给每位读卷大臣。如果按照清朝每科300名贡士计算，每人需要审读30份试卷。读卷大臣须对每份试卷做出评判标识，以表示答卷的优劣，供皇帝裁决。顺治二年规定，各读卷大臣所审读的试卷，都贴上浮签，上面只写考生对策的名次，不需要写读卷大臣的姓名。读卷大臣只需要将拟录取的第一名的试卷密封进呈给皇帝，由他来钦定。改用八人读卷后，其浮签用一张纸，分作八行，写上各位读卷大臣的姓，各位读卷大臣审读之后，将评判等级标识用墨笔写在其姓之下，其标识为“○”、“△”、“、”、“|”、“×”（即圈、尖、点、直、叉）五种。乾隆五十二年（1787），因为粘贴浮签容易发生错误，改为在卷后弥封之外列读卷大臣八人的姓，其下画出读卷大臣所评定的等级标识。嘉庆十九年（1814）进一步明确，读卷结果写在策尾空幅背面。

清代殿试卷上的等级标识

在评阅完收掌官分配给自己的试卷之后，读卷大臣需再评阅其他人已经评阅完的试卷，各桌互相评阅，每份试卷都须所有的读卷大臣评阅一遍，被称之为“转桌”。为防止考官根据自己的喜好确定试卷等级，或者徇私判卷，朝廷规定如果发现同一份试卷的评判等级标识差异太大，就需要另派大臣来查阅这份试卷，以调查是否有读卷大臣有意提高或者降低分数。如果确实存在这种情况，相关的读卷大臣会受到处分。正因为这样，为了不自找麻烦，读卷大臣在评阅别人已经评阅完的试卷时，往往会先看前面已经评判的标识，只要没有明显的问题，他们给一个与前者相同或者大致相当的标识。读卷大臣之间彼此心照不宣，即所谓的“圈不见点，尖不见直”的现象，这是殿试读卷时的“潜规则”。因此，尽管每份试卷经过了多次评阅，但起决定作用的是第一位读卷大臣的意见，并不能代表所有读卷大臣的意见。因此，“转桌”实际上不能完全保证殿试读卷的质量。

这种由不同阅卷人员评阅同一份试卷的方式在北宋就已经开始实行了，叫做“双重定等”法。而宋代的这种方法恰好能避免因为后一个阅卷人员能看到前一个阅卷人员评阅的阅卷结果，便跟随给一个成绩的弊端。“双重定等”的具体做法是：在第一位考官（初考官）阅卷以后，将这位考官所定的等级或者说是成绩弥封起来，再由另外一位考官（复考官）评阅，最后送给详定官拆开等级或者成绩的封条，看前两位阅卷者所给成绩的差别，平衡二者的分数之后，确定这位考生的等第和名次。由于采用双重定等第的方法，初考官和复考官互相不知到他人确定的等级或者分数，减少了阅卷的主观随意性。在殿试实行双重定等第法，一篇试卷实际上经过三位考官评定，可见宋代科举的严密郑重程度。

我觉得现在网上阅卷的原理，跟宋代双重定等的办法几乎是一致的，只是实现的技术手段不同而已。网上阅卷的时候，每份试卷的主观题随机发给阅卷老师一评之后，再发另外一名阅卷老师进行二评，当两位阅卷教师对同一份试卷的两个评分相差不超出规定的误差范围时，阅卷系统会自动取两个分数的平均值作为该试卷本题的得分；当两位教师给分之差超出误差范围时，阅卷系统就会将该题自动发给第三位教师评阅。如果第三位教师的给分与前两者之一的给分之差在允许的误差范围之内，这时阅卷系统会求得这两个分数的平均值，作为该题的得分；若第三位教师的给分与前两个给分之间的差值也都超出了误差范围，阅卷系统就会自动将这些情况“告知”该题组长，由其裁定最终得分。我觉得题组长的角色类似于宋代的详定官。

读卷大臣评阅考试对策时，要求内容必须“精详”，字体必须“庄雅”，前者是主要的，后者是次要的，即如果策论写得好，书法相对较差，也可以评为上等。如果策论文理不通，即使书法再好也不能评判为优等。但是，从清代中期开始，读卷大臣普遍注重书法，考试内容反而相对次要了。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是对策并非和八股文一样是标准化的考试文体，其等级的高低难有客观的标准，书法的优劣反而是一个比较容易评判的标准。尽管历代皇帝多次强调改变殿试阅卷重书法的局面，这种风气基本没有改变，至清代晚期几乎成为定制。

清代不少人因为书法不佳，在殿试中只能获得较低的名次，让他们遗憾终生。著名诗人龚自珍于道光九年（1829）参加殿试，用流畅的文笔写了一篇切中时弊的策论，读卷大臣无不叹服。但龚自珍却不善于小楷，最后只能列在三甲第十九名，在所有221名进士中名列第118名，只得了个赐同进士出身。也许是自己的科举经历，让他对科举制度有更深刻的认识，因此他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数，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呐喊。

道光十八年（1838），清代“中兴将相”的中坚曾国藩参加殿试时，也许是因为书法不佳，成绩并不理想，名列三甲第42名，在194名考生中排在第127名，赐同进士出身。放榜之后，曾国藩脸色阴沉，回到寓所收拾行李，准备回湖南双峰老家。在湖南长沙人、御史劳崇光的挽留和鼓励，他留下来参加了朝考，结果以第一等第二名的成绩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散馆之后，仕途一帆风顺，十年连升七级，官至二品。

曾国藩故居富厚堂

尽管如此，曾国藩将殿试成绩视为其人生不光彩的一页，即使他官至两江总督后仍然对此耿耿于怀。在一次宴席上，曾国藩听说幕僚李元度（湖南平江人，大才子）最近娶了个年轻的妾，而且非常喜欢她，甚至经常给她洗脚。于是，曾国藩就想借此调侃一下李元度，当场出了一个上联：“如夫人”。“如夫人”是妾的雅称。曾国藩话音刚落，在座的宾客一遍笑声，都在望着李元度，希望他来对下联。这个来自湖南的大才子脱口而出：“同进士”。刚听到这三个字，曾国藩怒气冲天，甩手离开了宴席。整个宴会现场变得鸦雀无声，大家都知道李元度的下联是将同进士比喻成进士中的小老婆，正好揭了曾国藩的伤疤。尽管这只是笔记资料的记载，杜撰的痕迹很明显，但也从一个角度反映出

当然，除了注重书法之外，读卷大臣在评卷过程中还会挑出考生答题中的错别字和不妥当的语句，用黄色的小纸条贴在文中错误的旁边，不能直接在试卷上批改，因为这份试卷皇帝可能还要亲自批阅。所有的读卷大臣评阅后，由首席读卷大臣综合评阅结果，列为一甲、二甲的试卷必须全部是8个圈，有圈有尖有点的试卷只能被列为三甲。在初步拟定名次时，首席读卷大臣会参考其他大臣提出的意见，最终确定向皇帝进呈的试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