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继善:给地球“号脉” 创立“何氏风格”理论

从矿工队伍里走出来的科学家

1934年9月，何继善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市大围山脚下一个叫桥亭的小山村。

在他儿时的记忆中，刻入骨髓的就是“躲飞机”。母亲拉着他，随着逃难的人群往南逃去，匍匐在田埂旁，机枪子弹在身边呼啸着……

长沙沦陷，衡阳失守，侵略者的炸弹也追到了湘南。何继善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每次空袭，躲进山沟，语文老师用瘦金体在黑板上奋笔写下“还我河山”四个大字的情景。

新田、宁远、长沙……在颠沛流离中，何继善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断断续续地读完小学、初中。逃难、饥饿、居无定所，砍柴、挑脚之类的力气活，少年时他全都干过，然而，最令他痛苦的，还是失学。

1949年，何继善正在长沙读高一，那时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物价飞涨。父亲从宁远县给他寄来的学费是国民党发行的钞票，两三天后，就贬值20%了。学校不收钞票，要以米充数，而当时的米店只收银元。长沙南门口一带有兑换银元的黄牛党，价格高得吓人，兑换之后，一个学期的学费就只够读半个学期。

何继善在长沙读了一年书，食堂门口就无情地贴了一张白纸：何继善从某月某日起停课停餐。在这张白纸名单前，何继善站了很久，然后默默地离开了。他失学了。

然而，好学的何继善从不停步。

1949年，湖南解放。1952年，他进入湖南省茶陵县一个钨矿工作。由于亲身体验到爬坑道取砂样的困苦，何继善立志要寻找一条勘探地下宝藏的新途径，从此，他与勘探矿产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时，矿工虽然工作艰苦，但工资待遇却高出一般人一大截。不过，何继善并不满足于只做一个矿工。“那时的我很想上学，非常愿意钻研，并开始阅读很多书，但是在阅读的过程中，有很多文章我都读不懂。”何继善说。

何继善强烈渴望自己能接触到更多有用的知识，他找到了一套教材，开始了全面的自学，先后读完了初中、高中的所有课本，还自学了大学普通化学和分析化学。

那时候，矿上没有电，只能点电石灯，电石灯就是利用电石与水反应，生成乙炔，点燃以后乙炔燃烧发光。由于电石中往往含有杂质，导致产生的乙炔气体不纯，臭气难闻。每次下矿之后，何继善就在这臭气难闻的环境中埋头苦读，常常被熏得眼泪直流。

在这个过程中，何继善发现了一些新的分析方法和改进办法，并于1954年在《化学通报》上发表了一篇名叫《改进启普式气体装置》的小论文，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篇论文。论文发表后，何继善高兴了好长一段时间，“同仪器打了一辈子交道，那篇文章应该说是第一块基石，还得了20元稿费，这对当时的我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在矿上，人人都知道有这么一个喜欢打着赤膊看书的瘦高小伙子，人人都对这个“知识分子”非常关心。何继善说，那时候，20多个人住一间工棚，三四个人围着一个脚盆抹澡，一起在食堂吃饭，矿工兄弟之间非常和谐，每次做实验来晚了，大家都会替他打饭，放在那里。

1956年，在“向科学技术进军”的号召下，何继善依靠自学，考上了长春地质学院。当年参加高考，由于高中没有毕业，矿里给他开了同等学力证明。记者采访时，何继善略一沉思说：“不知道现在还能否做到?”

刚进大学，何继善成绩并不咋样，俄语更是从未学过，唯独化学获得“免修”，他利用化学课的时间恶补俄语和其他课程，4年后，他成为全年级唯一各科全优的学生。

许多年后，何继善成为了著名的地球物理学家。可每当何继善回忆大学生活的时候，他总是满怀深情地说：“是矿里资助我上学的，我永远忘不了那些矿工兄弟们。”
文革中的“学究派”

30年后的1986年3月，在美国亚利桑纳大学的讲台上，已经52岁的何继善用十分流利的英语向在座的各国专家介绍一种地球物理勘探新方法——“双频激电法”。这是他潜心研究20余年的成果第一次在国际上亮相。

何继善以他自信的微笑、坚实的功底、严密和流利的答辩，赢得了阵阵掌声。被人称为“变频法之父”的世界著名地球物理学家维特教授，钦佩地对何继善说：“教授先生，您的论文对我启发太大了，您的答问思路敏捷、论证严谨，令我佩服。我们落后了，中国在这方面已超过了我们。”

从此，何继善声名远播，美国、瑞典、加拿大、俄罗斯、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一些大学、研究所和实验室里，都先后留下了他考察、讲学的足迹。

对于一朝成名，何继善却告诉记者：“由于历史原因，我做了17年的助教，一路坎坷过来，可以说我是花了50多年时间取得了成绩，所以也谈不上自豪。现在的你们将来肯定会比我更早出成绩，肯定会比我更优秀。”

“双频激电法”是何继善大学时代就已经萌发的想法，让人惊讶的是成形于“文革”时期。简单来说，就是将两种频率的电流同时输入地下，同时测量两种频率的电流形成的电位、振幅等。这样，不同矿产与岩石就鉴别出来了。

1960年大学毕业后，何继善被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地质系任教。磁法、电法、重力……青年助教何继善，能教会学生怎样为地球做“CT”，却无法探测风云变幻的时局，“文革”来了。

何继善无可幸免地成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令人厌倦的学习、开会、游行、“文攻武卫”，在这成年后最为“浪费”的几年里，他甚至学会了养蜂。

不过，何继善实际上并没有太“浪费”。“复课闹革命”后，其他老师都不敢上课，只有何继善一个人敢。他夹着自己用蜡纸刻成的教材，从第一节课上到下午第八节课，而且一个人教了重力、磁法等好几门课程。“我就是天天学毛主席语录，别人也不会认为我‘又红又专’。”何继善笑着说。

中南大学博士生导师温佩琳说，“文革”中，大家都不敢搞业务，何继善却带着书本跑到岳麓山上的隐蔽处，或者干脆到农村的渠旁、田埂上去学习。有时躲在实验室里一边做实验，一边计算和分析。因此，在十年动乱中，他被师生们列为为数不多的“学究派”，也因此，何继善被大家叫做“何霸蛮”。

“文革”后期，何继善找了个收集资料的理由，与同系教师张宗岭一道，背个背包，在广西、云南、四川、陕西、贵州的崇山峻岭，开展矿产资源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