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真：不服从别人强加的观念

高校老师上升空间窄 我靠市场说话

    凤凰湖南：从寒门学子角度来看，《活着之上》里的情节，也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沉重现实。

　　阎真：确实。现在年轻人成长特别艰难，跟我们那时不一样。我们大学毕业时有很多机会，可以到中央机关很好的单位；回湖南，大学、电影制片厂、社科院、出版社很多地方等着我们去。大学本科生可以到大学去教书，但现在一个北大清华的博士，想到大学教书都不容易。

　　凤凰湖南：对，就像“博士”这个称号，以前在人们心里有种高攀的感觉，现在却有些变味？

　　阎真：现在博士也多了。招一个人， 8个博士来竞聘一个岗位，结果一个都没招。像高校的编制，经过这么多年发展已经满了，稍微好一点的大学，一个博士要进来都是非常不容易。如果好不容易得到这个岗位，要想在这个岗位上获得成长，又是另一种不容易。以前博士生到高校，会自动转成副教授。现在有些博士来高校六、七年，评不上副教授，也是个很普遍的现象。而副教授的身份，又与他的收入、自尊心都是挂钩。知识分子本来自尊心就强，很敏感。

　　凤凰湖南：如果非常努力，在高校进步空间大吗？

　　阎真：那还要靠运气。例如评国家课题，确实很难评，第一要水平高，第二还要别人帮你说话，这两点缺一不可。只有像我这样， 就可以不要找什么人说话，因为我是靠市场、出版社说话，这也是我为自己开了个窗户。如果我纯粹搞学术，那也是个很大的挑战，要么水平高到压到一切；要么找关系求人。包括我到了今天，有时候发篇论文什么，还要去找人、求人。但没办法，这是你的职业，你的职业要求。

　　凤凰湖南：这个职业在某种程度上，已背离它原先所设定的游戏规则。

　　阎真：是的，你要符合游戏规则，但是这个游戏规则很大程度上是市场化、关系化了，有了这个市场、人情在起作用。甚至可以这样说，人情在起作用，很大程度上也是钱在起作用。 人情因素是你建立这种关系时所要的，但还要有点互利的东西。就像请一个学者来讲学，请的都是什么评委之类，背景含金量很高。这既不是受贿也不是腐败，他就是讲学，完全程序化。但是这个机会只有他这个背景身份才有，别人是没有的。

　　凤凰湖南：而一般的高校老师，要靠近那些评委也比较困难。在某种程度来说，他们的上升空间也就是日趋狭小？

　　阎真：是的，学校空间也的确不是很大，大家都在往一条路上走，就是教书、评职称，能够搞到全国有名的，那的确是很少。

　　凤凰湖南：这样很容易逼着那些原本想正常教书、升职的老师心态发生变化。

　　阎真：对，很多人就会找这个理由，社会和单位没给他公正，他为什么要给别人公正？那他对学生也没什么公正可言，这样的心态，反而让自己变成理直气壮的一位，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受害者。

　　凤凰湖南：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老师对学生教育影响还是挺大的？

　　阎真：这些事情跟学生倒是没有蛮多关系，就是有时讲一些道理时，确实有矛盾。不说别人，就讲我自己，有时上课讲些大话时不太敢讲，没有勇气讲，确实是会心虚，就是你自己都没做得那么好，却要求学生往那个方向努力，知行不合一，有些虚伪。但是我每次都告诉学生要努力，不然就很容易被边缘化。

曾是株洲高考状元 就业不选中纪委

　　凤凰湖南：您是1980年参加高考，那时候您多大？

　　阎真：23岁参加高考，之前在株洲拖拉机厂工作。那时候，23岁这个年龄已算是大龄，因为前面两届都考出去了。当时有个规定，技工学校毕业的学生，要两年后才可以参加高考。我是1978年毕业，硬在工厂里等了两年才参加高考，不然早就考上了。

　　凤凰湖南：等待高考的那两年，您是怎么度过？

　　阎真：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比如说别人下班都出去玩，我就穿着油滋滋的工作服，到图书馆看书；我是控制自动手柄，虽然是自动的，但还是要人控制，不然就会停下，有时我看入迷了，它就自己空转，车间主任就会叫我说话。那时候我每一本书，都被油浸透了。 周边没有一个人学习，大家认为我简直是个神经病，怎么每天都围在工具箱看书。而为了安静学习，我找了一个废弃的厕所，打扫干净，在那住了一年。

    后来，高考预考时，株洲有十万多人参加，我考上第一名，比第二名多30多分。这点让我鼓起了勇气，报考志愿时就填了北京大学。

　　凤凰湖南：成为高考状元，您觉得自己是创造了一个奇迹吗？

　　阎真：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当时奋斗精神还是有一点。原本我准备考理科，复习方向都是那方面。偶然机会，在《湘江文艺》看到“中国建国三十周年全省青年文学竞赛”消息。于是，写了篇短篇小说——《菊妹子》，结果获得三等奖，对身为工人的我来说，是莫大鼓励。 于是，在离高考只有几个月时间里，我放弃准备了两年的理科，临时改考文科。虽然历史地理一节课都没上过，但我觉得文科更符合自己心灵的呼唤。最后，地理还考了九十多分。

　　凤凰湖南：那么发奋读书，是家人要求您，还有其它驱动力？

　　阎真：纯粹是自己。我进工厂时是21岁，旁边的人说，你干脆安心当个工人算了。妈妈也写了封信给我，说我是在国营工厂工作，大家都非常向往。我接信后大哭一场，觉得连家里都这样说了，应该一辈子没大学读了，当时就赌气不考算了。

　　凤凰湖南：您那个年纪，在当时也到了适婚年龄？

　　阎真：早就过了谈恋爱的年纪。但我自尊心很强，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去谈恋爱，其实我当时也还算一表人才。但没女孩子给我情书，在工厂时都不理我。因为我在当地，没房子又没有亲人，她们觉得我孤单单的，如果嫁给我怎么办。

　　凤凰湖南：那时意识到生活的残酷性吗？

　　阎真：饭是吃得饱，也不算残酷，就是很现实。等我考上大学后，作为株洲地区文科第一名上了报纸。好多女孩子开始给我写信，但是我的心已不在株洲，就没回信，也没保存。

　　凤凰湖南：考上北大是不是算人生比较大的转折点？

　　阎真：人生最大的转折点。有时候想想，生活还是要靠自己努力。我又不是官二代，又不是富二代，都是自己一步一步努力来的结果。如果当时我放弃了，现在可能已经变成下岗工人了。

　　凤凰湖南：当时从株洲一个工厂到北京大学读书，各方面落差应该也很大吧？

　　阎真：差距还是很大。刚去第一年兴奋了很久，放寒假回来，把北京大学的校徽别在胸前，生怕别人没看见，是有点虚荣心。 但在我们班上，大部分人家庭条件好，如高干子弟、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班上30个人，就有4个是高考文科状元，根本让人骄傲不起来。我在读大一、大二还比较努力，后两年就稍微放松了点。想着当时忍受了多少委屈，才有现在读大学的机会，到这里又觉得自己不如大学同学，心里很不是滋味。

　　凤凰湖南：那您在读大学期间，谈恋爱了吗？

　　阎真：大学期间没有，读完后谈了。当时觉得自己年龄大了，还是有点自卑。但是表面上自卑，内心还是很骄傲的。今天可能也是这样，内心觉得在自己的领域内还是做出了小小成绩，但也不敢说到什么地步，只能说自己的努力、认真、执着，确实是有一点收获。

　　凤凰湖南：那些自卑因子，直到现在还存在您身上吗？

　　阎真：现在应该慢慢没有了，随着自己的进步也消除了。我的自卑，其实还是因为内心的骄傲，别人不理我也不会去搭理别人。

　　凤凰湖南：当时你们大学毕业后，是包工作分配吧？

　　阎真：我在北大第二个学期就当了文学班班长，一直当到毕业。快毕业时，又入了党。毕业后我们班主任跟我说，中纪委要在中文系找两个党员干部去工作，她推荐了我。但我毫不犹豫拒绝了。 我是个比较自由散漫的人，不喜欢那种严谨的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体验，按照自己生活体验去寻找道路是最好的。反正也没同一模式，好与不好都是对每个具体的人而言。

　　凤凰湖南：您好像一直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自己适合什么？

　　阎真：这一点我的确是比较清晰的，比如说我想要文学，我就考了中文系。大学毕业时我想要的是随便、宽松的环境，就选了不去中纪委。回湖南找工作时有很多选择，有中国社科院、文艺出版社等，因为那些地方都要坐班，我都不喜欢，最后就选择了到大学当老师，我一直觉得自己这辈子非常幸福，不用坐班也很自由。

　　凤凰湖南：这种清醒之心是从小就有的，还是后来形成的？

　　阎真：这是一种本能，本能告诉我的东西。就像1988年我出国，1992年就回来了，那时候。出国还是件时尚的事。我到加拿大后觉得自己一点都不适应，一去我就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凤凰湖南：那当时出国的动机是什么？

　　阎真：当时的想法是大家往那走，我也试试。呆了两三年，拿了绿卡也放弃了。别人说那张绿卡抵几十万，我说几十万也不要了，那个环境不适合我，吃饭容易，但是文化生存确实不适合我。那段时期，我启动了比危机感还强烈的排斥感，作为一个打工者，要找一个跟自己专业相结合的文化环境是不大可能。

　　凤凰湖南：您的内心是高傲的？

　　阎真：我不服从于别人强加于我的观念。

　　凤凰湖南：俗话说水至清则无鱼，您有过这样的担忧吗？

　　阎真：我也不是至清，在生活中还是很随和的人。我从来不会因为自己是名校老师，而去另眼看人。因为我在“文革”时也没有工作，在社会上打零工，然后到工厂里；出国时，也在餐馆里切菜洗碗这样走过来的。从小就在没有半点优越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直到今天我还是个平民。

我在外面没有什么关系 解决实质问题不够

　　凤凰湖南：抛开作家的身份，您经历过有人为自己前途送礼的事吗？

　　阎真：有时别人送礼，也是经过朋友介绍过来。如果你不接受，好像两边都对不起，虽然我是那种不搞腐败的人，有时由于面子、人情的问题，但确实不是为了利益，而是人情难却。所以说，有时候不违反什么原则，小忙就帮一点，吃饭就吃一个吧，只好如此了，只是会有点被绑架的感觉。

　　凤凰湖南：您自己求过人吗？

　　阎真：也算求过，为自己评副教授，请某个领导帮忙说句话，就解决了。但在中南大学评教授没有求人。

　　凤凰湖南：您求人时，心里的憋屈感，是否与作品《活着之上》中聂致远的心态一样？

　　阎真：那次求还不厉害，我最大的一次求人，是在另一个大学教书时，想借快完成的作品《沧浪之水》，评个职称。

    我先写一个报告，说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沈从文他们都在大学边教书边写作，评上教授，是不是我也可以凭作品评职称？没人理；我又写，没人理；第三次再写，还是没人理。没办法，我就找校领导，站在领导门口等，第一天没等到，第二天又去等，领导回来了，他在路上跟我说，这不是你个人问题，如果你的小说能评职称，那艺术系写出的歌曲怎么算？两句话就拒绝了我。

　　凤凰湖南：您那个时候的物质条件怎么样？

　　阎真：当时我住在筒子楼里，12平方左右。后来评上副教授，集资了一个房子，1室1厅。当时成家了，需要钱的地方挺多，所以用钱很省，到外面吃餐饭都很少。

　　凤凰湖南：您一直说现在年轻人上升空间很狭小，这个狭小对您来说，是否也一样？

　　阎真：我没半点上升的愿望了，现在的状态就很好，当了教授还升到哪里去。如果是行政职务，送给我都不要。如果让我当院长，还难得负责。现在我升个副院长，这个职称也到顶了。虽然教授是分几级，但我升不升也无所谓。所以这个问题对现在的我来说，基本不存在了。

　　凤凰湖南：您的孩子现在多大了？您对他会有担忧吗？

　　阎真：今年大学就毕业了，我是很担忧，反复给他讲：如果不努力以后到底怎么搞，他好像不把我当一回事，实在不行就随他去。

　　凤凰湖南：您会排斥自己的孩子进高校工作吗？

　　阎真：相对来说，高校是个单纯的地方，至少它还有个学术标准，它对官文化标准和关系标准还是有很大冲击。你到别的地方，连个标准东西都没有，大部分是关系、官本位起决定性作用。

　　凤凰湖南：所以您会为他做安排吗？

　　阎真：他想出国、读研究生还是干什么，都随他自己去搞。我讲的话，学生都听得进，可自己儿子却听不进，我在他面前没有权威性。实在不行，让他在社会上搞两年，碰壁了，就知道，没人帮你，能有什么发展空间。

　　凤凰湖南：您会为了儿子的前途，去做类似“找关系”这些事吗？

　　阎真：这句话真不敢说，为了儿子前途，又到了关键时候、关键问题上，去求人，只能说尽量不搞，就看他自己努力，最好不要给我出难题。我没特别高的要求，实在不行，找个熟人，让他去哪个公司也可能，但我在外面也没有什么关系。

　　凤凰湖南：您在外面没有什么关系，这句话怎么理解？

　　阎真：有关系也是表面上的文字关系。我没有给别人搞过利益交换，就是说利益交换或输送的这种关系没有，既然没有这样的关系，怎么会有那样的关系网。假如碰到要解决实质性问题时，那种关系程度就不够了。

    一个朋友，平常在一起说说笑笑可以，但他不会因为这点文字交往，去帮你解决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如果他愿意帮你，那还是蛮够朋友，但你的人情欠上了，以后他有什么事情你肯定要挺身而出。所以真的不敢说，这个不是唱高调的事情，唱高调唱不了。

　　凤凰湖南：这些才是真真切切现实的问题，我们谁也不敢在它们面前随意唱高调。

　　阎真：是的，包括我自己在小说里这样写了，但这个东西让我唱高调，我还真唱不了。我只能希望我儿子能够自己解决，找到一个比较正规的道路。实在要帮，只能在经济上，帮他买个房子买个车。但作为一个男人，要在世界上立足，总要有个事业空间，到哪里去找这个空间，这个空间是不是又能接受你，这些问题，都是严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