侄子回忆抗日名将薛岳：受日军尊重祭祀其祖坟

在国民党的高官中，大伯与陈诚两个是真交情。抗战初期，陈诚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武汉沦陷后，他把第九战区的军事权交给大伯代理。我记得在台湾读大学的时候，有一次陈诚在高雄澄清湖的一个招待所和大伯见面，大伯还带着我和我的堂弟(大伯最小的儿子)一起去看陈诚。这次会面时，我依稀听到陈诚提及，当时第九战区大大小小的事情，其实都是大伯在处理。陈诚后来到重庆再三向蒋介石请求，蒋介石才把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实职给了薛岳。

陈诚一生中有两次把自己的职位让给我大伯。第二次是到了台湾以后。当时陈诚担任“副总统”，兼“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大伯是副职。1966年，陈诚把主任委员又让给了我大伯。

大伯与余汉谋和张发奎也是好友。张发奎当时长期住在香港，每次到台湾来一定来找薛岳，我在大伯家见到张发奎好多次，我喊他“张大伯”。余汉谋和张发奎都是“老四军”的人——国民党的第四军在北伐期间就赫赫有名，被称为“铁军”。共产党里面很多将领，比如叶挺也是国民党第四军里出来的。“新四军”的名称也是从“老四军”而来。

在台湾的军阶中，特级上将只有蒋介石一个人，“独此一家，别无分号”；然后是四颗星的一级上将、三颗星的二级上将。大伯的资历虽然很深，可是他到了台湾很长时间都一直是三颗星，直到1965年才升为四颗星。可是何应钦、白崇禧早就是四颗星了。大伯最看不起的人就是白崇禧，他觉得白崇禧是败国民党之功臣。不知道大陆这边的杂志，为什么还称他为“小诸葛”。

国民党失掉了大陆，我不认为是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而是国民党自己打败了自己。

大伯后来是看透了，和蒋介石“没得玩了”。他觉得蒋介石想打仗的时候才会想到他，天下太平的时候就把他一脚踢开。我记得他和我们说过这样的话：“孙先生打天下是这样的……”他用手从里往外画圈，越画越大，然后又说，“蒋先生打天下是这样的……”从外往里画圈，越画越小。长大以后我慢慢琢磨这句话，越想越觉得有道理。到台湾之后蒋介石身边全是江浙人了，孙先生那个时候身边都是湖北湖南人，连冯玉祥这样的人都为孙中山所用，到了蒋介石的时候，冯玉祥有事干吗？你听过冯玉祥的笑话没有？冯玉祥拿着草绳吊着一小块肉，大白天提个大灯笼去看蒋介石。蒋介石看到灯笼，冯玉祥二话不说吹熄灯笼，蒋介石问他：“老冯啊，你这是干什么？”冯玉祥说：“哎哟！你不知道天下乌烟瘴气，只有到委员长这里才大放光明，所以我这灯笼就不要了。”我们在家也经常说这种笑话，大伯听了，也跟着我们笑，大家知道，他对蒋介石后来也有失望之情。

当年蒋经国快要当“总统”时，大家的政治嗅觉都非常灵敏，一有风吹草动大家都异常敏感，台湾的报纸杂志不知道从哪里得到消息，纷纷传说蒋经国要请薛岳当“行政院长”。我那时候已经上高中，印象非常深刻：我们住在嘉义竹崎乡下，房子很简陋，家门口是一条上山的马路，平时非常冷清，突然间，有很多大车停在这里，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很多人听说薛岳要“组阁”，而跑到我们家“拜码头”来了。不过有这种传言也不奇怪，大伯当年在贵州、湖南、广东都当过主席——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就曾亲口告诉过我，大伯当年在湖南主政时，他还是一个高中生，在台下看着大伯演讲。论经验、论资历，大伯当这个“行政院长”都绰绰有余。可蒋经国最终没有选择我大伯。他当年是怎么考虑的，外界无从知道，但是至少在表面上，他一直对大伯尊敬有加，还几次上门征求他的意见。

传言不攻自破后，本来门庭若市的家门口一夜之间又门可罗雀。世态炎凉，人心冷暖，可见一斑。不过大伯对此倒一直是淡然处之，因为类似的事情我们也看得太多了。当年大伯任“绥靖公署主任”时，家里的客人非常多；等他一变成虚的“参军长”时，就基本上没有人登门了。所以后来我们全家对政治都是“敬鬼神而远之”。

云淡风轻

大伯晚年基本上是在嘉义乡间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大伯的第一位夫人叫方少文，在他做“参军长”的时候就去世了；他的第二任太太姓谭，本来是在上海教我们几个孩子的家庭教师，到了台湾后被人介绍给大伯，跟他结了婚。大伯晚年的衣食住行起初都是这位二伯母照顾的。

大伯晚年生活非常有规律。他每天早上4点多钟起床，洗漱完了就出去运动。他穿着大马靴，“啪！啪！”地走，还像军人一样。运动完了洗个澡之后，他开始练字，他自己练了一种很特别的字体，然后看书，生活起居非常有规律，到下午再睡半个钟头觉，继续读书。吃的东西基本上也不忌口，可是什么都不贪吃，点到为止。

大伯留在历史上的形象是一员武将，可是在生活中，他却是温文尔雅，除了那次要回广东老家的时候大伯对我妈妈说话大声一点外，我从不记得他在家里发过什么脾气。他对中国古典文化酷爱得不得了，喜欢读的也是《论语》、《易经》这些古书。晚年时候，有一些被他遣送回日本的老兵还专程跑来嘉义拜访大伯，向他忏悔。大伯对日本的老军人也很客气，大家坐在一起，平心静气地谈论当年双方的交手。

1971年，我从国外回到台湾。因为我是独子，父辈这一代，包括我父亲、四叔、五叔都只有一个孩子，我就决定回来陪爸爸妈妈。可是大伯对我的决定似乎不太赞成，我去看他时，他说：“你为什么回来？你傻乎乎地回来干什么呀？”大伯的第一位夫人生了5个孩子，后来都早早去了国外；第二位夫人生了4个孩子，最大的儿子也比我小10岁，大伯和这几个孩子年龄差距很大，再加上大伯平时在家里又不苟言笑，所以他们也谈不上与大伯多亲近。大伯的许多事情，我还比他们知道得多一些。

大陆与台湾往来解禁之后，我的身份出入大陆比较方便，我就带些客家的东西回来。客家人喜欢吃鱼干炒辣椒——那种辣椒不是普通的辣椒，是红辣椒晒久了变色而成的白辣椒。我记得有一次我从家乡带了很多辣椒回来，他吃得特别高兴：“哇，家乡菜，真香啊，可是落叶归不了根了……”言语间无限遗憾。

大伯、二伯和我父亲这三兄弟一直生活在一起，从来没有分家。到了上世纪90年代，二伯、我父亲，还有大伯娶的第二位夫人都相继去世，我们第二代留在台湾的人也不多，住得也很分散。同辈人都走了，只剩下大伯孤零零一个人在乡下。父亲去世后，我就把大伯当做自己的父亲，经常去探望他，陪他聊天，可是我也知道，老人家内心深处的那种寂寞是我们无法帮助排遣的。薛家人都高寿，我的五叔薛季良现在还在世，已经100岁了。高寿则高寿，但是与自己同时代的人都走了，这个世界上只留下他一个人，你能想象得到那种孤独的光景……

大伯是1896年出生的，1998年离去，用传统的算法，他虚岁活到了104岁。大伯的葬礼是按照“一级上将”的规格来办的，也无所谓隆重或不隆重。只是那个时候台湾也没几个人知道“薛岳”的名字。可是最近这些年，在海峡的这边，他的名字却被越来越多的人提及。我想如果大伯地下有知的话，会很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