侄子回忆抗日名将薛岳：受日军尊重祭祀其祖坟

薛岳在战地接待记者。

薛维忠。

1942年1月第三次长沙会战后，中国军队清理战场上日军的遗体。

金戈铁马已成昨

——回忆我的大伯薛岳

因为出生于《马关条约》签订的第二年，粤北山村的一个普通农家孩子被父亲取名“仰岳”，意为敬仰岳飞，不忘自己民族经历的屈辱。长大后，这个农家孩子将名字改为一个单“岳”，以更加重“身体力行”的意味——这个名字蕴含的意味，似乎也在冥冥中暗合了这位农家子弟一生的轨迹，他，便是抗日名将薛岳。

1896年出生到1998年去世，薛岳是民国史一个重要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晚年的薛岳和二弟薛孟达、三弟薛仲述，在台湾南部嘉义乡间，过着闲云野鹤、与世无争的半隐退日子。薛仲述的独子薛维忠，也成了这段岁月一个独特的观察者。“大陆的记者要写我大伯的故事，说实话我真的很意外。”一直微笑着的薛维忠很坦诚地说。

口述◎薛维忠 主笔◎李菁

国共之间

说来有意思，十几年之前，我跟太太去湖南张家界旅游，在长沙机场等飞机的时候，我太太去书报摊闲逛，看到一本杂志封面上有《蒋介石的十大名将》的标题，是大陆出的，她就买了下来。飞机上，我们俩翻看这本杂志，越看越觉得奇怪：我们家跟中共好像有那么一点不太愉快的过去，可是这“十大名将”中有9个都被骂得狗血淋头，怎么到了我大伯薛岳这里，却没怎么挨骂？

类似的事情还有许多。每一次我们回大陆，都有一些人因为我们的“薛”姓而和我们谈论起薛岳，虽然他们未必知道我们的家世，但是谈起薛岳来都是尊敬有加，而且对他的事情了如指掌，让我很意外。

想来有些讽刺的是，现在大陆越来越多的人在津津乐道地谈“薛岳”，可是台湾这后来对薛岳却不怎么宣传，知道他的人越来越少。有一次我被台湾的一所军事大学请去做管理方面的演讲，校长晓得我的家世背景，送了我一本《中华民国国军建军史》的画册，我挺高兴地翻看。你猜怎么样？里头谈到了三次长沙大会战，可是竟然“薛岳”的名字一次都没有出现！

在国共之间，大伯的地位比较微妙：一方面，在中共眼里，薛岳是蒋介石的“嫡系”，是和他们打了几十年交道的“老对头”。可是另一方面，在国民党那边，大伯虽然是中央军的热门，也从来没有像白崇禧、李宗仁这些地方军阀那样搞过“割地自居”的事，但他又不是“黄埔系”的人，这就成了他与蒋介石关系的“死结”：他对蒋介石并不服气，蒋介石对他也不完全信任。

大伯的资历非常老。他当年是追随孙中山而参加革命的。我们薛家祖籍在广东乐昌，是粤北的一个小山村，我的爷爷薛豪汉虽是普通农民，却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大伯是1896年出生的，正好是《马关条约》签订的第二年，所以爷爷就为自己的第一个儿子取名“仰岳”，敬仰民族英雄岳飞之意。大伯后来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一个单“岳”，意思是不仅仅要敬仰岳飞，更要身体力行。

当时革命风潮在广东一带兴起，大伯也深受影响。虽然当地人轻易不离开故土，但是15岁那年，他还是说服父母，离开家乡到广州学习军事，从此开始戎马生涯。大伯很早就加入孙中山创建的粤军，当年他因为“革命党”在安南被捕时，孙中山先生还亲自出面与法国人交涉营救他。

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不久，1922年，26岁的大伯任孙中山的大元帅府警卫团第一营中校营长。6月1日，大伯带着警卫营，陪同孙中山先生回到广州，驻扎在总统府。孙中山与夫人宋庆龄住在粤秀楼。6月16日，孙中山十分信任的陈炯明突然发动叛变，以4000人围攻总统府——很多年后，大伯和我们在家里聊天时曾回忆过当时的细节。他告诉我们，本来他们要先把夫人送走，但宋庆龄很了不起，她坚持让警卫人员把孙先生先带出去。她说：“孙先生要紧，孙先生走了他们不会拿我怎么样。”是大伯他们这些警卫人员护卫着孙中山与宋庆龄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刻，这段经历也让大伯铭记终生。

大伯一生经历了无数风浪，对很多政治人物不以为然，但是他终其一生，却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后期在台湾的时候，有时我对他说：“大伯，我们去教堂吧！”他说：“去什么教堂，我是‘国父教’的！”当年跟随孙中山的将领，谁会对蒋介石服气？

北伐完成之后，蒋介石整编部队。大伯的第四军虽然战绩卓著，却被缩编为第四师，军中的精英也被打散到各个部队。大伯心灰意冷，有意辞归乡里。大伯后来回忆，他途经南京时向蒋介石辞行，蒋介石对他说：“并非我对你不好，是何敬之(注：时任军政部部长)不谅解你！”大伯心灰意冷，他开始学习德语，准备到德国深造军事。

此时，蒋介石正准备发动对中共的第五次“围剿”。准备去美国洽购棉花的宋子文临行前与蒋介石会面，宋子文向他建议，最好能征召薛岳来江西“剿共”。蒋介石也深表认同。宋子文马上发了一份电报给我大伯。正在香港九龙埋头学德文的大伯从九龙直奔南昌行营见蒋介石，且被委任为第三路军上将副总指挥，负责协助陈诚“剿共”。从1933年起，他亲自参与了历次战役，和共产党周旋了无数次。湘江之战中他也让红军吃了不少苦头，所以后来有人说，“薛岳是红军长征路上最为头疼的敌将”。红军长征时，他率领国民党中央军8个师穷追不舍，确实给红军造成很大威胁，可以说红军走了两万五千里，他长追了两万里。他和中共很多领导人交手多次，也成了“不打不相识”的“老朋友”。

其实大伯跟共产党的很多高级干部很熟，他和叶剑英同是老广，早期更是“兄弟兄弟”地互相称呼。我父亲跟邓小平也很熟。邓小平到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我父亲薛仲述也在法国多佛尔航校学习开飞机。我父亲后来也常常会提起周恩来、邓小平这些人，他也很尊敬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