侄子回忆抗日名将薛岳：受日军尊重祭祀其祖坟

赫赫战功

1937，淞沪会战爆发时，大伯还驻守在贵州。他连续三次请命，要求到前线抗战，最终得到蒋介石应允。9月17日，他到达南京，被任命为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归第三战区左翼军总司令陈诚指挥，投入淞沪战场。他们在蕴藻浜南岸一带坚守半个多月，虽然伤亡巨大，但也给日军很大打击。

淞沪会战中，大伯还有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11月初，日军从杭州湾登陆，向中国军队发起猛攻，为了掩护主力部队撤退，大伯一直坚持到11月11日。当天傍晚，他正在安亭司令部与67师师长黄维通电话时，突遭日军攻击，通话中断。他急令特务营抵抗，同时率司令部人员撤退。途中他的车又遭日军袭击，司机、副官和卫士都中弹牺牲。此时大伯正感冒发烧，声音已经嘶哑，他急忙打开车门，跳到路旁的稻田中，幸亏他水性好，才游过河沟幸免于难。

1938年6月，日军进攻武汉，大伯出任武汉卫戍区第一兵团总司令，他指挥军队在万家岭一带，重创山下奉来兵团，俗称“万家岭大捷”。这是中国抗战中唯一一次几乎全歼日军一个师团的战役，至今还被很多人提及。

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大伯最为有名的战绩，当然是三次长沙会战。

国民政府原来是不准备守长沙的。蒋介石的意思是，守着阵地打，守不住就走，避免决战，保存实力。当时大伯接到命令，在长沙死守两个星期，一旦压力太大守不住，就把部队后撤到湖南醴陵、衡山、湘潭地区，放弃长沙以北。可是大伯又来了倔脾气：“什么挺不住？我老薛一定挺得住。”为此白崇禧和陈诚专门乘飞机从重庆到长沙，面劝他。大伯坚持不撤，还斥责他们俩是懦夫。陈诚和白崇禧没办法，只好无功而返。

当天晚上大伯把电话直接打到了重庆，找蒋介石请战。当时蒋介石已经入睡，是宋美龄接的电话。大伯在电话里跟宋美龄说：“我就要在长沙打，打败了我自杀，以谢国人；打赢了算我抗命，你们枪毙我！”宋美龄告诉他不要激动，由她向蒋介石转达。第二天宋美龄就给大伯打电话：“伯陵兄，委员长讲过了，你要有这个信心你就在这里打，这个时候我们难得有这样的信心，有这个信心我们为什么不要呢？你这不是抗命，现在委员长重新下个命令，配合你。”后来蒋介石补发了一条命令：“在长沙打！”

在长沙会战中，大伯开创的“天炉战法”至今还被很多军事迷们津津乐道。大伯晚年的时候，台北的“中央研究院”为他整理了一本回忆录。有时他们在采访的时候，我就坐在旁边听。大伯用他的一口湖南官话跟对方侃侃而谈——我们家乡在粤北，靠近湖南，讲起普通话来与湖南话很接近，大伯最爱提及的，也是“天炉战法”。他后来解释说：当日军发起进攻时，在保存自己的情况下，部队先节节抵抗，节节后退，尽量地拖累和疲耗敌人，然后向斜侧后方山地撤退，绕到敌人的包围线外面去，从更大的层面上形成对日军的反包围，砌成两面“天炉之壁”。同时，在中间地带，彻底地破坏交通道路，空室清野，诱敌至决战区域，而断其后路，从四面八方构成一个天然“熔炉”，最后歼灭包围之敌。

大伯当时有一个口号：“化路为田，运粮上山。”就是把路统统破坏掉，使敌人的机械化部队没办法活动，田埂也被缩小到只有一尺之内，穿皮鞋的日本军人在田埂行军也十分困难；运粮上山，把老百姓同部队的粮都运到山上藏起来，使敌人不能够就地补给，不留一口饭给敌人吃。

日本人在长沙会战中吃尽了苦头，他们称薛岳为“中国战神”、“长沙之虎”，对他心生畏惧。有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也是真的。抗战后期，日本人打到广东来，快到我们粤北老家时，留在家乡的二伯也跟着乡亲们一起逃到附近的山上，他们很担心日本人知道这是薛岳的家乡后，会来报复。可是日本人到了后，非但寸草未动，还把我们的祖坟清得干干净净，杀鸡杀羊杀牛来祭祀。就是因为大伯把日本人打得落花流水，他们觉得薛伯陵(薛岳)是一个英雄。

大伯很早就声名远扬，抗日战争更为他赢得赫赫威名。1942年1月，大伯获得国民政府颁发的象征最高荣誉的青天白日勋章；1946年10月1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授予他“自由勋章”，以表彰他的战功。在中国赫赫有名的美国“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将军的遗孀陈香梅女士，后来在美国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叫《一千个春天》(A Thousand Springs)，我高中的时候就买来看了。那本书里讲到，抗战时期，天上有一个“flying tiger”(飞虎)是陈纳德，地上有个“running tiger”(奔虎)就是薛岳。这是相当高的评价。

“兄弟相争”

征战多年的大伯其实特别渴望宁静的生活。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大伯在江西主持受降仪式后，他立即解散了长官部，也推辞掉山东省主席兼济南绥靖主任，从南昌迁到上海，决心“解甲归田”。薛家兄弟5个，从来没有分过家，一直是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薛家以前非常穷，后来大伯带着我爸爸薛仲述、四叔薛叔达、五叔薛季良从军，二伯薛孟坚在家里管家。其他四兄弟打拼赚了钱之后就往家里送，二伯在家乡买田买地，慢慢就把家业给兴旺了起来。

那时候，我父亲和四叔、五叔还都在前方打仗，我和母亲就住在大伯家。我们在上海住的房子很漂亮，前面有很大的一个院子，这幢房子以前是汪精卫的家，后来被没收，给了大伯住。

可是那时候的情势，也注定过不了他想要的那种生活。眼看国共即将展开厮杀，我还记得大伯那时经常在家里念叨：好不容易打完八年抗战，老百姓吃了那么多苦，为什么打完日本人又要打自己人？何必自相残杀！言语间很是痛惜。大伯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同门师兄弟，共产党的方式是自下而上，国民党从上往下，两者都是为了国家，殊途同归。”所以他当时曾提出这样一个建议：以山海关为界，把东北交给共产党，共产党的共产主义做关外，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做关内，“公平竞争”。这个看法和老蒋产生了严重冲突，据我所知，这也是他俩矛盾的导火线。

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后，大伯注定过不了他想要的那种生活。当时任参谋总长的陈诚，受蒋介石委托，两度召见他，第一次要大伯当陆军总司令，被大伯婉言谢绝；第二次陈诚又要让他任海军总司令，大伯以自己非海军出身为由，推辞不就。不久，蒋介石亲自召我大伯到南京，要他接替顾祝同，出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这一次，大伯感到难以推辞，只好再一次披装上阵。

那是1946年5月，我已经在上海读小学一年级了，起初觉得“主任”好像不是什么大官，没有“司令”听起来那么威风，很多年后才知道，这一位置可是非同寻常。他下面管了几十万大军，可以讲当时国民党最精华的部队都在他手里。为什么要选在徐州呢？你看《三国演义》，看中国古代历史，徐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它刚好在中国南北的中间点上，无论铁路、公路都是枢纽之地，所以蒋介石也必然要在这里设立“绥靖公署”，对付共产党。大伯在这里坐镇，与陈毅、粟裕在华东对抗。粟裕对他有一评价，说他是“国军中的干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