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容：《发现另一个湖南——抗战纪》背后的故事

邹容：一个国家对待老兵的态度就是对待未来的态度

我们当时谈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幸存老兵的问题，待会还要看一些图片。这也是我在采访中备受困扰的一部分。我去昆明见二战历史学者戈叔亚先生，他研究二战的历史，在世界上很有声望，很多的老兵来找他，他手里有很多中美日三国老兵的照片，完全是三个样子。中国老兵最不忍让人凝视，照片中那种窘困，迷茫，和美国的老兵，哪怕是侵略国、战败国日本的老兵的神情是不一样的。我当时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戈叔亚就跟我讲，你看这个照片就会知道，中国还要吃日本人的亏，如果一个弱国认为自己弱，但是不明白不反思自己的弱，那肯定还会再输。现在我们中国对待历史的态度就明显是一个弱国的态度。我当时很武断的认为，一个国家对待老兵的态度就是它对待历史的态度，对待历史的态度也肯定是它对待未来的态度。老兵是这样的处境，国家对待他们是这个态度，基本上反映出国家对待未来的态度。

因为幸存的老兵完全是依赖一些民间组织的捐款，在经济上做一些援助。后来，我也被反复追问过，除了经济上的援助，这些抗战老兵，最需要的还有什么？湖南有个志愿者公益组织“老兵之家”，他们从2005年开始找这些抗战老兵，组织捐款去看望他们。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些老人在见过他们之后就迅速地离世，这让他们压力很大，说找到一个老兵，该不该去慰问他，去看他。总担心去看了之后，过不了多久有消息传来，这些老兵离世了。他们自己分析说，他们一辈子一直在等的就是一个最起码的认可和礼遇。有一个志愿者小航（音）和我讲，有个老兵去世，通知了志愿者。志愿者一进门，儿女就都跪下磕头，说这是父亲临终特意交代的：这一辈子只被这群人认可过。我们报社在2008年组织一批人重走抗战路，又去了原来去过的一位云南抗战老兵家里，但是家里人说，上次你们来过的冬天（也就是在跟我们相见后的两三个月，当时见面是2005年9月，觉得老兵精神还很好），他就去世了。

这些八九十岁的老兵，他们最需要的还能有什么？我们的一个编辑曾经跟我讨论，《抗战纪》写尽了抗战将士的英勇壮烈，但是很少拿出篇幅来“痛斥日寇”，只是引用日本方面的战史资料。他说印象深刻的只是在常德会战那章中说日军留下的标语为“无耻呓语”一处。他说你写抗战，“仇日”好像不是你唯一的情绪指引？对于这个，其实当时我就考虑过。我写稿子的时候就想，这个书绝不会让“仇日”的情绪来主导。我好像更在意，更“仇视”的是我们自己。我们了解过什么，我们记住过什么，我们抹杀过什么。不解决这个问题，仇别的谁都没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