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形象的历史诠释及其演变

四、明末清初：民族志士的屈原

明末清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一个正统的汉民族王朝被推翻，一个在马背上兴起的少数民族新王朝迅速崛起，席卷并统治了全中国。这在历来自认为处于世界中央、强调夷夏之辨的中土学者心里，是难以接受而又不得不面对的政治现实。严酷的现实令人别无选择，学者只能在著述中寄托民族气节与孤愤情怀。于是，历史与现实之间发生了奇妙的叠合，学者从屈原时代朝廷的纷争中仿佛看到了晚明朝廷党争的影子，从屈原力主抗秦中仿佛听到了抵御异族、保卫家国的战斗号角。学者在历史的想象中与现实相遇，在对文本的诠释中谱入了当下的情感。屈原由此而成了富有民族气节的爱国者，成了一个夙志抗敌的英雄，成了满怀孤愤的志士。

《楚辞笺注》的作者李陈玉崇祯年间曾官武塘令、侍御史，明亡之后披发入山，隐逸不仕，以著述终身。与他同时代的魏学渠在《楚辞笺注序》中说：“（明亡之后）先生慷慨弃家入山，往来楚粤间，行吟泽畔，憔悴踯躅，犹屈子之志也。……有《离骚笺注》数卷，其词非前人所能道。然而涉忧患、寓哀愁，犹屈子之志也。”钱继章在《楚辞笺注后序》中则形象地描写道：“先生北望陵阙，流涕泛滥，屈平之《涉江》而《哀郢》也。继而遁迹空山，寒林吊影，乱峰几簇，寒猿四号，抱膝拥书，灯昏路断，屈平之《抽思》而《惜诵》也。先生之志，非犹屈平之志乎！”尽管就历史的内容而言，战国时代与明末清初的历史情景绝不相似，然而这并不影响他们心灵感会的异代相通。

王夫之《楚辞通释》写成于清康熙二十四年（1688年），这时，他已经是一个岁月垂暮的老人了。清兵入关时，年轻的王夫之曾经与人组织衡山起义，抗击清军，失败之后投奔南明桂王政权。桂林陷落后，他才逃回家乡，知事不可为，退而著书，但仍然无法忘怀故国之戚，在《楚辞通释》中，隐然以屈原自命。他在书前《序例》中说，自己所处与屈原“时地相疑，孤心尚相仿佛”。在《九昭序》中又说：“有明王夫之，生于屈子之乡，而遘闵戢志，有过于屈者。”

从时局看，屈原生活于楚国将亡之前，而王夫之生活于明清易代之际。从身世经历看，屈原与王夫之都曾致力于挽救国家危亡的抗争，都曾深切地感受到朝廷“党争”之祸。王夫之参与永历政权时，曾被谗毁，险遭不测。这一段经历在王夫之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隐痛。他在《离骚》注释中说：“李杜（指东汉名士李膺、杜密）戮而党锢兴，赵朱（指南宋的赵汝愚、朱熹）斥而道学禁，盖古今之通恨也。”在这里，王夫之假借汉末“党锢之祸”中遇难的李膺、杜密以及宋代“庆元党禁”中的受诬者赵汝愚、朱熹来抒发自己的感慨。他认为，谗邪小人盘踞要径，上下勾结，党同伐异，使贞人君子不得进取，这在古今没有两样。他还结合自己的心理感受，又道：“忠贞之士，处无可如何之世，置心淡定，以隐伏自处。而一念忽从中起，思古悲今，孤愤不能自已。”这里所抒发的贞士失志、隐伏山林、孤愤难平的心情，明显吐露的是王夫之内心的郁勃不平之气。

王夫之注《楚辞》时，抗清的武装力量已经被扫平，清王朝已经统一天下，所以，王夫之只能在注释中曲折地表明自己的民族感情。他在《九昭序》中自称“有明王夫之”，也就是不承认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在《九昭·荡愤》中，他甚至设想了一段兴师讨秦的次第经过，即“诛凤皇于西母，诘怀王不返之故，使自服罪。意秦人多诈，必伪请和以诱我。叱风伯使勿迟回，不听其甘言而决于致死”，继之“以誓死之气，与秦争存亡。兵甫交而秦可破，夺武关，临渭水，秦且西溃。逮怀王之未死，迎之以归”，又云“秦人积怨于天下，如秋霖之害良稼。诛其君、吊其民，息天下之祸，如涤阴翳而睹青天，迄于西极而后已。”在《荡愤》题下注中王夫之总结道：“楚之誓不两立者，秦也。百相欺、百相夺者，秦也。怀王客死，不共戴天者，秦也。屈子……放窜之余，念大仇之未复、夙志之不舒，西望秦关，与争一旦之命，岂须臾忘哉！”这里所描写的情景，更多的只是表达王夫之反抗清廷统治的现实幻想而已。

五、近代：屈原形象的新变

20世纪以来，西方的社会学说、学术思想与文艺作品潮水般地涌入中国，造成中外文化的大激荡、大整合、大融汇。传统的屈原形象在新的文化思潮面前发生深刻的裂变，新的屈原形象带着新的时代气息不断地涌现出来。

清末王闿运在《楚辞释》中，将屈原塑造为纵横捭阖的策士。关于屈原的生平遭遇，本来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以及《新序·节士》中皆有记述，细节虽然不尽相同，但大体是一致的。王闿运却对此作了一番独特的描述，称屈原在朝名高德盛、专权用事，主张联合齐国、通款于秦。在楚怀王入秦后，他先是积极谋使怀王归国，后来又密谋废掉顷襄王，另外寻求楚宗室中的贤者以立为王。一部《楚辞》，被王闿运解读成了烛影斧声、千古之谜式的宫廷政变的秘录，而诗人屈原则成了一个纵横家式的人物。

“五四运动”以后，在现代学术的背景下，《楚辞》研究取向更加多元、内蕴更加纷纭、色彩更加斑驳。在不同学者的笔下，屈原被分别描写为一个有洁癖的单相思的“殉情者”、一个文学弄臣、一个以宗教为职业的巫官等。甚至还有学者认为屈原只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连其存在与否也仿佛成了问题。

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占据学术主流的是说屈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反映了新兴阶级的政治要求”、“诗人一生的历史就是同旧贵族腐朽势力作斗争的历史”，还认定“他的悲剧也就是楚国和楚国人民的悲剧”。显然，这一时期屈原的形象塑造，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被高度意识形态化与政治伦理化了。在70年代初“评法批儒”运动中，又有人把屈原说成是与儒家相对立的“法家诗人”。80年代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输入，有人则试图从心理分析的层面透视屈原，说屈原是一个有着幻视、幻听、幻觉、孤独症、自恋症、易装癖的病态狂人。

总之，自从“楚辞”诞生以来，其传播与接受中，屈原的形象随着时代、学术思潮的流转而处在不断的变迁之中。从一个悲剧的人物、一个矛盾的形象、一个忠臣的楷模、一个志士的榜样，到一个纵横家、一个殉情者、一个职业巫官、一个孤独的自恋者等等，对屈原形象的诠释可谓极尽其变。可以肯定，这种对于屈原形象的重新塑造将永远不会停止，未来新的时代、新的学术思潮，还将会催生出新的屈原形象。

历代接受者塑造出了各自心目中的屈原形象，以作为自己修炼和实践的榜样和目标。这同时也是对其所在群体精神品格的重新确认，他们明屈原之志，感屈原之遇，也是明自己之志，感自己之遇。对屈原的诠释于是成为接受者探求理想、释放焦虑、自我确证和自我批判的心理历程，屈原接受史实际上成为接受者的个人心史，同时也是他所在群体的政治、文化心态的折射与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