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形象的历史诠释及其演变

三、宋代：圣贤的屈原

宋代兴起的理学思潮，对于《楚辞》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宋代学者看来，孔孟之后、荀子之前，是儒家伦理堕落的时期。《诗经》的讽刺之旨，《春秋》的微言大义，在这一时期都湮没无闻，独有屈原孤身一人担当起君臣伦理的道德责任。于是，屈原被重新塑造成一个忠君爱国的圣贤形象。他眷顾楚国，系心君王，在道义倾颓、伦理衰落时期不愧为儒家思想承前启后的中流砥柱。

两宋时期，晁补之、洪兴祖、朱熹都是《楚辞》研究的大家，他们对屈原的形象皆作如是观。晁补之在《鸡肋集·变离骚序》中说：“《诗》亡，《春秋》又微，而百家蜂起。七国时，杨、墨、申、韩、淳于髡、驺衍、驺奭之徒，各以其说乱天下。于时大儒孟、荀，实羽翼六经于其将残。而二儒相去百有余年，中间独屈原履正著书，不流邪说。盖谓原有力于《诗》亡、《春秋》之微……而独推原与孟子先后，以贵重原于礼义欲绝之时。”可见，晁补之认为，《诗三百》讽刺之义，战国时已经消散殆尽，至屈原出而得以振兴，屈原的人格与作用相当于孟子。

洪兴祖在《楚辞补注·离骚后序》中，则将屈原比作商代末年为国献身的忠臣烈士比干。他说：“忠臣之用心，自尽其爱君之诚耳。死生毁誉，所不顾也。故比干以谏见戮，屈原以放自沉。比干，纣诸父也。屈原，楚同姓也。为人臣者，三谏不从则去之。同姓无可去之义，有死而已。”洪兴祖认为屈原之忠包括忠君和忠于宗族的两层涵义，他大力表彰屈原忠君爱国的精神，还将屈原的作用无限夸大，以为楚国兴亡系于屈原一身，从而将其行为高度政治伦理化。洪兴祖将“以死讽谏”解读为屈原自沉的动机，即“生不得力争而强谏，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所以，屈原“虽流放废斥，犹知爱其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义尽矣”。于是，“讽谏”也就成为了屈原“忠君爱国”精神的核心。

朱熹也极力表彰屈原忠君爱国的人格。他说：“屈原一书，近偶阅之，从头被人错解了。自古至今，讹谬相传，更无一人能破之者，而又为说以增饰之。看来屈原本是一个忠诚恻怛爱君的人，观他所作《离骚》数篇，尽是归依爱慕、不忍舍去怀王之意，所以拳拳反复，不能自已。何尝有一句是骂怀王？亦不见他有偏躁之心。后来没出气处，不奈何，方投河殒命。而今人句句尽解做骂怀王，枉屈说了屈原。”朱熹极力扭转汉儒对于屈原狂狷的指责，他说：“夫屈原之忠，忠而过者也。屈原之过，过于忠者也。故论原者，论其大节，则其它可以一切置之而不问。论其细行，而必其合乎圣贤之矩度，则吾固已言其不能合于中庸矣，何尚说哉！”朱熹绕开屈原行为合不合乎中庸的问题，而是从其所谓狂狷行为中解读出忠君、爱国的动机：“窃尝论之，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于是，朱熹将屈原进一步伦理化、儒家化，最终扭转了对屈原的评价，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明代前期。

如果说汉唐时代，在屈原身上或多或少地还保留着诗人作为自然人的狷介之气、怨尤之感、愤懑之情，那么到了两宋时期，在理学思想的映照下，屈原个性中此类“杂质”便被淘洗干净。宋人心目中的屈原，既是儒家伦理的承当者和传承者，又是儒家尽力推崇的忠君爱国之士。屈原被重新定位成一个标准的忠臣圣贤的形象。然而，屈原形象在被净化的同时，也被悄悄地异化了。

宋代诗词作品中的屈原，更加显得光影纯粹、熠熠生辉。司马光在诗中称赞屈原有着白玉般的纯洁，有着幽兰一样的馨香。尽管屈原一生屡遭挫折，然而责任全在“令尹”身上，屈子被疏仍然不怨怀王。诗人自沉而死，冤骨销于寒水之中，他的“忠魂”却回到了故乡。他的《楚辞》流传于世，依然与日争光！诗中屈原的形象，明显经过了理学思潮的重新诠释与改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