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形象的历史诠释及其演变

两千多年来，不同时代、不同学者的笔下有着不同的屈原形象。两汉人心目中悲剧的屈原，宋代以后逐渐被塑造成为忠君爱国的圣贤，明清之际遗民学者笔下的屈原则是富有民族气节、满怀孤愤的爱国志士。20世纪以来，随着中西文化的整合与融汇，传统的屈原形象发生深刻的裂变，屈原被分别描写为一个纵横家、巫官、有洁癖的殉情者、法家诗人，还有人认为屈原是一个“病态狂人”。屈原形象的接受史既反映了接受者的个人心史，也折射出历史群体的政治及文化心态。

一、两汉：悲剧的屈原

在西汉文人的心目中，屈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生活在一个是非混淆、政治昏暗的时代，那时，谗邪小人得势横行，忠贞之士却遭受迫害。在这样的社会，屈原遭到放逐，被迫自沉而死，他的悲惨结局自然引起了后世深沉的同情。

在贾谊笔下，屈原生活的时代一切都是颠倒的：猫头鹰在天上飞翔，鸾凤却深藏起来；小人得志尊显子却不得其用；正直廉洁的人（卞随、伯夷）受到诬蔑，强横残暴的人（盗跖、庄）却得到称誉；宝剑被贬为钝口，铅刀却被说成锋利；国之重宝周鼎被抛弃，空瓦罐却被当成宝物；疲牛跛驴骖驾着马车，千里马却拉着沉重的牛车；帽子本应戴在头上，现在却垫在脚下，被汗水湿透。这就是楚国的时局，在如此铺陈中，屈原的悲剧形象自然地凸显出来。贾谊的这段描述，确立了汉人缅怀、悼念屈原的基调。

东方朔《七谏》对于屈原的人生道路进一步作了具体的描写，在《初放》中，他说由于楚王失察，导致屈原被弃于草野。在《沉江》中，他先后提到了管仲、申生、比干、箕子、伯夷、叔齐、伍子胥等忠诚于国却蒙冤遇祸的前代贤臣。这些无不清楚地表明，在西汉文人心目中的屈原，是一个蒙受冤屈、为国捐躯的贤者。《七谏》中写道：“忠臣贞而欲谏兮，谗谀毁而在旁”，“怀计谋而不见用兮，岩穴处而隐藏”，“听奸臣之浮说兮，绝国家之久长”，“怀砂砾而自沉兮，不忍见君之蔽壅”。忠君忧国、受谗被放、愤而沉江，这就是屈原生命的三部曲。其他西汉文人笔下的屈子形象，亦大致如此。

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经学便上升成为汉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并迅速建立起自己的话语霸权。此后，对于《楚辞》中所表现的屈原人格，便出现了贬责的意向与负面的批评。班固在《离骚序》中，一反自己当年对屈原的推崇与赞许，认为屈原应该明哲保身，而不是露才扬己，指责屈原作赋“责数怀王，怨恶椒兰”的做法，又批评屈原沉江而死，乃是狂狷之举。班固前后不同的两种态度，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价值选择：强调屈原的忠信，乃是将批评的矛头指向昏暗的朝廷政治，指向陈旧而僵化的社会体制；而强调屈原性格的“狂狷”，则是将责任归咎于屈原的人格缺陷。前者要求改革朝政与社会，后者则要求文人泯灭个性，以适应社会。从班固的转变可以看出，强大的经学主流意识形态对于士人心灵的压迫，不仅改变了士人的学术观念，而且改变了士人的人格标准。

后来，尽管王逸对班固的观点感到不满，但也没有否认屈原作为狂狷之士的形象，只是对这个形象的内涵进行了不同的诠释：“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然后忠立而行成，荣显而名著。若夫怀道以迷国，详愚而不言，颠则不能扶，危则不能安，婉娩以顺上，逡巡以避患，虽保黄耈，终寿百年，盖志士所耻，愚夫之所贱也。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

在王逸看来，屈原是那种颠能扶国、危能安邦、“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的志士。如果说班固批评屈原自沉所表现出的狂狷倾向是要强调儒家的中庸思想，那么王逸称赞屈原自沉所表现出的狂狷之举乃是为了彰显儒家的道义精神。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兴起、佛教传入，学术思想的时代主流发生重大转变。经学的藩篱被打破，人的自由精神增强，文学的自觉意识进一步发展。文学研究不再是经学的附庸，而是显示出独立的品格与绰约的风度。如果说汉代文人主要是以经学的眼光审视《楚辞》，那么魏晋人便从更为广泛的角度，主要是用文学艺术的眼光来欣赏《楚辞》。但是，南朝齐梁之际刘勰的《文心雕龙》对楚辞和屈原的立论还是沿袭了汉人的基本思路，即“文辞丽雅，为词赋之宗，虽非明哲，可谓妙才”[3]（第46页）。同时，随着玄学的昌炽，《楚辞》进一步融入时代文化的主流，成了名士风流的精神食粮。《世说新语·任诞篇》记载：“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可见，在名士的眼中，《楚辞》不再是儒教经典的“别体”，屈原任诞潇洒的人格成为自由与艺术的展现，其超越世俗的行为方式成为当时人生风度的载体。

二、唐代：矛盾的屈原

在批判六朝玄虚、风气萎靡的文化思潮的基础上，唐代建立了多元文化并存互补的格局，不同的思想呈现出相互排斥又相互融合的态势。文人思想活跃，精神开放，注重心灵情感的抒发，对于思想理论保持宽容的态度。基于不同的文化视角，文人对于《楚辞》的评价则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他们心目中的屈原形象也呈现出多面并相互矛盾的品质。

初盛唐时期，学术视野开阔。屈原的精神品格及文学风采作为一种文学遗产受到广泛的景仰，成为叹赏及歌颂的对象。魏征等撰《隋书·经籍志》说屈原之作“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后之文人，咸不能逮”。另一个朝廷大臣令狐德棻主持修撰的《周书·王褒与瘐信列传》也说：“（屈原）作《离骚》以叙志，宏才艳发，有恻隐之美。”仰慕、追踪屈原的文采风流，更是诗人们发自内心的歌咏。李白《江上吟》曰“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杜甫《戏为六绝句》曰“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可谓其中的代表。

安史之乱爆发，唐帝国迅速走向衰落及动乱。中晚唐朝廷政治腐败，皇室衰微，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社会的变迁牵动文人纷乱的心绪，引起学术思想的转变。中唐时期的文人更加看重《楚辞》的社会价值，更加强调屈原形象中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韩愈上承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提出“不平之鸣”说，将屈原列为善鸣之士。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说：“太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韩愈在彰显一个人面对人生苦难、产生怨情的必然性和抒发怨情的必要性的同时，将“不平之鸣”视为士人的一种社会责任，这也是韩愈一贯以明道为己任的表现。裴度《与李翱书》亦曰：“骚人之文，发愤之文也，雅多自贤，颇有狂态。”）这实际上是将指责昏佞、抒发“不平之鸣”解读为屈原的创作动机，从而肯定屈原形象中的抗争一面。

总的来看，热情地赞美屈原的忠贞节操、高尚人格，由衷地景仰屈原笔下的超凡想象与卓越艺术成就，构成了唐代诠释《楚辞》的主流。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少数文人对于屈原的创作提出严厉的批评。持此观点者将“诗人”与“骚人”、“词人”严加区分，以“诗人”为作者之正统，而以“骚人”、“词人”为诗流之别调。屈原则被定位为“骚人”、“词人”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