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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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阿乙

阿乙口述/黄秋霞采访整理
阿乙

阿乙

和作家阿乙的采访进行到十四分零五秒钟,他突然认真地望着我,请求道:“现在我脑袋一片模糊,我们可以终止采访吗?”在一个陌生记者面前说这句话,阿乙显得有些难堪。说完这话不久,他有些支撑不了了,直接趴在桌上。


我是一点都看不出来,阿乙曾经是个警察,正规警校毕业。


阿乙的病,慢性进行性免疫系统病,他说自己“以前每天可以不吃不睡,写上十几个小时”“现在体重虚增30斤,精力只保证每天2小时的用量”。来长沙之前,阿乙说他很不开心,认为不该出门,应该待在家里写东西,“我的人生意义就是要不停地写”。


阿乙在长沙的行程紧凑,前一天在熬吧,第二天在德思勤24小时书店,接下来还有深圳。在熬吧,阿乙碰到老朋友,情绪有些高涨,破例喝了点酒。这让他在第二天的活动里,“脑袋里一片空白,精神集中不了”。离开书店前,阿乙一直唠叨着昨天走路没走满一万步的事.他不停地打听长沙哪个地方适合散步,“把昨天没走完的路补上,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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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身体不太好,如果让我跟一个身体好的人去交换,我也不想。虽然相比别人,我会少20年寿命。每个人都该忠于自己,没什么可后悔。我只是愤怒之前在警校那三年,精力和记忆力最好的时间,却用失恋来打发。

那时,我睡在学校宿舍的下铺,把女孩的名字刻在上铺床板,每天就望着那几个字打发时间。时间实在打发不了,觉得该流点眼泪,就睁大眼睛。眼泪流出后,欣喜若狂,整个人悲伤一两个小时,都只是为打发时间。

从小,我就讨厌警察,最后却因高考分数限制,上了警察学院。在警校睡了三年,毕业后分配到家乡乡镇做警察。如果我没有逃离,按部就班地生活,到现在40岁这个年龄,在公安局应该是副处级干部。

我的逃离发生在26岁,在这之前,发生一件平凡的事情,成为触点。有天领导带着我们迎接省里一个检查员。部长年龄大,省里的检查员比我还年轻,领导还是得服从上一级别。看到那个场景,我有些厌倦,这样的人生并不是我想要的。人应该要去更大的城市,在血液未干、青春正绽放时,为什么要待在这样的地方。

那时刚流行上网,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河南招聘信息,填了份资料,诚实地告诉他们:我不会外语,不是本科文凭,然后把我写的文章发过去。第二天他们打电话过来,让我赶紧去上班。我犹豫了下,毕竟当时的身份是警察,不要被河南人给骗了。于是,我不敢辞职,就去那边,然后就没回来了。直到县城里面把我开除,算是自动离职。

离开县城、离开公务员这个铁饭碗,这件事情是对还是错?是光荣还是渺小?现在我快40岁,这个问题还没有一个答案。不像过去,觉得出走就是个光荣的事情。现在经历的沧桑和疲惫多了,一个人在外面把所有东西扛下来时,很累。为什么会有这种累?人生很多精力被透支出去了,或许我的病也是其中之一。

在外面要重新建设许多东西,比如说要有个安居的房子、建立人际关系,要赤手空拳做很多事情。如果在家乡,买房子不要考虑;恋爱也不要花什么成本,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阿姨们就会过来介绍:实验小学来了个新的女老师,然后促成见见面,成为好朋友。在外面,这一切都需要你自己慢慢来实现。

在县城里,视野固然小点,也可能像青蛙一样坐井观天。可是方法得当的话,通过不停地阅读、思考,突破井底之蛙的困局。现在,我越来越觉得这里面没有好坏之分,重点在于要什么?

当初出门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自己会成为写作者,只想做个体育编辑。如果知道我是要为写作拼命,就不会离开县城。一个写作者最希望的生活,是一来伸手、二来张口。在小县城里完全可以这样,妈妈把什么都做好,你就可以专心去写作。为什么我到三十多岁才开始写作,之前要解决吃饭的问题。

阿乙

年轻时的阿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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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运气好,一个弱小的小镇文青,遇见北岛、李敬泽、楚尘、欧宁、宗永平、许知远、王二若雅、曹雪萍、老罗(罗永浩)、王小山、许楠等那么多前辈与朋友的鼓励帮助。2010年是我最值得记忆的一年,这一年我的作品开始在《人民文学》和《今天》发表,小说集《鸟,看见我了》出版。走进这一年时,我是一个34岁的灰头土脸的文青,走过去后,已经有意气风发的意思了。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作家。老罗他们在那几年告诉我,你写的东西不错。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得到册封。我身边一些文学朋友,因为这样的册封时间来得迟,会用80%的时间来证明自己,经常悲伤、自卑,负担很重,不像我这样一身轻。他们及时的册封,是我文学上的保护人。后来为了继续重演这种感觉,我试图要跃进一下,就把健康搭进去了。

当一个人所具有的野心(或理想)过于巨大,同时他的才力过于有限,最终受到惩罚的就是他的身体。就像我,因为焦虑搞垮身体。过去,我每天可以写十几个小时,焦灼,不吃饭,晚上也睡不着,我曾把这种行为认为是勤奋。就这样,我的免疫系统坏了,祸及肺。

有段时间我的状况特别糟,出现恐惧。好几次和朋友约好,才出门又不想过去了,或者和朋友聊着,突然要求回家,我怕在外面出事,丢人现眼。后来去医院心理科,才知道自己的情况,在病友里算是最为轻微的一种,吃药就好。这种药使自己与自己的负面情绪好像远离了,也好像建立了一堵墙。

现在,如果我下午两点多开始写作,写到五点多,正过瘾时,很难离开电脑。等写到七点钟,就会发现整个人疲惫不堪,像牛一样,走都走不动,酸得要死。这个时候我会对自己极度厌恶,觉得自己是个毫无纪律性、非常差劲的一个人,连那么一点纪律都没有。

我只好允许自己每天工作两三个小时,最理想的一天是刚刚来感觉,就抽身而去,幸好我还有这种及时抽身的能力。所谓最好的赌徒,也就是在他刚赢钱时离开赌桌。我现在写得正开心时就离开电脑,否则会因为多写了700字,这一天“输光”,到第二天连那500字都不想写了。

阿乙

阿乙熬吧读书会讲座中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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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前,我是一个封闭的人。那时跟一个女孩刚好上一个星期,就被甩了,当时一脚踩上阳台,想给她看一看。后来想,人生何其傻逼,这么一个能超越芥川龙之介的人,就为了这么一个蕞尔小女子献去自己生命,成何体统。现在想想,如果没有写作这种虚荣心来支撑,我会失控的。

心理状况最难时,走路都走不动。晚上不敢洗澡,朋友叫我出门,我走几步路看到那个地方有十几公里,要打车过去,就坚持不了了。这个过程的解决,不是靠医生,医生只给我开了个小片的药丸,叫赛洛克。人生有很多负面的、阴郁的东西,就靠写作这么解决了。

我在乡下做警员的那几年,辖区有一万多人,他们温和老实,来派出所都有故事,一般有两个可能:一个受害者;一个是施害者。所以我每天接收到的信息:人几乎都没人性。那个时候的派出所就是莎士比亚的舞台,报案的人,都是身上带有很多故事的演员,具有极端的冲突。每个人都带有自己的性格、表演及谎言,他们有的是偷情、有的是杀人等。

那时我喜欢玩一个游戏,每个警察都会玩的,只是他们没成为写作人。每个来派出所的人,都会说他们受到冤枉,警察心里都会有个本能的判别:他到底有罪还是没罪。随着证据越来越多,真相大白时,我们就会去核实当时对那个人的猜测是否正确。通过这样的训练,我们对事物的判断能力增强。

可是也有个坏毛病:很多时候,我看到一个人时,就会先把这个人给判定了。我总在想:难道是我从警经验出现的误差?不然就是多年没做警察,人的变异情况已经超过了可怜的乡下经验。

所以我不擅长写阳光的东西,也不擅长把爱情写得那么圆润,本身我自己在这方面也没有太成功的经验。就如我的阅读比较重口味,如果对方不给我来一点猛料,我的耐心实际上不太够。就如我不太喜欢村上春树和一些女性作家的书,他们给我的冲击力不太够。

我做警察时看过很多尸体,这对每天在活人世界里打交道的人来说,很震惊。可是,我所看到的那些尸体,比动物的还要残忍。因为要跟着法医走,他们会开肠破肚,就像小时候看到那些杀猪的人,把猪剥开两半,放在板子上一样。

在我生病时,医生就说得我像患了艾滋病,一旦没控制好,就全面崩溃。我在医院看到全面崩溃的人,各种各样的人间炼狱,很恐怖。医生的看法,对我的心灵造成一定的摧残。住院时,一屋之内,死过两人。后来转院,某天隔壁房一片混乱,又死一人。在我最衰竭之时,卧在床上,听到楼下女童奔跑时所传出的尖利的声音也会心惊。

最近两年对死似乎坦然不少。对死我们不能太过侥幸,有时就是我们的同行者,死神从后边甩过来一杆标枪,戕害我们中的某人,使之扑倒。

只希望在我化为骨灰时,桌上有自己的作品。

本期词条

1、阿乙,原名艾国柱,作家。1976年出生于江西瑞昌。出版作品:小说集《灰故事》、《鸟看见我了》;随笔集《寡人》、《阳光猛烈,万物显形》等。曾入选《人民文学》“未来大家TOP20”、《联合文学》“20位40岁以下最受期待的华文小说家”,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及林斤澜短篇小说奖。

2、芥川龙之介:日本著名小说家,其代表作《竹林中》被改编为《罗生门》。

栏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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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团队

采写:黄秋霞

责编:周凌峰

监制:大雪

出品:凤凰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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