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泽：世有围棋之戏

“害诈争伪之道”与“藏机炼神之活法”

因为“人情所不能绝”，因为“圣人”也是人，围棋在某些历史时期，名正言顺成为宫廷游戏，成为风雅附庸。

但是，即使“有用”的围棋，也终究无法讳言其“秉性”与世俗道德的乖违：“以仁义为反道，用谲诡为明德”，它确实无关乎忠信仁义，甚至是反忠信仁义的，特别是“拟军政以为本，引兵家以为喻”（曹摅《围棋赋并序》）的时候。韦曜说：“求之于战阵，则非孙吴之伦也；考之于道义，则非孔氏之门也；以变诈为务，则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杀为名，则非仁者之意也。”唐人皮日休在《原弈》中说，“夫尧之有仁义礼智信，性也，如生者必能用手足任耳目者矣，岂区区出纤谋小智，以著其术，用争胜负哉？……岂能以害诈之心，争伪之智，用为战法，教其子以伐国哉？则弈之始作，必起自战国，有害诈争伪之道，当纵横者流之作矣，岂曰尧哉，岂曰尧哉。”

从渊源上论证围棋不可能出自圣人之手，而是战国纵横家的伎俩，正好说明了围棋与争竞，与智谋，与工具理性的关联。这样的真相，常常让人无法直视。

以兵道喻棋道，其实是很自然，很确切的。吃子占地，这是围棋的逻辑，同样是战争的逻辑，桓谭《新论·言体》谓“世有围棋之戏，或言是兵法之类也。”东汉马融之《围棋赋》云“略观围棋兮法乎用兵，三尺之局兮为战斗场。陈聚士卒兮两敌相当，拙者无功兮弱者先亡。”桓谭、马融的说法绝非无据。问题在于，孙子说，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敦煌写本《碁经》中说，围棋“不以实心为善，还须巧诈为能”。那么，以此作为围棋的宗旨，则不仅有违仁义之旨，似乎也有违上天好生之德。

然而，问题的问题还在于，儒家不可能息争泯兵，自然不能无视兵道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道家的柔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也无非是为了求得存活几率的最大化，为了“得其环中”“为万物主”，岂能不顾生存大计？那么，讳言兵道，期待的便只能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不见血腥而可以攻城略地，如果不能有这样便宜的捷径的话，就只有在理论上把类似兵道的争竞，分解为正大的与肮脏的，道德的与反道德的，分别加以处置。如此，便有了类似宋张靖所著《棋经十三篇》之《斜正篇》里的说法：

或曰：棋以变诈为务，劫杀为名，岂非诡道耶？予曰：不然，易云，师出以律，否藏凶。兵本不尚诈谋，言诡道者，乃战国纵横之说。棋虽小道，实与兵合。故棋之品甚繁，而弈之者不一。得品之下者，举无思虑，动则变诈，或用手以影其势，或发言以泄其机。得品之上者，则异于是，皆沉思而远虑，因形而用权，神游局内，意在子先，图胜于无朕，灭行于未然，岂假言辞喋喋，手势翩翩者哉！传曰，正而不谲，其是之谓欤！

把兵道纳入仁道的范围而拒绝“诈谋”，即便我们能想象古代社会的某一种战争方式如何堂堂正正，如何充满贵族气息，也只能说，充满仁道的兵道，无非是把人性的幽暗涂上必要的油彩，让输赢胜负之分通过必要的理性和程序，使你死我活的争竞显得堂皇体面一些，如果不济，便只能处之以“胜固欣然，败亦可喜”的精神胜利法了。

面对人性中一些无法回避的禀赋，譬如好胜，好色，好争，贪婪，多欲，以道德理想为中心的言说，多半以“一分为二”的方式加以安排，把某一部分与天理人伦联系起来，以便显得“天经地义”，把另一部分则视为洪水猛兽，打入另册，以便圈禁。对于围棋，也常常这样。除了把“实与兵合”的棋道，朝“正而不谲”的路径指引，把围棋与“仁、义、礼、智、信”直接挂钩——所谓“棋之为道在乎恬然，而取舍为急，仁则能全，义则能守，礼则能变，智则能兼，信则能克，君子知斯五者，庶几可以言棋矣。”（《宋史·潘慎修传》）这其中的牵强显而易见，此外，还可以把下棋过程中斤斤计较、你死我活的用心，解释为“潜斡化机，默运方略”（胡助《围棋赋》），“圆而神，诡而变”（黄宪《机论》），甚至把围棋千变万化的“象数”，干脆等同“造化”，列于“神迹”“道妙”。

这不仅升华了围棋，也升华了下棋者。

这样的论述，在棋论中，所在皆有，特别发达：“弈之为言，易也，小数云乎哉？弈者变易也，自一变而至千万变，有其不变，以通于无所不变，变之尽而臻于神，神之至而成于化也。合乎周天，尽其变化，握几于先，藏神于密，非通于造化之原者未易语此也。”（翁嵩年《兼山堂弈谱序》）“弈虽近于数，而实通乎理、入乎神、几于化。”（王国泰《弈墨序》）“夫弈之为数，参三统两四时而能弥纶天地之道也。”（明·林应龙《书适情录后》）

《鹤林玉露》中有一则掌故，说南宋理学家陆象山，少年时常常坐在临安市肆看别人下棋，一看一整天。棋工说：“官人天天来看，必是高手，愿求教一局。”陆象山回答说，自己不是。可过了三天，陆象山却前来买了一副棋，回家悬挂在墙上，躺着仰视了两天，忽然顿悟说：“此河图数也。”然后回到市肆，与棋工对弈，棋工连负他两局。

陆象山从围棋图谱悟出河图数，与朱熹从井底的一团森森白气看出太极阴阳，差不多是同一种做派和路数。这个难辨真伪的故事，表面上看是为说明日后成为大儒的陆象山，少年时便如何天赋异禀，聪明过人，实际上有更重要的暗示：道学传承中几乎成为文化图腾的神秘的河图，原来竟然是围棋所仰承的智慧之源。这样的对接，让围棋获得了更高的存在意义，下棋的人或许也将因此更有神圣感而不是负罪感。自然，这是对那些高明到不以围棋为业，甚至不以围棋为意的士大夫而言，纯粹以此“牧猪奴戏”（王思任《弈律》）作为营生的“弈人”，则无与乎这样的光荣与神圣。

围棋史上，以弈“适情”“忘忧清乐”的高明者，往往被称述为清节侠奇之士，有经略天下之才智，却自隐于棋，不以世间法为依归却比谁都懂得世间法。这样的人格、风度与生活范式，在唐宋以后的士大夫文化中，发展得越来越充分，越来越成熟。自然，驾轻就熟的裕如自在之中，已多少丧失了阮籍时代知识者那样明确的是非、个性化的立场与决绝的勇气。在不得不彷徨于“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之间的士大夫手眼中，围棋作为无言之道妙，无声之有声，可以收心静虑，遣畅幽怀，可以全真保性，所谓“老僧入定”“纵浪大化”；而作为争竞之器具，攻伐之代拟，“运智奇复诈，用心险且倾”，高明者又可以从中洞明世事，破译人心，以至由此获得人生的般若金丹，所谓“长安似弈，坏局日新”（黄俊），“落日千年事，空山一局棋”（赵湘），“局上闲争战，人间任是非”（朱熹）。

以蜗角蛮触喻棋局，以棋局喻世事营营，包括被文人墨客反复咏唱的烂柯故事，个中魅力正在于它将人生在世的空幻感，恰到好处地呈现出来，由此去拥有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聪明，机敏洞达，绝尘洒落，执著而不自丧，旷放而不恣纵。关于生存的智慧，也日见圆融，从争竞到和平，从浮躁到宁静，从兵家话语到仙家话语，从下棋到观棋（苏轼强调“观棋”的自在超脱，称自己“素不解棋”，却乐于观棋，至于“竟日不以为厌也”），从反道德到道德，从功利心到审美心，顺理成章，当下自然。

与此相应，围棋在技术上的讲究，也逐渐转化为一种“辩证法”，一种用世或者持身的韬略。强调“用战之法，非棋要道”，“取舍者，棋之大计”（刘仲甫《棋诀》），而“善胜敌者不争，善阵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乱”（宋·张靖《棋经十三篇》）。于是，以“道”胜“智”，以“智”胜“力”，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这是老子之道，也是充满魅力的中国智慧。按照老子哲学的辩证思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以无为应对有为，以忘却技巧为最高技巧，以朴拙应对精明，以出神入化应对穷形尽相，这同样是可以适用于围棋的手段，甚至可以描述为一种难得的棋品和人品，一种聪明到极致的存在方式。

获得此种存在方式的人，常常被反复称述。其中，“江湖可，庙堂可，以庙堂而暂憩于江湖可，以江湖额允升于庙堂亦可”的“坐隐先生”——晚明为官行商两不误的汪廷讷，就是精彩的范本。

汪氏自谓“性不偕俗，妄意好古”“安分知几，不与俗竞，由是室外之情熟，丘壑之兴浓，道义之念笃，是非之心淡”（《坐隐先生订棋谱自序》），在作为“盐使”赚得泼天富贵之后，大兴土木，挖山造园，掘地成湖，醉心风雅之事，赢得拥戴，说项者中多有高官显爵，说他“一于道，得于心，忘乎遇，宛如神龙，大之而乘风云，撼江海，霖雨万方，小之而盂盎之中游泳自怡不自知也，此正先圣之所谓无入而不自得者也。”（林世吉《题坐隐先生传后》）对于围棋，汪廷讷自称，托弈坐隐，“不过淘汰俗念，温养性灵，为止静之工夫，藏机炼神之活法也”，他是有心无意、无拘无束、挥洒自如的，以至让旁观者难以置辩：“谓汪君无心于弈乎，则所著述所歌咏者是何物也，彼且托迹于弈之中。谓汪君有心于弈乎，则眼前身世，彼且以棋局视之，尚安肯以弈为眷恋耶。”最终，称述者只能以禅喻之，说他对于世事，当然也包括对于围棋，就如同“终日穿衣，一丝不挂体，终日吃饭，一粒不粘牙”（程朝京《汪盐使坐隐订谱全集序》）。

如此精致的高雅，如此恰到好处的任性与顽皮，如此光风霁月的生活，当然是由充分的物质条件、足够的社会关系打造出来的，具有某种“偶像”的意味，围棋在完成这样的造像中，成为了区别于阮籍以此“胡闹”的另一个意义上的最合适不过的道具。

“无用之用”

在某种意义上，所有关于围棋的附会与夸张，不论是儒家式的义理解读，还是道家式的境界诠释，包括所谓“河洛之旨”，所谓“仙机武库”，都是士大夫文人“仰观俯察”、“学究天人”的产物，出于个人的或时代的文化用心，出于集体的认同或个人的想象，与围棋本身似乎并无绝对可靠的关联，正像他们同样可以把类似的思想和信念，寄托在其它游艺项目之中一样。

明人王世贞《弈旨》谓：“博物志云，尧造围棋，丹朱善之。彼王中郎之坐隐，支道人之手谈，雅语也；尹文子之喻音，刘中磊之兵法，正语也；杜夫子之裨圣教，班兰台之象地则，效天文，通王道，夸语也。盖孔子之谓贤于饱食终日者而已，所谓小道可观，致远恐泥者也。”此种对于围棋限定性的清明认知，在古代棋论中，并不多见，虽然最终也难免要从“见其为戏”过渡到“见其为道”，但至少没有升华到让人神智昏迷的程度。

近人徐去疾稿成于1921年的《围棋入门》这样定义围棋：“围棋乃以黑白子布列于纵横各十九线之交点互相围绕之一种游艺也”。李子干在《手谈随录》中说：“弈者，推析微茫，近于美学；布置攻取，近于兵学；穷理尽性，近于哲学。善学者触类旁通之，且与各种科学相发明哉。棋经之言曰，有用之用，不如无用之用，愿推广斯言，使人知弈虽无用，然用之焉得其道，或较世间有用之学，为更有用也。”李氏所提供的意义“发明”更加接近现代学理。恽铁樵在为《围棋布局研究》所作序言中声称：“举世纷纭，皆有所为而为，独弈者无所为而为。”谷月在《中国围棋月刊》之“弈事闲话”中说：“余意围棋之为物，性质不在于胜负，其所以有胜负者，亦犹之乎体育之有锦标，盖为启人争竞向上之心，而为提倡之意焉。”

通过肯定“无用之用”“无为之为”，王国维把“美术”“哲学”的功能和性质，从功利主义的思维定势与传统知识谱系中解放出来，徐去疾、李子干对于围棋的理解，同样不再婉转沉沦于未免夸张的玄学释义和趋于矫情变态的士大夫趣味，而回到了基本的人道——人情所不能免，还原围棋本来的旨趣，尤其不再回避围棋“争竞”的属性，认同其作为类似“体育”的游戏，虽然“无用”，却可以“启人争竞向上之心”。

自然，现代人也可以有现代人的引申、比附，褚民谊为徐去疾《围棋入门》所作序言，其中的“演义”便已超出围棋而有着令人会心的时代印迹，他对比象棋与围棋的“含义”说：“其组织上，有根本不同之点，象棋色彩封建，富有阶级；围棋一体共和，完全平等。而作战之策略，又复古今不同，象棋作战，一似上古，一一对敌，以博胜负，各子之力量与步趋，大相径庭，而统军之帅，深居简出，围棋对阵，合于现代战略，犹官长士卒，同其甘苦，亦步亦趋，一子力孤，二子进为后援，充其声势，三子继起加入，力量益见雄厚，集少增多，有若几何级数，故名之曰围棋，即合围绕而攻之意，而子数愈众，所占面积亦愈广。”

褚民谊的解读，或许近乎无稽，但是，这样的解读冲动并没有伴随围棋的“现代化”而有休止的迹象。

确实，围棋是极其简单朴素的，却又深邃复杂，充满玄机；是黑白分明，精确严密的，却又不可思议，可以无限引申；是最自由、最少规定性的，但系统联动，每一步都关乎大体，关乎生死。它似乎正有着传统中国文化与思想所特有的审美气质与诗性品格：有机，通灵，圆融，神秘，无中生有，无为有为，有限无限，圣俗一体，人神同质，道器（技）合一，工夫即本体。这甚至无法不让人联想到《易经》中八卦、六十四卦卦象所拥有的所谓属性：简易、变易而不易。似乎子虚乌有，又似乎囊括万象，似乎只是一种单纯的符号和结构，又似乎可以表征人世间的一切的一切。于是，最离奇荒诞的附会，也常常显得其来有自，而不纯粹是空穴之风。

如此，二千多年来，所有关于围棋的模糊认知、暧昧体验与神秘主义归结，就未必完全取决于古典知识谱系及其话语方式，而与围棋自身非理智可以穷尽的“玄学意味”与“人文精神”有关，它的魅力以及由此构成的言说，每每不可通译，“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以至言人人殊，无边无际（界）。

在《象棋的故事》中，伟大的茨威格曾以“小说家之言”感慨国际象棋所具有的“品德”，他说：“把下象棋说成是一种‘游戏’，这难道不是对它进行了一种侮辱性的限制吗？它不也是一种科学，一种艺术吗？……一种包含着各种矛盾的独一无二的混合物：既是古老的，又永远是新颖的，其基础是机械的，但只有靠想象力才能使之发挥作用，它被呆板的几何空间所限制，而同时它的组合方式又是无限的，它是不断发展的，可又完全是没有成果的，它是没有结果的思想，没有答案的数学，没有作品的艺术，没有物质的建筑。但是，尽管如此，业已证明，这种游戏比人们的一切书本和作品更好地接受了时间的考验，它是唯一属于一切民族和一切时代的游戏，而且谁也不知道是哪一种神明把它带到世上来消愁解闷、砥砺心志、振奋人心的，它从哪儿开始，又到哪儿结束？”茨威格对于国际象棋的解读，同样显得充满“玄学意味”，按在围棋头上，也同样有效，这也算得上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中学西学，都是人学”的一个另类的注脚吧。

结语

围棋之学，称为“弈学”，由来尚矣。从古至今，三教九流，帝王将相，未免留情，甚至有为之忘怀忘我者，有识之士对围棋之为“技”为“艺”为“道”的认知、理解与思考，虽然各取所需，却无不充满心灵之光。

围棋是一个有关中国思想与文化的意味深长的例证和样本，在漫长的传承演绎中，事实上参与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宋元以后的话本戏曲中，“琴棋书画”作为教养的象征，常常成为了叙事者和剧中人物的口头禅），影响乃至塑造了中国人的人格与精神世界。或者说，它是某种意义上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一个载体，一个隐喻，一个出口。关于围棋，言“道”言“技”，言深言浅，言“广大”言“精微”，都有足够多的材料和凭据。它曾经接纳过无数沉迷者的精力、智力和想象，慰藉、消化了他们的幽微心事、浩渺情怀和沧桑际遇。

故尔，治围棋之学，固然可以是好之者、乐之者的自我遣发，又何尝不可以包含体悟人生、认知历史、解读文明的激情和使命？何尝不可以见证乃至召唤关于世界、关于生命的大智慧？

（本文系作者为何云波著《中国围棋思想史》所作序言，此处文字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