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泽：世有围棋之戏

——一个中国思想的例证，一个中国文化的样本

引言

很多年前，为撰写一篇关于阮籍的小文，翻阅《晋书·阮籍传》，其中一段文字记忆犹新，说阮籍“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豚，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

通过强调在日常生活中的“失礼”“无礼”，来表彰阮籍包括“竹林七贤”的“魏晋风度”，表彰他们至情至性到不拘礼法，譬如阮籍的“胡闹”——母亲去世，却不管不顾继续与人下棋，有人前来吊丧，却酣饮自若，箕踞啸傲，这些出现在有关六朝文献中的故事，读起来很过瘾，也不免让人讶异，而更让人讶异的是，围棋在差不多两千年前，居然已经如此深入地参与了中国士大夫的“高尚生活”。

阮籍之后，很快有“手谈”“坐隐”之说的风靡，《世说新语》中说“王中郎（王坦之）以围棋为坐隐，支公（支遁）以围棋为手谈”，证明围棋在那个特殊又未必特殊的政治年代，已然成为知识者自外于世俗腥膻的一种话语方式，一个局外人未必懂得的额外的自由空间，甚至象征着某种真诚的持守与清洁的精神。在阮籍那里，围棋正是他以之“遗落世事”“背生忘死”（从另一个角度看，显然是他真正在乎“世事”和“生死”，因为母丧而不止一次“吐血”，以至“形销骨立”）必不可少的消遣物。

我设想，应该是围棋那种环环相扣的紧迫，那种步步为营的权衡与算计，让参与者心无旁骛，以至可以暂时忘却眼前的忧愁、困窘与险恶，这才有他不近情理的放达，而不是说阮籍有天生异于常人的脾气。《晋书》上还有记载，说大将军谢安，临百万强敌却继续“围棋赌墅”，捷报传来，也“了无喜色”。谢安的不紧张、无喜色，与阮籍的不悲伤，显然是基于同样的道理。

所谓“坐隐忘情”“土木形骸”，常常成为魏晋名士的写照，写照背后也许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生存境遇，一种对于自我以及自我所面对的世界的别样洞见与发现，一种多少与他们的身份和教养有关的忧（生）伤（世）、骄傲与狂诞，看上去风平浪静，其实危机四伏，无所用心或者虚与委蛇的应对之间，满是焦灼和煎熬。于是，不得不“别有用心”地活着，游心方外，钟情玄学，沉迷酒药，自恋自虐，“一点正经也没有”，甚至不得不像老子那样以退为进、甘居“下流”（如嵇康头面常不洗而以锻铁为乐），像庄子那样天聋地哑、长歌当哭（如阮籍长啸长醉）。在后世文人的轻薄书写中演化为传奇的“六朝烟水”“名士风流”，或许都与此有关。

我一直觉得，老庄哲学是中国知识者终于觉悟到自己无所逃于天壤之间的另一种哭泣，何况，在逐渐成为定势的体制和路径中，对于知识者，特别是对于那种“有诸己”的思想者而言，无论王道、霸道，无论庙堂与江湖，总不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让人身不由己，甚至脊背发凉。此时，围棋正可以用来转移或缓解生存境遇中的紧张焦虑，可以释放内心的压抑和风暴。

“不有博弈者乎”

作为“游戏”“争竞”之具，围棋据说产生于尧舜时代，尧的儿子不够聪明，所以“尧造围棋，丹朱善之”。这是战国时就有的说法，一切想列入正统的“道德”“人文”，都需要冠名到三代乃至三代以上，这是我们这里的祖宗成法，不必多议。“游戏”伴随人的诞生而诞生，围棋作为“博弈”的一种，在中国历史久远，这也用不着太多疑问，许慎《说文》、杨雄《方言》，都把“弈”释为围棋，而在《论语·阳货》中，孔子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博弈”总比无所用心地当活死人要好。孔子的说法很合乎日常理智。

孟子把“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列为五不孝之一，并没有全盘否定“博弈”的意思，他批评的是“好博弈，好饮酒”而“不顾父母之养”，正像一个人“好财货，私妻子”而“不顾父母之养”一样。孟子还说，弈之为数，虽然是“小数”，如果不专心致志，却是“不能得”的，即使是称为“通国之善弈”的弈秋，也无法教好那种手里下着棋，心里却念着鸿鹄将至的人。

真正给围棋一种崇高到缺氧的释义的，是班固。

在传世的《弈旨》中，他首先把围棋与靠掷骰子论输赢的“博戏”区别开来，认为“博戏”的胜负多半是侥幸，围棋则不然，不仅体现智力，甚至体现道德，不仅是对于自然的模仿，也是对于人事的拟议，所谓“上有天文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权，下有战国之事，览其得失，古今略备。”而且，按照围棋的形制，“局必方正，象则地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阴阳分也；骈罗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陈，行之在人，盖王政也；成败臧否，为仁由己，危之正也。”

在班固眼中，一张棋盘上，几乎可以读出宇宙盈亏、历史治乱、人情虚实，读出天道、人道乃至神鬼之道。这样的比类引申，出于“审美化”的思维——一种多少接近于人类学家列维·布吕尔称为“互渗律”（law of mutual infiltration）的思维，主体感受、愿望与想象，混融于客观世界，或者外在事物高度主观化，以至“物我两忘”，“表里俱澄澈”，视所有事物都是互相渗透，互相传递，互相缠绕贯通的，这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天人合一”，所谓“天地合德”，“万物有灵”，“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其中所体现的，便是一种融汇了特定自然认知、历史经验和人文理性的有机主义世界观，加上是以“比类”“隐喻”“象征”性的话语方式来表达，更加强了认知过程中的有机主义与整体主义取向。

这正是传统汉语思维所擅长而我们至今无法一言以蔽之地加以简单清算的。

除此之外，班固还对下棋者的精神状态给予了肯定性的描述，说当一个人沉酣于围棋时，“至于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推而高之，仲尼概也；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质之诗书，关雎类也；纰专知柔，阴阳代至，施之养性，彭祖气也。外若无为默而识，静泊自守以道意。”意思是说，下棋时的沉迷，可以媲美孔子说的“好学自得”“发愤忘忧”，下棋产生的情感体验，合乎儒家的诗教精神，而下棋带来的心智与身体合而为一的状态，尤其可以养性养生，阴阳调和，刚柔并济，无为默识，静泊自守，活出彭祖一样的气象。

“六艺之数”及其反面

把围棋与天地之象，神明之德，圣人之度，仙人之机联系起来，班固称得上始作俑者，后来者大体延续了他的思路。

但是，面对围棋的两难，其实远不止一端。

孔子毕竟把“博”与“弈”列为一档，在没有现代人的认知理智而可以把“博弈”之事视为人性的必然，没有现代社会的制度机制而可以把“博弈”之戏纳入多元共生的良序美俗之前，无论“博”“弈”，都难免有“玩物丧志”之嫌，甚而至于“伤风败俗”。对于“实用理性”发育得异常饱满的传统中国知识者来说，一切感性游戏之具，如果不能敦美人伦、辅成教化，难免要被讨伐，连参与了“伦理之始”的女人在很多时候也难免被指为“尤物”“祸水”，何况“妨日废业，终无补益”的围棋——“胜敌无封爵之赏，获地无兼土之实，技非六艺，用非经国”（见《三国志·韦曜传》）“下无益于学植，上无裨于化源”（宋白《弈棋序》）。因此，关于围棋“无用”的检讨，历朝历代，无时无之，包括下棋者的自我忏悔。

好在，出于“教化”与“自我教化”的需要，人们虽然常常从道德伦理的高度否定某一种“游戏”的意义，有时候却也同样可以通过上升到道德伦理的高度去肯定某一种“游戏”的意义，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的同时，不就说过“游于艺”吗？而人之为人，毕竟会有情不自禁、逸兴遄飞的时候，毕竟会有凌空蹈虚、超越饮食男女的时候，所谓“人情所不能绝”，包括功名之士，甚至包括“奉天承运”的圣上。这就好了，围棋总是有暗度陈仓、登堂入室的机会。

此种情景，汉魏以后尤其见得分明。

因为免不了上有所好，如梁武帝便“棋登逸品”，还染指过有关围棋的著述，下棋的人因此可以“应诏”“待诏”，可以获得“棋博士”“棋待诏”的身份，与从事僧祝卜艺者，一道成为皇家的职业侍从，所谓“博弈”，在义理上也可以朝“经国之大业”的方向演绎，甚至干脆把“弈之数”纳入“六艺之数”。

沈约《棋品序》说，围棋“体希微之趣，含奇正之情，静则合道，动必适变，若夫入神造极之灵，经武纬文之德，故可与和乐等妙，上艺齐工”。按照元人虞集的说法，“棋之制也，有天地方圆之象，有阴阳动静之理，有星辰分布之序，有风雷变化之机，有春秋生杀之权，有山河表里之势，此道之升降，人事之盛衰，莫不寓是。惟达者能守之以仁，行之以义，秩之以礼，明之以智，夫乌可以寻常他艺忽之哉！”而且，“其学之通玄，可以拟诸老子众妙之门，杨雄大易之准，且其为数，出没变化，深不可测，往往皆神仙豪杰玩好巧力之所为。”入神造极，经纬文武，拟诸众妙之门，大易之准，这是我们十分熟悉的致思方式与径路，几乎把儒家与道家的最高旨趣，一网打尽。

唐人刘禹锡在《论书》中曾感慨“众尚之移人”，说“今之人”“敢以六艺斥人，不敢以六博斥人”，可见围棋之类的“长技”在上有所好的前提下可以如何强势，如何有面子。关键是，理论上“有用”“无用”“有益”“无益”的分辨，骨子里其实大半取决于拥有支配力和话语权者的好恶，取决于主流文化的取舍，其功能的定位，其意义的生成，其话语体系的建构，无一不在传统思维与思想的笼络之中。

按照韦曜的逻辑，相比于经国济世，乃至于仅仅为了功名利禄，围棋也不是士人所应该沉迷的，他说：“当世之士，宜勉思至道，爱功惜力，以佐明时，使名书史籍，勋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务，当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与方国之封？枯棋三百，孰与万人之将，衮龙之服？金石之乐，足以兼棋局而贸博弈矣。假令世士移博弈之力而用之于诗书，是有颜闵之志也，用之于智计，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于资货，是有猗顿之富也，用之于射御，是有将帅之备也。如此，则功名立而鄙贱远矣。”

如果以现实目标作为参照，或者纳入现实功利的体系中，关于围棋，无论怎样高远宏大的实用性言说，都不免苍白无力，围棋也无法成为“君子之上务，当今之先急”。

事实上，无论是把围棋纳入“六艺之数”，还是旨归道家，或者与时俱进地把它与佛禅境界融为一体，正是使得围棋很难生长出属于自身的章程、逻辑与价值的原因之一。这样做，表面上似乎提升了围棋的地位，事实上却降低乃至限制了围棋应有的“专门”属性和“专业”意义。混融的整编，遮蔽乃至取代了分解的独立和自我生长，无边界的提升，反而导致“初阶”的迷失与自身规定性的斵丧，以致经、艺不分，道、技（器）两误。在没有外力作用和改变的前提下，作为“博弈”的围棋，很难走出或为“主”或为“奴”、或“神圣”或“卑微”的依附性状态而获得自主的价值空间和生存空间。

自然，这也是传统社会一元化的政治结构和整体主义的文化思维共同营造的结果。

近人意识到，中国的“达官贵人，富商巨贾，亦未尝不有嗜弈者，然其目光不过以弈为雕虫之小技，专门棋士为门下之清客，爱则招之使来，恶之挥之使去。”“围棋如是，其他学术亦莫不如是。”这是1937年1月出版的《中国围棋月刊》创刊号之“丛谈”上的说法。就在这本刊物的“发刊词”上还说，是日本人“发前人之所未发，而完成棋界之大革命”，而在近代的某些时候，欧美人士有所“不察，竟以围棋为日本人所发明”。

这就是围棋在近代中国所彰显的处境和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