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赞波：把湖南高速路拍成纪录片

“我不可以这么过！”

十七年前，他是长沙电信局员工张赞波。

工资待遇不错，是上个世纪末的安稳高福利的“好生活”，几乎一眼可见那安稳舒适的后半生。

但他发现，诗人张赞波走丢了，那个湘潭大学风华文学社的社长早已“风华”不再。

放下了笔，拿起了酒瓶，“诗歌也没写了，经常大伙儿一起喝酒，醉生梦死。”

三年时间一晃而过，“我不可以这么过！”

张赞波决定考研究生，那是二十一世纪初的“稀有物种”。务农的父母反对，因为丢掉了一份“安稳”工作。

然而，“反对无效！”清瘦帅气的张赞波，却个性果断坚韧，清澈而坚定的目光，很难让人忽视其存在，“我决意要做的事，爸妈知道是拦不住我！”

然而，此时，他还并不知道，选择什么专业，考哪一个学校？读研，似乎仅仅是他逃离“平凡生活”的一根救命稻草而已。

“原来电影还可以这么拍！”

命运开始以一连串偶然的方式，安排他与纪录片的重逢。

2001年，张赞波翻开一本旧书《浮生六记》，一张北京电影学院的招生简章赫然出现，“行，干脆就考电影学院。”

如此草率？实际上，早在1998年，贾樟柯在《南方周末》发表《业余电影时代即将到来》时，“我当初看了，很有感触，以前的电影都是高高在上，极少数的人才能拍电影，但随着DV时代的来临，普通人也可以拍电影，那么，是不是我也可以。”

然而，此时的张赞波，与普通人一样，都是从影院接受电影教育，片子看得很少，但他似乎看到时代撕开了一道裂缝，技术的革新赋予普通人表达自我的方式。

2001年，张赞波来到北京，准备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考试，如果你在此时走过北大东门，或许能看到张赞波在VCD店徘徊的身影，“电影都是用VCD刻录的，牛皮纸的信封装着，每一张都很贵，差不多45块钱，一部电影要买两张，也就是90块钱。”

舍不得买太多，于是，张赞波将《过年回家》、《梦旅人》、《红白蓝》、《巫山云雨》等花高价买回来的电影看了一遍又一遍，惊叹“原来电影还可以这么拍，与以前的电影完全不一样！”

其中，《巫山云雨》的导演章明，恰恰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老师，并开始招收研究生。

于是，原本计划考文学系的张赞波，果断投入了导演系的怀抱。

“惊喜地发现星光的馈赠”

大学三年，学剧情片的张赞波几乎从未曾想到，有一天他会跑到湖南湘西拍一部有关道路的纪录片，甚至内心里也不屑于只会“照搬现实”的纪录片。

研究生毕业后，他成为独立影评人，发表数十万字电影评论和研究文字后，还在寻找自己的方向。

直到2008年6月，他发现一个自认稀奇的故事，火箭的残骸落到了农民袁再香的农田里。

“我震惊了，一直以为，残骸只会落在大海沙漠这些地方，没想到离生活如此之近。”

他带着摄像机，来到了绥宁，第一部纪录片《天降》诞生，并且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我在纪录片里沉沦了。”就像他诗歌中描述的那样，“惊喜地发现星光的馈赠。”

学剧情片的他，反倒没有了表达欲望，因为剧情片是虚构的，唯余拍纪录片的紧迫感，“因为好多东西，不去拍，可能就会消失了。”

2009年，原本留校工作的他，再次辞职，他在诗歌里“怒吼”，“最重要的/是我终于有权利/在午夜的漫天虫鸣声中/去擦亮那些通往未来的孤独的道路。”

他狠心花了3万块钱，买了一台摄像机，单枪匹马、头也不回地闯入了独立纪录片的圣地。

对话

没情感的记录片，是装出来的

潇湘晨报：纪录片的标题是“大路朝天”，而书的名字为“大路”，为什么名称会不一样？

张赞波：当然，如果书和纪录片同题的话，肯定最好。当初《大路》繁体版出版时，出版社的人说，台湾不知道“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的含义，所以不得不忍痛割爱，换成《大路》。我认为，“大路”这个词比较中性，每个读者有自己的解读，也挺好的。

潇湘晨报：为了拍好《大路朝天》这部纪录片，你潜伏工地三年，大家都叫你“张赞”，这个“张赞”处事灵活，会审时度势，将疾恶如仇的“张赞波”压在心底。现在，张赞波会如何评价“张赞”？

张赞波：我在项目部的三年多，无疑是分裂和纠结的一段时光。“张赞”这个家伙和他人过着集体生活，每天按部就班，除了不打卡，不领工资，跟别的职工看起来没什么不同。

只有到了晚上，“张赞波”才占了上风，他肆无忌惮地从“张赞”的躯壳里跳了出来，认真检索白天的拍摄成果，在一本牛皮纸的笔记本上，及时地思考拍摄得失，制定新的拍摄思路。有时候，我也分不清楚，究竟是“张赞”在奔跑，还是“张赞波”的灵魂在喘息。

潇湘晨报：你认为，一部好的纪录片的评价标准是什么？

张赞波：我认为有三性。第一是揭示性，一个好的纪录片应该揭示出一种现实状况，不一定非要揭示一个秘密，可以是揭示一种情感状态，一种哲学道理。

第二是自我性，这跟我的纪录片观念转变有关系。以前，纪录片正统的教育要求纪录片要非常冷静，客观，趴在那里冷静地观察，不能有自己的情感介入。后来我发现，这不可能。如果非这么做那是装出来的。因为你去拍，肯定带着自己的眼光，看镜头后的世界，又经过你大脑的思考，肯定有主观性。而一个好的作品，从不忌讳体现跟自己的关联性。

第三是电影语言体现创新性，它是有创新，不是一个大家之前看到过的电影，有一些电影元素电影语言的创新。

潇湘晨报：在世界的竞技场上，中国的纪录片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和阶段，发展趋势如何？

张赞波：中国的纪录片拥有非常波澜壮阔幽暗复杂的现实背景，题材库非常大，从质量上会有一个保证。许多稀奇古怪荒诞的东西，许多时候比剧情片还精彩。然而，在西方电影中，因为西方解决了基本生存和权益的问题，会变得很平和，关注的问题越来越虚，如生死，宗教等等。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也能解决那些问题，整个社会变得清明平和，时代发展变得有序均衡，人与人之间变得友善和谐，即使那个时候，我没有现在这样的纪录片拍也不要紧。

潇湘晨报记者赵颖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