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赞波：把湖南高速路拍成纪录片

当地村民在新修的高速公路大桥下的稻田里捡拾稻穗。

村民挑着橘子从高速公路大桥前经过。

挖土机在村庄的鱼塘和稻田上作业。

张赞波。

是偶然，也是必然。

偶然，是一个普通电信局员工，成了小有名气的独立纪录片导演。

必然，是这更像一场命中注定的重逢。

一个不安分的灵魂，终究不甘蜷伏于“平凡的生活”，阴差阳错地走进纪录片的殿堂，似乎寻得了一件趁手的“武器”，可以自由而畅意地表达他的追寻和思考。

毫无疑问，《大路》及同题材纪录片，是这个倔强的湖南人张赞波，用三年浇铸的一把利刃，解剖出一条中国式道路的诞生历程，用镜头和笔记录下国家发展背后的景象人生。

《大路》获得台北国际书展大奖，纪录片“大路朝天”入选了第28届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电影节长片主竞赛单元。

一夜之间，人们都在追问，张赞波是谁？ 

“我自己就是底层”

从《天降》、《有一种静叫做庄严》到《大路》，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源自家乡，所有的人物都来自身边，修路民工、KTV陪唱女孩、副乡长、农民……

“为什么你的片子里，只有那些千篇一律的小人物？”

“对不起，我自己就是底层、边缘和小人物，我所拍摄的对象，只能是和我呼吸相通、患难与共、悲喜相连的人。”张赞波说，但关注底层人物，并不意味着袒护、隐瞒甚至粉饰。

当张赞波架起机器，潜伏工地三年，全景式扫描一条道路的从无到有时，“我没有站队，而是就事论事看问题。”

于是，当一只毛发稀疏、极不耐烦的狮子，在表演中时不时朝驯兽师咆哮时，引发观众席上的民工一阵兴奋欢呼声。

这样的场景，让敏感的张赞波似曾相识，“在项目部的职工虐待黑皮和悍马两条狗的时候，他们分明也流露出了类似的欢呼喝彩。”

有人喜欢将文件的铁夹子夹在黑皮的尾巴上或脚上，看着它在办公室里痛得嗷嗷乱窜；有人甚至用大头皮鞋去踩它的脚，还有人拎着幼小悍马的脖子，将它从办公室门口抛至室外的雪地上，俨然在抛一具没有生命的物品。

“他们本身是弱者，有时候会受到，比他们力量更强大的人的侵害，但他们也会对比他们更弱小的施暴，比如那两条狗。”张赞波说。

不少人喜欢给张赞波贴一个标签，“专拍社会性题材”，关注冲突和对抗。“其实不，我不仅仅关注社会的复杂性，我对人性的复杂性也非常感兴趣，比如我也拍过《恋曲》，讲的就是一个女孩的爱情故事。”

“我从不规划我的人生”

如今，张赞波自称“无业游民”，没有单位，没有工资，对物质几乎没有过多的要求，然而“对自由二字有要求”。

靠着早年工作的积蓄，张赞波以最低能耗活着，也曾因为生活窘迫，动过接拍商业活动的脑筋，在签合同的那一刹那放弃，“干不了，野惯了，再回到圈子里很难受。”

因此，张赞波没做过任何一场商业活动，“赚钱的能力，似乎已经被摘除了……”

《大路朝天》入围第28届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电影节长片主竞赛单元，“这是制片人去投的片，我是一个创作者，只管创作，不善于做推广，也没精力做，对电影节也并不太感冒，电影节就是一个大Party而已，不能在这种环境里待太久了。”

他专注到几乎“落后”了时代，手机里没有安装QQ或者微信等通讯工具，“没装过，很土吧！”他自嘲。

对于未来，有什么计划？不喜按常理出牌的张赞波说，“纪录片最吸引我的一点是，他的不可预期性，不知道生活真正会发生什么，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刺激的事情，所以我从不规划我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