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岳麓讲坛第一讲(全文)
2014年07月30日 14:30
来源:凤凰湖南
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第一讲:千年科举与中国传统文化(全文) 一、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教授现场致辞: 尊敬的刘海峰先生,尊敬的各位来宾,朋友们上午好!我是岳麓书院朱汉民,非常感谢各位冒着炎炎酷暑来到岳麓书
二、国学大典岳麓讲坛第一讲
主讲人:刘海峰教授
内容:千年科举与中国传统文化(一)
科举制选择了中国1300多年人才
今天很荣幸能够来到岳麓书院,参加我们首届全球华人大典,我有幸来做第一讲,汉民院长和岳麓书院对我的信任,其实我跟岳麓书院,是有非常深的渊源的,以前也多次来过岳麓书院、来过湖南大学,你看我这个PPT里面,这里面首张就是湖南大学报,2003年发表过我的一篇随笔《岳麓之会感怀》,因为我在1994年以后就陆陆续续来过岳麓书院多次,曾任岳麓书院的兼职教授,1996年年底来岳麓书院,受教育部之命,来论证湖南大学的校史,当时有两个专家来参加,也就是在岳麓书院这里开会,后来陆陆续续还来几次,所以我在这篇文章的最末谈到,我终于意识到岳麓书院已经成为自己精神的一处文化家园,所以我很高兴能够再次来到岳麓书院,来做这期讲座。我和凤凰卫视集团也有一定的特殊关系,除了接受过凤凰卫视中文台的一些采访和一些陆陆续续的,零星的采访、访谈以外,还在2006年在凤凰卫视中文台的世纪大讲坛,做了一次专题演讲,也就是在当时的6月份,也是高考或者说招生考试的季节做了一场讲座,我们今天这个讲坛,实际上给我出的命题就是《千年科举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我们岳麓书院这样一个千年庭院、千年学府来讲千年科举,我觉得有特别的意义,讲讲千年科举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与我们的国学有最直接的关联。
科举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并且反映了中国整个帝制社会后期文化的主要特征,因为科举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它同时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又产生了非常重大和深远的影响,或者说科举既是中国传统文化这片土壤中的生成物,反过来它又改造了中国这个传统文化之地,使中国的文化更具特色。那我今天谈的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谈一下,我认为科举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第二是科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第三是谈废科举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这样三个问题。
先谈第一个问题,科举制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创造之物,有人把它称之为四大文明礼仪中的一个重要发明,我曾经把它概括为,它实际上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是中华民族在精神文明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发明。科举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制度,为什么在世界其他国家没有产生这种制度,当然像韩国、越南也曾经仿照中国。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在我们中国文化环境里面,是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制度。这种制度的生成有特定的文化积淀,实际上已经奠定了科举制度产生的思想、文化。这种制度产生了“举贤才”的理念,特别是儒家的文化、儒家的理论产生精英治国,比如大家都知道的《论语·子张》,讲到孔子的弟子子夏说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典型地反映了孔门师生主张贤能治国的理想,按中国古代最通俗的(理解),学就是学习,仕就是当官,对于学习好的人应该去做官,反过来做官的人必须要经过教育,这个“仕而优则学”在其他国家里面没有这种,至少在近代以前就没有,而我们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比如现在当官有局限性,但是在当时那个年代是非常重要的,在没有世袭制的体制下,或者我们说在“学而优则仕”的情况,所以它不靠跑官、买官,不靠其他的手段,靠学习来当官,这是一个很先进的理念,就是说不在于出身的高贵与否,而是看自己的学问、能力、高下,来决定是否能够从政,这是一个很先进的理念,孔子也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叫“学也,禄在其中矣。”禄在其中,这个理念跟仕而优则学实际上是一码事。
在孔子之后其他的一些儒家代表人物,比如孟子、荀子这些人也还提倡,跟我讲的“学而优则仕”的理念是相同的一些看法,比如说《荀子·王霸》里面就讲道:一个人的出身,不管你出身高贵与否,如果你懂得礼仪、即文学,就是说品学兼优的人,他就应该做,也就是说应该给他高位,但是如果卿相士大夫的孩子,如果你没有学好,品行不够好,就不能再读。(《荀子·王霸》:“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为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社会阶层,上下是可以流动的,这些理论实际上跟科举制度是完全相符的,中国传统社会遵孔子为圣人,当然在春秋战国时期还有其他诸子百家理念,有部分也涉及到“学而优则仕”的概念,比如《墨子·尚贤》篇,还有百家的学者提到这个观点,特别是墨子提到“古者圣王之为政,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 他有能力就应该给他提出来,他特别提出来,他特别提到“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不是所有人都能当官,有能力的人就应该上来,没能力的人就应该下去,这个在当时是很直截了当的提到,社会阶层流动的理念,等于说是人人生而平等,没有谁生来就是应该当官的,应该根据人的才学、才能的高下作为社会地位的标准,这个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贤能制”,我说科举制度在中国出现了,它实际上有前面的理论文化基础。
人们生来就有为官、当老百姓的各种可能,根据一个人的才学。也就是说科举制度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正是因为有举贤才、尚贤这些观念,所以到汉代开始才出现“察举制”,体现在他的笔试,来测他是否能当官,后来在地方的察举中,也加入了考试的因素,从魏晋到南北朝逐渐加大,后来到隋代的时候才加大到科举。这个考试制度为什么会产生?科举以考试作为选拔的主要证明依据,那么它为什么会产生?这个也是和我们中国社会的特性相关,就是中国人向来讲究人际关系的协和,有中华制度的背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人向来重视人情、关系,中国社会从古代以来就是一个人情社会,实际上到现在还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社会特别重视人情关系和面子。在东晋的时候,葛洪在《抱朴子》中说到中国的科举制度的产生,就是体现在考试举制,就是跟我们的人情有关,他必须要用刚性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考试的因素逐渐加大,到隋代才出现了科举制。如果从隋炀帝公元605年开始设立进士科算起,严格意义的科举是从605年开始,科举制度在中国经过了1300多年,它的完善到了宋代以后,制度化完善以后,特别是到明清进入鼎盛以后,科举制已经成为“至公”的。从明代开始,各个省的贡院,包括我们以前湖南的贡院,人们认为用科举这种选拔人才的办法,是最公平的方法,在明代甚至有人这么说,“我朝二百年公道,赖有科场一事。”甚至有人说“科举天下之公,科举而私,何事为公”,科举变为天下最公平的事,就像我们现在,像今年高考出现个别省份的舞弊现象,有很多人认为高考差不多是我们现在中国,最公平的制度之一,跟几百年前人们谈的话题类似,如果大家都作弊,科举就没什么制度可言,科举是通过公开报名、公开竞争,虽然它有一定弊端,但是在1300年间,选择了我们民族大部分政治家、文学家、教育家或者是学者,包括我们岳麓书院在历史上,著名的人物大部分都是通过科举制度,包括朱熹也是进士,岳麓书院大部分都是进士,科举制选择了我们历史上1300多年大部分的人才。
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在《世界文明史》一书,在谈到中国的科举制时说:“这些官员是经由人类所发展出的选择公仆的方法中最奇特、最令人赞赏的方法所选举出来的,这个方法柏拉图会很感兴趣,虽然这个方法已经失败,今天已不再采用,但是柏拉图一定会因为中国这套办法而喜爱中国。就理论上来说,这个方法最能调和贵族政治和平民政治:人人皆有平等作官的机会,但只有那些适合做官的人才有机会作官。事实上,这个方法实施一千多年来,给中国带来好多好处。”他还认为“这个制度是有缺点的,凡由人类所构想和推行的政府机构,有哪个是没有缺点的?所以这个制度的缺点是人为的,而不是制度本身的,至于世界其他各国,则比中国还差!”因为在传统社会,其他西方国家或者其他各大洲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这种通过考试公平竞争的制度,这是我谈第一个问题,就是科举制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这么一个环境里面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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