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班底来自芭蕉山馆朋友圈

一个紧密的朋友圈

时过三年，美好的芭蕉山馆时间告一段落。弟子们开始成为传播罗氏理念的种子，而罗泽南那本著名的教材式著作《小学韵语》也在此间问世：教人之道，首重发蒙，蒙以养正，是曰圣功。小学之功，大学之基，涵养德性，务习少仪……

在1849年、1850年连续两年自然灾害后，受前云贵总督贺长龄的邀请，罗泽南于1851年再次赴长沙任教。临行前，王錱等众多弟子拿着礼物来向老师郑重道别。

谁也不曾料想，师生的分别会以何种形式再次相逢。罗泽南再进长沙时，已完成一本以水利和军事为重点的地理著作《皇舆要览》，授课于前云贵总督贺长龄家，此间人脉大增。而洪秀全在这一年揭竿而起，势力迅速蔓延数省。

谁也不曾料想，罗泽南去长沙教书后有一个人却从长沙来到湘乡，成为改变罗泽南命运走向的人，他就是新知县朱孙诒。

朱孙诒先是举荐罗泽南为孝廉方正，后来又分别鼓动刘蓉、王錱考取秀才。使罗、刘、王有了官方认可的名分。接着在1852年，太平军攻下湖南道县时，朱孙诒诚请罗泽南回乡主持团练。满腹经世致用之学的罗泽南也决定一试身手，便毅然关闭学馆，颇有诸葛出山的意味。

当罗泽南回到湘乡振臂一呼时，门生故旧纷纷响应。

罗泽南以文识友，又先之以友，后之以姻亲，形成一个庞大的紧密相连的人脉网。如刘蓉、郭嵩焘、曾国藩不只是罗泽南的朋友，相互间亦为好友，且互为姻亲。而罗门弟子之间也往往杂以姻亲关系。李续宾与钟近衡是儿女亲家，王錱与康景晖、杨昌濬都是儿女亲家，王錱还是易良斡的妻兄。“王錱不仅是罗泽南的高足，而且其弟是罗泽南的女婿。”

在中沙镇茅些村仍保留着湘军记名提督彭炳武的旧宅，“大宅外墙原来是三米高的青砖墙，地面全是石板路，天井大大小小就有48个，门前的池塘以前是在宅内的，我现在的家这儿就是以前的炮台。小时候，这些房子都还是好好的……”彭炳武第五代嫡孙彭子修站在离旧宅十多米的高处，言语中隐隐骄傲，“彭炳武当时还有一义子，也是湘军，有官帽花翎的。”这位义子很可能是彭炳武的战友留下来的。据不完全统计，由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像彭炳武这样受曾国藩、罗泽南、王錱影响而投身湘军的书生、山农总计不下十万。

在罗氏部队里，往往不是故交，就是族里亲人，他们既形成了思想的凝聚，而且血缘的交错也成罗氏湘勇组成的最内层保证。

军规“上马杀敌，下马读书”

但是，仅有这层关系还是不够的。罗泽南回到湘乡便发现了团练的问题。团练是各村各乡自发组织的一种临时武装，即使知县朱孙诒将团练发展为县级的武装，但它仍未脱窼于传统模式——有事则来，无事则散。于是，罗泽南决定重组。

“罗泽南‘仿戚继光法，部署其众’。确定营制，规定每营为360人，分成左中右三营，由罗泽南总统领，弟子王錱、易良斡、唐景辉分统。训练队伍主要包括战阵演练、军技操练和思想教训。而一队一般为十二人，抬枪的队人数多两名，每队设什长一名，伍长一名，副伍长一员，另设炊事员一名，散勇和抬枪队员十名。”他们还特意买下房屋作为议事办公的场所，取名为“养暇处”，将团丁屯扎于涟滨书院，白天训练团丁，晚上则组织团勇学习儒经，这就是史书所说的“朝出鏖战，暮归讲道”。

朱金泰在研究罗泽南时，认为罗不愧是湘军之父，其中一个原因便是罗泽南除了战术独创，战略远谋，而且立下“上马杀敌，下马读书”的军规。

罗泽南倡导的这种训练方法很快让队伍士气大振，而且得到地方豪绅的物质支持，队伍迅速壮大，县团与乡团合计上万人。

但太平军的进攻也如破竹之势，正在步步紧逼。太平军在攻下道县后仅两月时间就攻至长沙城南的石马铺，随后朝宁乡而去，占领益阳，东攻岳阳。彼时，湖南境内动乱不断，惟有湘乡未受影响。罗氏湘勇由此出名。

此时的曾国藩官居二品，正在为母奔丧，看到湖北、江西一路烽火战乱，生死离别，深知大清王朝危机四伏，摇摇欲坠。而郭嵩焘则觉得如此精干的湘勇可以为国家做更大的事，于是与曾国藩秉烛长谈，请他出山。当时由罗泽南执掌的湘勇正在省城助防，遂成为曾国藩编练湘军的基本班底，自此走出湖南，征战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