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天华年谱

陈天华(1875~1905)，原名显宿，字星台，亦字过庭，别号思黄，清新化县知方团(今荣华乡)人。母早逝，父为塾师，幼从父识读，因家境贫寒，乃营小卖以补济，然坚持好学不辍。常向人借阅史籍之类书籍，尤喜读传奇小说，亦爱民间说唱弹词。

光绪二十一年(1895)，陈天华随父迁居县城，仍以提篮叫卖为生。后经族人周济，入资江书院读书，刻苦博览二十四史。二十四年，考人新化实学堂，深受维新思想影响，倡办不缠足会，成为变法运动的拥护者。二十六年春，考入省城岳麓书院，成绩名列前茅。其时，莅湘某令识其才，欲以女妻之，陈效法汉时霍去病“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乃婉言谢绝，说：“国不安，吾不娶”(直至蹈海报国之时，终身未娶)。次年转入求实书院。光绪二十九年(1903)初，入省城师范馆。是年春，获官费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不久，逢沙俄企图侵占东北三省，引发拒俄运动，祖国正处主权沦丧境况，陈破手血书寄示湖南各学堂。湖南巡抚赵尔巽亦为感动，亲临各学堂宣读，并刊登于官报，还饬令各府、州、县开设武备讲习所，使湖南全省拒俄运动士气更加高涨。陈天华在日本积极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还“日作书报以警世”。同年，先后撰写《猛回头》和《警世钟》两书，以血泪之声，深刻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和清廷卖国投降的种种罪行，风行于世，影响甚大。次年初，回到长沙，参与组织华兴会，与黄兴等密谋准备长沙起义，事泄未成，又被迫流亡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此时，陈结识孙中山。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陈天华为重要发起人之一，在书记部工作，任会章起草员，又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编辑，发表《最近政见之评决》、《中国革命史论》，《狮子吼》等政论和作品，引起强烈反响。十一月八日（1905年12月4日），陈天华在东京参加了抗议日本政府《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的斗争，十一日写绝命书，决心以死来激励国人“共讲爱国”。十二日，在东京大森海湾投海自尽，以死报国，时年三十岁。次年闰四月初一，其灵柩经黄兴、禹之谟倡议筹办运回长沙，各界不顾官方阻挠，决定公葬于岳麓山。初七(5月29日)举行葬仪，长沙全城各校师生纷纷参加，送葬队伍达数万人，绵延十余里，凄凄哀歌，湘江为之悲鸣，麓山为之低垂。送葬队伍由朱张渡、小西门两处渡河，“适值夏日，学生皆着白色制服，自长沙城中望之，全山为之缟素”。军警站立一旁，亦为之感动，不加干涉。

陈天华的文章，旨在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痛斥清朝政府是“洋人朝廷”。认为“革命者救世救人之圣药也”，力主拿起武器，号召“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仇人方罢手”。在《猛回头》、《警世钟》里，大声疾呼“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国耻，驱外族，复我冠裳”；高呼“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那投降洋鬼子的二毛子”，“推翻‘洋人的朝廷’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其遗著编为《陈天华集》。

一八七五年（清光绪元年乙亥） 一岁

3月6日(正月二十九)陈天华诞生于湖南省新化县下乐村（今新化县荣华乡小鹿村)。

原名显宿，字星台，号思黄，又号过庭。

父陈善，字宝卿，在本乡设馆授徒。“性和蔼可亲，人接之无不悦者”，“自奉甚约，敝衣粗食终身。然有馀，人求之无不与者，虽被蒙不悔也。里人有以诉讼事告诉于府君者，府君直任之。终岁为人排勰，或挺身为人御强侮，数取辱不顾也”（陈天华：《先考宝卿府君事略》）。

母某氏，早年去世。

天华“幼孤苦，未克事《诗》，《书》”（徐佛苏：《对于陈烈士蹈海之感叹》）。

一八七九年《清光绪五年已卯) 五岁

始由父亲课读。九岁时就把一部《左传》读得烂熟。后因“家无石斗储”，乃“废学营小卖，自给以求学”(杨源浚：“陈君天华行状》)，还在本村替人牧过牛。天华自幼爱好文学作品，尤其喜爱民间流行的说唱弹词，并经常模仿这类文艺体裁，编写一些情节生动的通俗小说或山歌小调，乡邻称他为“神童”。天华“年稍长，脑境开，不假师友力，苦学数年，文行卓茂。后拾阅新学中书报残纸，慨然欲任天下事”(前引徐佛苏文)。天华“少时即以光复汉族为念，遇乡人之称颂胡、曾、左、彭功业者，辄鄙弃不顾而有愧色”(冯自由：《(猛回头)作者陈天华》)。他曾书一联于路亭：“莫谓草庐无俊杰，须知山泽起英雄”，抒发自己匡时救国的远大志向。

一八九五年（清光绪二一年乙未） 二十岁

随父徙居新化县城，仍以提篮叫卖维持生活。后经族人陈御丞周济(每月供给米三斗、钱一串)，入资江书院附读，为童生。他深感读书机会难得，越发勤奋努力，把“书院里的一部二十四史，整日整夜细心研读”，“每读书至奸佞乱朝，夷狄猾夏，制度废弛之所由”，常常掩卷长叹（罗元鲲：《陈天华的少青年时期》）。

一八九八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二十三岁

4月10日（三月二十日）考入提倡新学的新化实学堂（今新化县一中前身）。

新化实学堂为县名宿邹代钧、艾章黼等先生于上年呈请湘抚陈宝箴报部立案，本年春赁县城南正街曾祠为校舍，聘罗永绍(仪陆)、谢锺枬(重斋)为经史地算教习，于清明后五日(即4月10日)正式开学。当时肄业其中，与天华为同学者，有杨源浚、曾鲲化，罗元鲲、高兆奎、苏鹏、袁华选、曾广轼五十余人(参见《新化县立中学五十周年纪念册》）。

在校期间，天华博览新学群书。“每读中西史志，于兴亡盛衰之感，则涕泗横流”(宋教仁：《烈士陈星台小传》)。他还特别喜欢与同学讨论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政治学说，并以新颖敏锐的见解，“为时流所侧目”(杨源浚：《陈天华殉国记》)。

4月21日(闰三月初一)以童生资格，与本县廪生邹德淹、增生曾繁尉、附生周辛铄、罗永绍等联名禀县府，请明谕推广“不缠足会”，严禁妇女缠足，以“觉愚俗而变颓风”，达“强种保族”之目的。先是本年春间，天华与诸士绅已“邀合同志，编立会籍(按：指不缠足会)，记注姓名，以便互通婚姻，而乐从者已数千户。惟事属创始，守旧之徒或多观望迟疑，不得长官明谕，终恐推行不广”，乃于本日联名禀县府。旋经县府认可存案，并出示晓谕，实力劝办(详见“新化县士绅等公恳示禁幼女缠足禀并批谕》，载《湘报》第149号)。

一八九九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已亥二十四岁

本年仍在新化实学堂肄业。该校己改赁县城西门刘祠为校舍。本年秋，该校始在资东上渡处兴建永久性新校舍。

一九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 二十五岁

本年新化实学堂因政局及讼事牵连，停办；天华到长沙入岳麓书院就读。

7月20日（六月二十四），父陈善病卒于家，终年七十一岁。天华徒步奔丧回乡，料理后事。因忧伤过甚，又染痢疾，大病几死。尔后，天华孑然一人，虽“箪瓢屡空，处之怡然”，更专心求学(前引冯自由文)。

一九0一年(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 二十六岁

本年入读省城求实书院(岳麓书院改名，亦称求实学堂)。因文章经常名列前茅，“莅湘某令，欲以女妻之，君(指天华)毅然却之曰：“天下方多故，安能再以儿女情累我乎？国不安，吾不娶!”(前引杨源浚文)。

一九0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壬寅) 二十七岁

本年继续在求实书院肄业，因学业精进，“屡邀名师赞赏”(前引徐佛苏文)。

一九0三年（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 二十八岁

年初由求实书院拔入省城师范馆深造。

3月(二月)，获公费，赴日本留学。本月22日夜由上海乘博爱丸轮船东渡，27日抵东京。同行者有陈家瓒、刘颂虞、廖名缙，朱德裳，杨昌济(怀中)、王代懿、刘揆一、曾继梧等数十人。天华入读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苏报》，1903年4月19日)。

4月29日(四月初三)，留日学生五百余人集会东京锦辉馆，声讨沙俄侵占东北罪行；会后组成“拒俄义勇队”，有陈天华、黄兴等一百三十余人签名参加。天华参加之动机，据其自称“华等以瓜分祸迫，拟以血肉之躯，亲御强俄，为国民倡”，“弟签名时，已置生死于度外”，“此事发起者为江、浙，湖南人应之者甚少，新化除华一人外，别无他人”(陈天华：《复湖南同学诸君书》，1903年6月14日)。

5月2日(四月初六)，拒俄义勇队改名学生军。次日，编制学生军队，分甲乙丙三区队，之下又分为四个分队，黄兴被编在乙区队三分队，陈天华则任学生军本部办事员(冯自由：《癸卯留日学生军姓名补述》)。

5月11日(四月十五)，学生军因遭日本政府干涉，改名军国民教育会。并在宗旨上将抗俄御侮“实行爱国主义”改为武力反清“实行民族主义”。同日，陈天华、黄兴、杨笃生自认归国运动员，承担湖南、湖北、南京及江南一带运动之责（《军团民教育会纪事》，1903年自印本)。黄兴旋于5月31日起程归国，天华“徒以川资无出，故尔稽迟”，当时没有成行(陈天华：《复湖南同学诸君书》)。

5月24日(四月二十八)作《敬告湖南人》一文，本日刊登上海“苏报》。在信中，天华以拒俄、爱国、救亡为主旨，号召湖南人“当此灭亡之风潮”关头，应打破“畏死”观念，奋起挽救国家危亡。稍后，上海另一家进步报纸《俄事警闻》曾评论此信说：“天华誓不欲生，以力薄不足以鼓动全国，遂欲先夺湖南而誓师，而作《警告湖南人》一文，读者无不堕泪”(《俄事警闻》，1904年1月6日)。

5月26、27日(四月三十、五月初一)作《论(湖南官报)之腐败》一文，连载上海《苏报》。文中，天华批评《湖南官报》“无宗旨、无议论，无新闻”，从形式到内容都腐败，批评办报诸人与官场勾结，不过是以“钞胥之本领，发奴隶之大愿，月博十余竿之薪钱，充当此杀人权利，死人生气之刽子手”。进而天华奉劝业报诸君：“救中国之前途，唤醒世人之迷梦者，报之力最大，诸君如担任此力，则宜尽其天职，毫无失效，以监督扑责内外大小无数辈之官吏。如有混乱其界说，作报界之卖国贼，以灰堕我同业之价值而滞塞国民之耳目者，决不与之相容”。

5月30、31日(五月初四、初五)作《论中国学生同盟会之发起》一文，连载上海《苏报》，先是四川留日学生邹容退学归国后，“愤中国学生团体之不坚，毅然创一中国学生同盟会，海内外全体学生皆要求入会，各省各设总部，各府、各县各设分部，权利、义务分条揭载。其目的在于学界成一绝大合法团体，以鏖战于中国前途竞争逼拶之中者也”。为此，陈天华撰文支持邹容。他对学生寄予无限期望说：“若夫学生能组织一理想团体，中国前途又如之何?”是得下一转语曰：“中国之兴，兴于学生”。

6月14日(五月十九日)，作“复湖南同学诸君书》，载本日上海《苏报》。时留日学生的拒俄运动已遭清政府镇压，天华愤慨异常，因复书国内湖南同学，叙述东京拒俄运有关情况，表明自己“以保国为第一义，一人之富贵为第二义”的志愿和“倘有机会，仍当归梓”的决心。

夏《猛回头》一书在东京初版五千部。据当时报刊介绍“是书以弹词写述异族欺凌之惨剧，唤醒国民迷梦，提倡独立精神，一字一泪，一语一血，诚普渡世人之宝筏也。版五千部；不及兼旬，销尽无余”（《游学译编》第11期)。

秋《警世钟》一书在东京初版。《猛回头》一书，经天华“增订删改(视原本约增四分之一)，再版五千部，又为同志订购大半”(“再版（猛回头)广告》）。

12月上旬(十月中旬)鉴于各国新闻喧嚣瓜分中国，国势更加危迫，“天华犹感奋，啮指血作书数通，寄示湘人，要求湘人预备死战。“迨天华血书到后，(湖南)全省士气更激昂。赵抚台(按：指湖南巡抚赵尔巽)亲临各学堂，将天华血书宣布，并揭之官报，令各府、州、县开设武备练习所”（《俄事瞀闻》，1904年1月6日)。

年底离东京返湘。在长沙襄助黄兴等开展华兴会的反清革命活动，并任进步报纸《俚语日报》编辑，曾“上书巡抚，请独立，赵尔巽时慰遣之”(姜泣群：《民国野史》丁编：“陈、杨两志士投海史》)。在湘期间，天华“日与下等社会谈论种国大事，虽目不识丁者，闻之皆泣下。所著《猛回头》及《现世政见之评决》，风行于世，湘、赣间尤甚。三户之市，稍识字者，即朗读《猛回头》。至有小学校之卯角少年，募资广刷，其感化力之深类是”(前引杨源浚文)。其时所撰文字，多散见于〈俚语日报》。

一九0四年（清光绪三十年甲庚） 二十九岁

2月15日(农历除夕)出席华兴会在明德学堂校董龙璋寓所(省城北门西园)召开的正式成立大会。

3月《正月)禀呈湘抚，请批准创办《军事白话报》，以开通军人之风气。湘抚批示：“转弱为强，必自开通军人始，据称创办《军事白话报》，用意极是。惟现在军人识字者，未必人人阅报，尚须先兴兵学，使略具普遍知识，方可按办报章也”，不准。(《南洋官报》第23册，1904年3月31日)。

春末，因湘中反动官绅借端罗织，查封《俚语日报》，准备迫害陈天华，天华再次东渡日本，入读东京法政大学。

春夏间，时在明德学堂任教的黄兴，“因为陈星台代印并发行其所著之《猛回头》、《警世钟》”，被长沙县衙指名缉捕，赖当时一些锐意兴学的开明士绅“共同维护，使事未扩大”。但黄兴却不得不“辞明德教员职务，实行秘密活动”(胡元倓：《题黄克强先生遗墨》)。

夏离东京返湘，准备参加华兴会谋划的长沙起义。时华兴会已联合洪江会首领马福益，确定乘十一月间慈禧太后七十“万寿”之日，发动长沙起义。天华回湘后，旋由黄兴派遣，与姚宏业同赴江西吉安，游说防营统领廖名缙届时响应。后来，江西方面有“自强会”(又名赣江堂)派邹永成来湘和华兴会联系，“与(黄)兴商讨联合倡议办法”(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6册，《黄兴传》)。尔后，天华又由江西沿着五岭西行，周游江西、广东和湖南各地，“结纳绿林豪客”(革命党小传·陈天华》第3册，第37页)“受尽内地运动之折磨”(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自叙，第5页)。

9月24日(八月十五)天华经江西吉安转到醴陵，会同刘揆一，于本日在浏阳普迹市，主持授予马福益少将仪式，发给枪械马匹。“事先，陈天华化名郑浩然，自吉安来醴，寓关家巷何祠，促本地同志参加普迹会议，伸纸作书与黄兴，述洪江会与华兴会合作意见几万言，交漆英等携往，后决议案多如所议”，(刘谦：《醴陵县志·大事记》)。

10月中旬华兴会谋长沙起义，因事泄流产，黄兴、刘揆一等先后脱险逃出湖南，陈天华逃往江西，辗转到上海。

11月7日(十月初一)与黄兴、刘揆一、杨笃生、张继、黄炎培、章士钊、蔡锷、杨度、曾广轼等数十人，集会于上海租界新闸路余庆里八号，决议创立启明译书局，作为策划再次起义的秘密机关，“拟即日分途运动大江南北之学界、军队，起义鄂、宁等处”(刘揆一《黄兴传记》)。

11上旬(十月上旬)署湘抚陆元鼎行文通缉华兴会，“在逃各匪”中有“陈天华”之名(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3册，第676—677页)。

12月9日(十一月初三)湖广总督张之洞给湖北按察使发出了“查禁逆书特饬札”。札中特别指出：“《警世钟》其倡言排外，将以继穷凶极恶之拳匪而激成瓜分。其妄谈革命，将耸茫昧无知之愚民而自戕同类，以发匪洪秀全之凶残，杀掠荼毒生灵，而戴之如父母；以忠勋曾文正之奠定东南削平大难，而疾之若仇雠……丧心病狂，大逆不道，言之实堪发指”。又说：“《猛回头》一书，词意亦极悖谬，与《警世钟》大同小异”。因此，“此等逆书，亟应严拿查禁”。张之洞除命令将查禁的《警世钟》、《猛回头》等书立即“销毁，并根究贩运逆书之人，提案惩办”外，还要求“访察造书之人，另行设法办理”(《张文襄公全集·公牍稿》，咨札十六)。

12月中旬(十一月上旬)上海英租界查获《警世钟》一书，“牵连东大陆书局、时中书局、镜今书局、启文社四家之多”，并无理“逮治印刷人及代售人”(上海《中外日报》1905年1月12、13日)。清政府亦企图继“苏报案”后，再次大兴文字狱，天华在国内无法安身。经友人再三劝告，勉以留身待时，天华于年底第三次东渡日本，复入法政大学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