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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佳明:屈原是开山鼻祖 湖南男孩要学谭嗣同


来源:凤凰湖南

【导语】 一头高纯度的银发,厚厚的镜片,学者风范。不苟言笑,一口带着京腔的普通话,细听又很有湖南味。白发苍苍的他,在充斥帅哥靓女、娱乐味十足的湖南电视中,独树一帜地主持着一档严肃的纪录片栏目——《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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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十杰”评选活动具体细则

“湖湘文化十杰”评选活动评审专家团一览

【导语】

一头高纯度的银发,厚厚的镜片,学者风范。不苟言笑,一口带着京腔的普通话,细听又很有湖南味。白发苍苍的他,在充斥帅哥靓女、娱乐味十足的湖南电视中,独树一帜地主持着一档严肃的纪录片栏目——《故事湖南》,一晃就是六七年。而在此之前,人们从电视报纸上看到他的名字,前缀则是湖南宣传部副部长、湖南省社科联主席等职务。细心的观众,或许还会从《雍正王朝》、《走向共和》、《恰同学少年》等电视剧以及一些理论宣教大片的头尾字幕中,发现他的名字对应着“总策划”等头衔。

郑佳明,北大才子、学者官员、电视剧策划人、电视栏目主持人、大学教授……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湘”字号的文化大餐一次次惊艳全国,他是重要的策划人与推手。2015年5月中旬的一个下午,他在家里接受了凤凰湖南的专访,而这次的身份,是应邀作为“湖湘文化十杰”评选活动的总评委。那么,他如何评点湖湘文化?他最看重的湖湘文化先贤是谁?他的眼中,湘人曾经引以为傲的文化,在当下面临怎样的现实危机呢?

郑佳明

“湖南男孩要学谭嗣同”

凤凰湖南:您是1973年进入北大历史系,毕业在西藏工作过,后来又读了湖南师大的历史硕士,在湖南工作几十年。您觉得湖湘文化对您个人的影响大吗?

郑佳明:在我的成长经历中,原来并没有觉得自己受过多少湖湘文化的影响,但是后来回头去看,应该说这种影响还是很大的。一是受父亲母亲的影响。父亲是老长沙人,母亲是芷江人,两个都是地道的湖南人。他们的影响实际上是一种个性上的影响,湖南人那种霸蛮、吃苦、诚恳,这些好品质都对我有很大的影响。连生活习惯都是这样,一辈子爱洗澡爱吃辣椒,哪怕在北方。其实家庭影响主要是气质方面、品质方面、性格方面的一些影响。第二个方面,影响我比较大的是毛泽东毛主席,我小时候读过一本书印象很深,李锐写的《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我后来监制和指导拍摄《恰同学少年》,其中很多思想都是受这本书的影响。青少年的毛泽东是湖湘文化熏陶出来的。第三个就是后来读书,读到近代的湖南人,影响很大。近代的湖南人特别是在国家危难、人民苦难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湖南人的奋不顾身,湖南人所采取的经世致用的态度,这些东西都对我影响很大。

凤凰湖南:在近代湖南人当中,您最喜欢哪位?

郑佳明:近代湖南人其实是个很光彩的群体,要从个性上讲呢,我非常喜欢谭嗣同。谭嗣同这个人,实际上他的思想、才情、胆识、血性,他作为一个好的革命家,一个活跃的思想家,一个文学家,一个心地非常慈善的佛教信徒,一个音乐家,各种之全面,非常之美。除了勇敢,还非常之大美壮。所以这个人是很值得湖南人、尤其是湖南的男孩子好好学习的。

除了他之外,像蔡锷、黄兴、宋教仁,这些人都是不得了的,从道理上讲,就包括陶澍、魏源,包括曾国藩、左宗棠这些人,其实都是一些非常高大之人,这些人完全可以做湖南人的图腾、标杆,他们其实是巨大的力量。

屈原这一跳,跳出了湘人的气节精神

凤凰湖南:您有一次讲到屈原时,说他是“湖湘文化的奠基人”,“为湖湘文化打下一个底色”。那么他对于湖湘文化的影响到底在哪里,就是爱国吗?

郑佳明:屈原对湖南的影响非常之大,而且是多方面的。梁启超写过一篇文章,叫《屈原研究》。他是个做扎实学问的人,他把屈原的诗里面提到的地名列成表,大部分是湖南,这实际上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屈原在湖南呆的时间很长,去的地方很多,而且他把这些东西入到他诗里面,赋予了生命和感情,在中国和世界流传。你说这个对湖南的贡献还不大吗?而且他对三湘四水的描写,对湘人湘情的描写,一直深入在我们的文化之中,影响到后来许许多多的人。可以说,屈原的影响有多大,就使湖南的影响有多大。

屈原这个人实际上一辈子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做官,第二件事是作诗。他做官没有成功,因为敌人太强大了,而且他的领导也不支持他搞改革,所以最后他就是失败了,这个不是他的错。我们很少去研究屈原的政绩、他的政治生涯。

他第二件事就是作诗,他作诗大部分时间在湖南,他咏颂湖南的三湘四水,咏颂湖南的风土人情。他不仅仅是爱国主义,他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他悲天悯人,心忧天下。这个“心忧天下”比爱国要高很多大很多。天下有什么?苍生、社稷、黎民。他实际上还是伟大的自然主义者,他爱花爱草,“滋兰九畹、树蕙百亩”,爱这些花花草草、爱大自然。所以屈原这个人是非常非常伟大的,他实际上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上的一个图腾,这个人了不起,他厚爱我们湖南,他除了诗里面写我们湖南,他最后把生命也献给了湖南,他一跳跳到我们汨罗江里,你说他还不算我们湖湘文化的奠基人?不算我们湖湘文化的开山鼻祖?

最重要是后来的湘人,包括毛泽东,一生读《离骚》,向全国党政干部推荐《离骚》,他自己困难的时候读《离骚》,说屈原是一把刀。屈原对湖南人的影响很大,我曾经想过一个题目是《湘人之死》,很多湘人死的时候像屈原,比如谭嗣同、陈天华、姚宏业,都视死如归。包括蔡锷、黄兴、宋教仁,不都受屈原的影响吗?所以屈原这一跳,跳出了湘人的一种气节,跳出了湘人的一种精神,跳出了湘人的一种毅力、纯洁,都跳出来了。我们过去讲屈原,好像他第一不是我们湖南人,第二是个文学家,所以有些人说湖湘文化应该从周敦颐算起。但是我从屈原、贾谊算起,贾谊也非常了不起,这是祖先给我们湖南的厚爱,我们得珍惜。

凤凰湖南:湖湘文化十杰评选活动,从目前所列出的36个候选人名单看,像屈原估计没太大争议,但像邓显鹤这种类型的,他在研究与整理湖湘文化上有很重要的贡献,可与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相比,又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这种类型的人入围候选人您怎么看?

郑佳明:在人物评价上应该允许各持己见,允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实这次评选更重要的是对湖湘文化的宣传和传承,具体评出谁并不是那么重要。但是我认为,要把这个“立功、立德、立言”三者要综合考虑,像邓显鹤他是非常了不起,但总的来讲,他要和曾国藩、左宗棠这样比较,就不好比。

湖湘文化包容不排外

凤凰湖南:这次评选最能代表湖湘文化的十大人物,我注意到有些网友在争论:湖湘文化的代表是不是一定要湖南籍?对此您怎么看。

郑佳明:这个问题涉及到两大方面,一是什么叫湖湘文化,二是谁算湖湘文化的传承人。其实湖湘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朱汉民先生有个观点非常好,他说湖湘文化其实有上层和下层,就是说它既有理性的层次,还有感性的层次。理性的层次实际上始终是知识分子义理思想的追求,感性的东西实际上是湖南人的气质性格,甚至湖南人的吃穿住用,湖南人的生活。作为第二个层次一直都存在,所以历史上的湖南人在文学艺术方面,包括湘西少数民族各种各样的土著艺术,包括湖南人的吃辣椒,吃地菜子煮鸡蛋,很多一直在传承,没有中断过。

但是从思想层面来讲,这里头有波澜起伏,这种波澜和起伏一方面和中国大的历史发展有关。湖湘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一个支脉,一个局部,这个局部受总体形势的约束。比如两个最重要的思想家出现,都跟大的形势有关的。一个是周敦颐,他的理学在湖南这个地方生根发展,使湖湘文化站到中华文化这么一个很高的平台上,那是因为从北宋到南宋的历史变迁中,北方大量的知识分子涌向南方,湖南因此由原来一个偏僻的边疆一跃而成文化重镇,有这样一个大的背景支持。另一个是王船山,在清兵南下、整个国家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他受国家变化的影响,之后下决心总结传承中华文化,那么这个大知识分子的产生,也是和全国形势连在一起的。

其实评判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应该更多地看他对湖湘文化的贡献大小,这算一个基本标准。至于是不是湖南籍,或者说这些著作是不是在湖南写的,这个是第二位的。

我想代表人物大概存在这四种人:一种就是湖南籍的人,但是湖南籍的人成就不一定是在湖南产生的。魏源他一直在江浙那边,他后来还当了和尚;像陶澍也是在外地做官,两江总督。这个就很多了,比如不是在湖南出的名,或者不是在湖南成就的。第二个是流放到湖南来的这些人,像屈原、贾谊,包括后来的柳宗元等等;第三种人是到湖南做官的人,这是外籍人,像张仲景、朱熹、辛弃疾等人都在我们这儿做过官,做官的人很多;第四个就是旅行到湖南的人,或者说到湖南来游一游、写一些感性知识的人,这四种人。其实还有一种人,他甚至于没有到过湖南,却是湖湘文化的研究者,像有人说范仲淹并没有到过湖南,但他写了《岳阳楼记》,也是个湖湘文化的研究者。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湖湘文化它有一种包容性,我后来写了一篇文章讲湘学的个性,湖湘文化有一种很强的包容性,学习别人,包容别人,变成自己的,这是湖湘文化一个很好的优点,它并不排外。

其实湖湘文化是多维的,我们讲文化,里面不仅仅包括思想层面,它还应该包括文化的诸多元素。我们在考虑编一套书,叫《多维视角下的湖湘文化》,比如说艺术、书法,还包括像湖南的音乐、舞蹈、建筑等等,这些都应该包括在内。

凤凰湖南:如果要用简单的一句话或者几个字来概括湖湘文化的特点,您怎么选?

郑佳明:我一直坚持四句话: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实事求是,拼搏霸蛮。

这四句话我已经坚持20年了。20年前秦光荣做长沙市委书记的时候,我是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要我组织长沙市民讨论长沙精神是什么,后来组织投票,投票就公布了6组专家的归纳表述。最前面的两组,一组是何立伟写的“扎实做事,热情做人,辣椒性格,骡子精神”,后来讨论的时候有个老同志提意见说,骡子精神不行,骡子无后。后来就同意了我们这条,就是刚才那四句,秦光荣同志说四句长了,前面两句就行了,所以现在长沙精神叫做“心忧天下,敢为人先”。

“心忧天下”是谁说的呢?左宗棠说的,他说“身无半亩心忧天下”,毛主席把它改为新民学会的宗旨,叫做“身无分文心忧天下”。“敢为人先”这句话谁说的呢,谭嗣同说的,他说“敢为天下先”,我们就把它改为“敢为人先”。其实这两句话现在并不过时,心忧天下是价值观,敢为人先是方法论,我一直要探索、一直要创新、一直要往前走,这不是很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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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石凌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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