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出土文书精粹展”长沙简牍博物馆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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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文物介绍：

1、1300年前的作业——《论语郑氏注》唐景龙四年卜天寿写本:《〈论语〉郑玄注》残卷，长583cm,该写本每行正文二十字左右, 原为《论语》的前五篇。发现时,《学而》的全篇和《为政》的大部分已缺。从文献学的角度看，《论语郑氏注》在唐以后就失传了。但本世纪以来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了不少《论语郑氏注》的残本，使这部书的十之七八又大体展现在世人面前。而卜天寿的这个抄本是这些残本中保存较好且长度最长的一卷。

而人们特别垂青这个卷子，还和它的抄写人有关。这位十二岁的学生，在做完作业后，还在其上活灵活现地写下了两首充满童趣的绝句，朴实明了，生动活泼地刻画出了这位心不在焉的顽童心理。“他道侧书易，我道侧书难。侧书还侧读，还须侧眼看。”蓬头稚子，昏昏识文！再精妙的儒家经典，遇到懵懂无知的顽童，其结果都是对牛弹琴！在十二岁的寺学弟子卜天寿眼里，师长们认为很容易的“侧书”，总是那么别扭，不仅要侧着读，还要侧着看。而对于抄书一事，归心似箭的他更是早已不耐烦：“写书今日了，先生莫咸（嫌）池（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 先生，今天抄书就到此为止吧，您也别嫌弃我笨手笨脚了，明天都放假了，还是早点放学吧！这些随手写下的文字使得这个卷子不再是冰冷的古籍，而充满着人类心灵史今古相接的鲜活气息。由此可见，在唐代，《论语》已成为了西域地区官、私塾学生的必修课，也体现了唐朝中央政府与西域地区的统一与民族的团结。

卜天寿写本《论语郑氏注》（局部）

2、真实的《西游记》——《大唐西域记》残卷：1981年，吐峪沟石窟出土。唐初写本《大唐西域记》残卷。纵16.5、横19厘米，整篇文书残，缺字。《大唐西域记》是唐代有关西域的历史地理著作。撰者玄奘（公元600年―公元664年），唐初著名的佛学大师和翻译家，俗姓陈，洛州偃师（今属河南）人，唐太宗时高僧，世称三藏法师，曾于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西行印度求法，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回到长安，历时19年，跋涉5万余里。回国后，在译经的同时奉敕撰写《大唐西域记》，记录西行见闻，翌年书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十万多字，详细记载了玄奘西行亲身经历的110个和传闻得知的28个城邦、国家和地区的情况，是对当时南亚次大陆、中亚西亚及我国新疆的真实记载，不仅是我国研究这些地区的珍贵资料，也成为这些地区研究本国史的重要文献。此次展出的唐写本《大唐西域记》成书于唐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系最早传入吐鲁番的《大唐西域记》写本，现藏吐鲁番地区博物馆。由于比较接近成书年代，较好地保留了书籍的本来面貌，且在书籍的流传史上意义重大，文物和史料价值颇高。

《大唐西域记》残卷

3、《六屏式列圣鉴训》壁画：传自先秦两汉时期。左起第一幅称之“欹”。“欹”者，倾斜也。如同一倒立之钟，可转动，是古代盛水之器皿。“虚则倾，中则正，满则覆。”其不盛水或存少量水时，呈倾斜状态，当水注到适中时，它保持端正平衡的状态，当水注满时，则会翻转而将水完全倒出。物极则反，百事有节，做事做人需留有余地，只有这样，才能长期保持盛而不衰。

中间一组人物分别为“玉人”、“金人”、“石人”、“土人”，寓意儒家入世的人生境界和一个人从少年到老年的处世哲学。“玉人”指少年时，当勤奋好学，节制物欲，谦虚谨慎，培养良好的品质；“金人”指青年时，年少轻狂，言多必失，但应慎言，知而不言，沉默是金；“石人”指中年时，学有所成，宜，畅所欲言，经世致用；到老年时，应该无欲无为，无情，无己，故为“土人”。

最后一图画有三样东西：生刍一捆，生刍即青草；素丝一卷；扑满一具，扑满为古代用来存放钱币的陶器。《西京杂记》载：“汉武帝时，官至丞相的公孙弘初为贤良时，朋友邹长倩送他这三样东西，望其以此为诫。生刍一束告诫其择主而事，去恶就贤，不以待遇厚薄作为去留标准；素丝一卷比喻自少至多，自微至渐的道理，劝其立功行事，要从小处着手，积小成大，勿因善小功微而不屑为之；扑满有入口而无出口，蓄满钱后即被打破摔碎，告诫其当官的要清廉，不可聚敛无度，否则就会像扑满的下场一样。

儒家哲学的核心价值观，从古自今，不分疆域、不分民族，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