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农民工广东讨薪被拘 关一年后检方撤回起诉

7月31日，娄底涟源，被关押一年后，蒋金军回到了家。对于先前的遭遇，他觉得不可思议。图/记者 陈正

两位湖南籍“80后”农民工王道渊和蒋金军，在讨薪过程中按劳动部门的要求提交工资清单，却惹上大麻烦——法院认为两人虚构工资表，构成诈骗罪，一审判刑3年半。

两人对这一结果不服提出上诉，7月28日，广东省揭西县检察院作出裁定，因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撤回起诉。

从看守所的硬板床回到家里的席梦思，王道渊和蒋金军却怎么也睡不着，对他们而言，这种环境的突然变化“太不真实”，继续追讨工资也仍是无法预期结果的事情。

王道渊：从看守所出来老感觉被人跟踪

从看守所出来后，王道渊有了心理阴影——他再也不敢去揭西了。

离开看守所的那天晚上，朋友为蒋金军和王道渊订了一个房间，两人吃夜宵一直到凌晨4点。王道渊总觉得有人在身后跟踪，到了宾馆也不敢睡觉，只要门外有任何动静，两人就会开门查看。

没带多余衣服他洗了衣服裸身躲进被窝

王道渊被拘留的时间是2013年2月2日下午4点多，揭西县当地派出所把他叫过去，说是协商工资的事情，不料等待他的是县公安局治安大队的民警。

他被带到揭西县公安局，民警出示了行政拘留通知书。他追问原因，得到的答复是：“组织农民工闹事。”

现在回想起来，王道渊发现这些早有预兆。2013年1月29日晚7点多开始，有男子随身跟踪王道渊，连上厕所对方也在门外候着。到了1月30日，他就被禁止离开派出所了。

拘留15天的最后一个下午，王道渊问拘留所的领导什么时候可以出去。对方表示，要打电话问一问。几分钟后，拘留所领导出现在王道渊面前，一起来的还有经侦大队的民警，王道渊被告知走不了了，因为涉嫌诈骗，他要被送往看守所。

在拘留所的这段时间，恰好是春节期间。王道渊没带多余的衣服，身上实在脏得不行。他把衣服洗了，赤身裸体躲在被窝里，等着衣服晾干。

“我只是为了讨要血汗钱，现在不但要不到钱，人还被关了进来，我还要担心农民工们是否安全。”王道渊说。

2013年2月16日下午4点多，王道渊被送进了看守所，有人问王道渊为什么被关进来，王道渊说是为了讨工资被控诈骗。对方哈哈大笑起来，并问王道渊诈骗了多少钱，王道渊一脸茫然，对方又是一阵大笑。

检察院说，人可以放，事情到此为止

刚进看守所的那个月，王道渊几乎处于隔绝状态——家人不知道他在哪里，父亲王伯元一度认为他是被人谋害了，好几次，王伯元端着饭碗没来由地就哭出声来。

“我那时候有仇恨的心理。”王道渊说。律师在看守所第一次见到王道渊时，王道渊双手捂面抽泣了十多分钟，对于此时的他来说，律师是唯一可以借助的人。

会见完律师，王道渊的心情又好起来，他坚信自己是无罪的。在去法院参加庭审的路上，他和蒋金军互相鼓励：“我们只是要工资，不会判刑，律师也说了无罪。”两人商定，哪怕是缓刑都要上诉。

在看守所里，王道渊每个月都会数有哪位亲人过生日，以此打发时间。农历二月二十八日是儿子生日，王道渊还在想着今年不能给儿子买礼物了。这时，拘留所工作人员过来告诉他案子判了，有期徒刑3年半。

王道渊蒙了，他反问看守所的人“怎么可能”，并提出要上诉。说这话时，同在一个看守所里的人劝他不要上诉，“他们跟我说放弃算了，搞不赢的。”

事实证明，王道渊的坚持是正确的。2014年7月24日，拘留所的人冲着王道渊住的房间大喊：“王道渊，你明天可以走了。”他探出头来，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二审都没有开庭。

紧接着，检察院的人来了，他们找到王道渊，表示人可以放出去，但此事到此为止。王道渊反问拖欠的工资怎么办，得到的答复是“劳资民事纠纷随便你们怎么弄，这个事情到此为止”——在王道渊的理解中，“这个事情”指的是申请国家赔偿。

家里一年半没人住了儿子几乎认不出他

7月30日，火车在穿过一个隧道后进入湖南境内，离家一年半的王道渊有点激动，他在心里默念：“家乡就在眼前了。”

上火车的头两天，他把释放的消息告诉了母亲易子顺。易子顺以为自己听错了，她所知道的是儿子被判刑3年半。

易子顺上次听到儿子的声音，已经是2012年腊月的事了。在进拘留所前，王道渊打电话给母亲，称自己被抓起来了。易子顺什么都没说，只问能不能回来过年，王道渊说：“我也想啊。”电话随即被挂断。

7月29日早上，易子顺从湘阴赶往王道渊位于长沙中南汽车世界的家里，把房子打扫干净，换了拖鞋，还买了个新床垫。此前，这个家已经一年半没有人住了。

家人们得到的消息是王道渊会在7月30日晚上8点多抵达长沙，8点10分和8点28分有两趟从广州南开来的列车抵达，都没有王道渊的身影。父亲王伯元急了，他一下蹲着，一下又站起来。

晚上8点45分，王道渊出现在人流中，易子顺控制不住，冲上去抱住他的腰，在人群中痛哭。

王道渊的儿子似乎已经不认识父亲了，他躲在出站口的一根柱子旁，在家人的提醒下才轻轻地喊了一声“爸爸”。“王道渊被抓后，孙儿变得非常内向，走路都低着头，连爷爷奶奶也不怎么叫了。”易子顺说。

在家里的第一个晚上，王道渊又失眠了，从木板床到席梦思，环境的变化让王道渊觉得太不真实，“就像做梦一样。”

蒋金军：能不能讨回工资，心里依然没底

7月30日下午，广州火车南站，蒋金军拿着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去办理临时身份证。身份证很快办出来了，民警拿着照片仔细比对，并用怀疑的口吻问蒋金军：“这是你吗?”

民警的怀疑是有道理的，眼前的蒋金军板寸头，又瘦又黑，而照片里的他有着明显的双下巴，富态十足——在看守所的一年多时间里，蒋金军的体重从170斤降到了140斤。

离开时还在想，他们是不是设了圈套

蒋金军说，在看守所里被提审时，民警要他认罪，“他们说即使是诈骗，也是诈骗未遂，应该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认罪态度好，有可能是缓刑。”蒋金军没有同意。

另外，有人拿了两份工资表，要蒋金军签字承认是自己做的，再次遭到拒绝。

开庭前，辩护律师会见了蒋金军。按照律师的说法，这起案件没有问题，律师也做无罪辩护。蒋金军重新燃起希望，偶尔有机会碰见王道渊，蒋金军还不忘鼓励对方。

一审宣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蒋金军陷入“静默期”——没有律师会见，也没有人通知何时二审开庭。

转机发生在今年7月24日，与蒋金军“同号子”的人被释放，蒋金军委托看守所一位领导去问公诉人。没过几分钟，看守所领导兴冲冲地走过来说：“蒋金军，恭喜你明天可以出去了。”

蒋金军有点蒙，他摸了摸自己的心脏，看守所领导用严肃的口吻告诉他：“手续已经办好。”

7月28日星期一，这是原定释放蒋金军的日子。此前，蒋金军已经连续3个晚上没有睡觉了。清早5点多，他就起床了，他收拾好自己的东西，与“号子”里的人一一告别。

11点半，检察院的人还没有出现，蒋金军心里绝望了，“我想他们是不是在设计什么圈套，但我无能为力，只能等待。”

好在，蒋金军在中午下班前离开了看守所。走出大门时，刚经历了一瞬间轻松的蒋金军又陷入紧张，他根本不相信这么快可以放人。

村民以为他贩毒，妻子只能默然以对

7月30日晚上8点多，火车驶入株洲西站，家人安排的小车早已在站前广场等候。他们已经等不及让蒋金军坐大巴回家了，“我怕他又被人抓走。”父亲蒋余庆说。

当天恰逢蒋金军堂弟媳的生日，饭桌上，蒋余庆端着酒杯对饭桌上的人说：“先不管那么多，人回来了就好。”

蒋金军是家中独子，在他被关的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只要逢年过节，家里都会被讨要工资的农民工堵住。大年三十那天，等讨要工资的人散去，蒋金军的母亲李清娥拍着儿媳李立青的肩膀说：“家里的负担很重，全部压在你身上了。”说完，婆媳相拥而泣。

2014年春节，是蒋金军唯一不在家的一个春节。蒋金军的叔叔送来5斤肉，一家人靠着这个过完了节，没有请客，也没有去亲戚家拜年。

李立青原本跟着蒋金军在工地干活，蒋金军被捕后，她在镇上帮人家卖肉，并抚养3个小孩，每天凌晨4点多出门，下午5点回家，月工资在2000元左右。

3个小孩中，老大下学期要上初一了，开家长会时，同学们的父母都到场了，老大问李立青：“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李立青无言以对，只好安慰说“快了”，“我得让他相信正义的存在，不能让他产生偏激心理。”

老二今年5岁，老三3岁，他们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只会问妈妈“爸爸为什么会被抓走”。李立青没办法回答，她在手机里下载了筷子兄弟的《父亲》，孩子们想爸爸的时候，李立青就重复地播放这首歌。7月31日，蒋金军回家后，孩子们已能随着音乐唱这首歌。

对于家人来说，最大的压力可能来自村民们的评论。背地里，村民们认为蒋金军被抓是因为在外面贩毒，这种流言传到了李立青耳朵里，她没办法去跟村民解释什么，只好通过不停的劳作来排遣压力，这一年，李立青种了3亩庄稼、1亩蔬菜。

“衣服要穿烂，而不要被人指指点点指烂。”蒋金军说，他不满法院准予撤诉的结果。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判决，既然证据不足就应当由法院宣告无罪。

“一个农民不找任何关系，维权太难了”。他说，能不能讨回工资，自己心里也没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