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驻印度女记者亲历记《印度:熟悉而陌生的邻国》
2015年10月20日 14:13
来源:凤凰湖南
《印度:熟悉而陌生的邻国》 中国驻印度女记者亲历记 印度和你想的不一样 神寺与贫民窟遥遥相望//神圣的眼泪浸满恒河的肉身 这是一个认识、解惑、去除偏见、消除隔膜的过程 内容简介: 本书是作者通过在印
《印度:熟悉而陌生的邻国》
中国驻印度女记者亲历记
印度和你想的不一样
神寺与贫民窟遥遥相望//神圣的眼泪浸满恒河的肉身
这是一个认识、解惑、去除偏见、消除隔膜的过程
内容简介:
本书是作者通过在印度工作和生活的经历,与读者分享这个国家在生活、文化、思想上的点滴,以及作者的所见所感。作者力图细节化、深度化、私人化地呈现出正在发展变化中的印度的状态。尤其是那些被世人误解、被“原以为”的关于印度的人和事。全书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作者立足于新德里的奇闻异事;第二部是作者作为驻外记者,多次探访印度各地,分享印度这个幅员辽阔、文化丰富悠久的文明之国的经历。
作者简介:
尘雪,中国驻印度新德里女记者。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方向为中西新闻比较与跨文化传播。毕业后主要从事国际文化、社会与时政新闻报道。2012年至2014年被派驻印度新德里担任驻外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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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过印度两次,也写过印度故事《阿难》,尘雪写印度写得非常好,有的地方还很幽默风趣。她写出了她经历过的真实的印度,写了很多很特殊的事情,让人亲临其境,非同寻常的经验和认识皆在此书中。这是一本很特别的书。—— 著名作家虹影
自序:我短暂而难忘的印度生活
英国印度裔作家V.S.奈保尔的朋友曾批评道:“西方人写了太多对印度充满偏见的书,这不公平。”于是奈保尔决定探访并客观地书写外祖父所属的这个国度。而我,有着和奈保尔相似的写作动机。
初来印度时,我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对印度的认识少得可怜,对当代“天竺国”的真实情况很不了解,了解到的也大多是充满偏见的和片面的。有时候,媒体甚至成为造成误导的罪魁祸首,特别是那些充满偏见、自以为是的议程设置者。驻印的记者们也常常被国内编辑们发过来的一些主题先行的约稿弄得哭笑不得。
不仅是工作,在生活方面,在印度待越久,就发现中国人对印度的误解越大。
我觉得,当你面对陌生的环境时,最好的心态就是不带任何成见的、如白纸般的心态,以人类最友好、最善意的一面,来迎接和审视这个多元而复杂的世界。然而,我是带着从书本和中国人口中间接习得的对印度的满满偏见来到这里,但作为一个秉承“客观公正平衡”原则、有着新闻职业性热忱的记者,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拨开这些偏见与无知编织的藩篱——印度脏乱差、印度“阿三”小气、不靠谱、无可救药等等。
印度虽不太受国人关注,但她并非一无是处。在中国,“那些关乎灵魂又不挣钱的事,都会显得生态不良或像在铤而走险,安贫乐道的风骨气韵总脱不了些许狼狈与失态”(摄影师严明语);在印度,关于灵魂、精神、宗教与信仰的事,却显得那么生态正常且司空见惯,空气中弥漫着的是物质世界缺失的轻灵与充实。当中国人尤其是大城市里的人为金钱与物质疲于奔命时,印度人更能甘于清贫,他们的平均幸福指数比中国人显然要高。
当我再次回到故土时,我备感不适应,在失落的环境下,竟也怀念起印度的好。我想念在印度的生活细节。
我喜欢看印度电影,无论是宝莱坞(以孟买为中心的印地语电影的代称)光鲜艳丽的绝世爱恋,或是残酷真实的记录性影片等等;我喜欢听印度歌曲,无论是宝莱坞的劲歌热舞,或是民乐与冥想、瑜伽乐曲等等。我想念印度的自由、无规则、有趣味、热情浪漫和懒散、节奏慢,像生机勃勃的野草;我想念在那里受到的“物以稀为贵”般的注意力甚至优待,小区陌生门卫们主动热情打招呼的那句:“Hello,Madam!”(你好,女士!)印度人对我的称赞,时常回荡在耳边。
修身养性的人总说,当我们设身处地地经历到了对方所经历的,我们和对方的心就能连接了,沟通便不再有障碍。经历本身就是一种成长,一种学习。印度予我的是,这种宝贵的经历。
我亲身接触、了解和认识印度的过程是一个解惑、去除偏见和消除无知的过程。而我是多么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这个过程,因为我们对印度存在太多不理解。
意大利符号学者、作家翁贝托·埃可(Umberto Eco,又译安伯托·艾柯)说:“只有在如今现代世界,我们才有机会相互接触从而达到相互理解。相互理解并非我们的想法一致,而是要理解不同之处。不要跟孩子们说谎,说我们人人是平等的。实际上,我们不是平等的,我们是不同的。只有相互理解了,即使达不到世界和平,但只是发生战争的概率少些。”中印之间也需要相互理解,理解各自的不同之处。
印度女性地位低
作为女性,我天然地对印度女性格外关注。虽然在印度不乏女子当自强的案例,但从整体而言,印度社会是一个很典型的男尊女卑社会。生活在印度农村的女性,常常连人身安全和最基本的权力都得不到保障。
重男轻女的观念盛行,导致女性在母亲腹中时就被选择性堕胎,有的很早就辍学,或者根本不曾上过学,在家帮助父母带孩子和做家务,或是出去做童工。女性还常常受到性侵犯且无处报案。个别警察跟有钱有权的人沆瀣一气,常常还会二次强奸被害者。
即使在城市里,女性也常常遭遇性骚扰、职场男女不平等等诸多问题。印度著名的OUTLOOK杂志有一期封面报就是“Dangerous Liaisons”(危险的联络人),讲述跟政客打交道而丧命的女性们,越来越多年轻漂亮、雄心勃勃的印度女性吸引了男政客,由于跟政客过密的关系与较量,最终命丧黄泉或神秘失踪。我看后很难受,贪婪、权势大的印度政客们太容易“杀人灭口”了。在印度,权力膨胀得无法无天,甚至在两性恋爱关系上,权力的威力也无处不在。对那些一心想在政坛或职场往上发展的普通草根印度女性来说,生命安全很难得到保证,真的有点“危险”。
曾经看过一部印度电影《没有女人的国家》,它以戏剧的方式突出了印度偏远农村女性的悲惨命运,该片描述的印度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很多偏僻村落出现严重女少男多的情况。片中5个兄弟共娶1个妻子,女主人公卡尔基嫁过去后,每周除了每天和一个丈夫同寝并遭受丈夫的施暴外,余下2天还被他们的父亲占有。卡尔基受尽凌辱,被戴上手铐关在谷仓内。该片从第一场戏开始就抨击了印度社会歧视女婴的残酷传统:女主角被抬进产房,她的丈夫在外面焦急地踱步,突然听到婴儿的啼哭声,当他得知“是女孩”时,他接过婴儿,马上把她扔进井里溺死。“明年一定要生个男孩。”他喃喃道。滥杀女婴之风,使现在印度许多乡村与小镇里都匮乏新娘。这种滥杀女婴的落后现象就曾在宝莱坞明星阿米尔·可汗主持的电视节目《真理至上》中讨论过。印度人偏爱男孩,男性是家里“赚面包”的人,男性不仅为家族传宗接代,娶个老婆还能获得大额嫁妆。跟中国传统的婚姻习俗相反,印度女性出嫁时要带给婆家大额嫁妆,甚至连举办婚礼晚宴的钱都是女方出,感觉更像是女方花钱娶了男方。宝莱坞电影里就反映了很多贫困人家的姑娘因为家里无法为自己准备男方要求的嫁妆,一直待嫁闺中成为老处女,假如《三傻大闹宝莱坞》中沙尔曼·乔什扮演的拉朱的姐姐。现代印度,我的朋友阿诺帕玛的母亲,因生了两个女儿而饱受家族压力,她从两个女儿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为她们攒钱购买黄金首饰等嫁妆。
2013年,西方媒体撰稿人阿马纳·丰塔内拉-可汗(Amana Fontanella-Khan)书写的《粉红纱丽革命》(Pink Sari Revolution),就清晰而生动地反映了当今印度农村女性的生活。在印度最贫穷的邦之一的北方邦农村,有一个叫萨姆帕特·帕尔(Sampat Pal)的了不起的妇女,她成立了一个“粉色纱丽娘子军”女性组织。组织成员为清一色穿粉红纱丽的女性,她们会帮助那些被丈夫或男性欺负的印度妇女,拿着木棍去惩罚这些男性。
在每年3月份的洒红节期间,印度阿格拉附近的马图拉、南德纲和瓦得拉等村庄都会有一个“女性棍打男人”的节日。在这一天,妇女们穿上漂亮的纱丽——她们酷爱红色系纱丽。拿着一根1米多长的木棍,看到男人就追赶上去猛打一顿。在我看来,这在重男轻女、妇女地位低下的印度,算是印度妇女的一种发泄和补偿。只有在这一天里,她们才能光明正大地打男人。
虽然当代印度社会也出现了为婚姻中的男性维权的组织,但这还只是少数案例,在印度男权社会中,相比男性,女性的地位还是较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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