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韩少功：文学肯定比我们活得更长久

韩少功

汪肯堂

韩少功汪肯堂

我是半个“武陵人”，我一直是“陶粉”

汪肯堂：有人说您的《山南水北》是中国的《瓦尔登湖》。读完您的《山南水北》和梭罗的《瓦尔登湖》之后，我很自然地联想起了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我想，产生这种联想的应该不止我一个。能让人产生联想，说明这三者之间多少有些相似，相同，或相通的地方。您对此有何看法？

韩少功：《瓦尔登湖》里只有自然，没有人和社会。就这一点而言，《山南水北》大概更靠近陶渊明一些。何况我祖籍常德澧县，也算是半个“武陵人”吧。虽不敢与陶公攀关系，受一方水土滋养，笔下如能透出一点传统文脉的风采和气息，对于我来说，至少是与有荣焉。

汪肯堂：如果陶渊明活到今天他会惊呆，一千多年了，还有那么多人如此喜爱他的桃花源。并且还有那么多的解读，那么多人争抢，这是他写作《桃花源记》时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的。最近，我们常德日报传媒集团把自《桃花源记》问世之后，历朝历代包括当代有关桃花源的诗文进行了一番梳理，形成了一套近百万字的《桃花源文集》，已交湖南人民出版社。整理过程中，我们发现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桃花源。您心中肯定也有一个桃花源，您心中的桃花源在哪里？是什么模样？是《山南水北》？

韩少功：我非常赞成你们做这些事，因为我一直是“陶粉”。他的气节和才华，特别是他对土地、对民众、对劳动的体会，在文学史上是并不多见的，值得我们好好地珍惜和继承。其实，写写自然并不怎么稀罕，很多前人都写过。但好多人不过是小资化的“旅游诗人”，比如谢灵运，名头大得很，写的那些虽然也优雅，也华丽，但像是在度假村里写的。陶渊明就不一样。“盥濯息檐下”——想一想吧，收工后在屋檐下洗手洗脚，这种细节不是亲身经历如何能捕捉，如何写得出来？“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这里面都有人，有民众，有鲜活的生活质感，入筋入骨，有血有肉，是他用生命写出来的。

物质条件并不能决定幸福

汪肯堂：读完您的《山南水北》，给我的总的感觉是，那是中国当代乡村最真实的写照，比我们平时了解到的乡村更丰富。您一年之中有半年居住在乡下，半年住城市，在您的字里行间，我发现您对乡村偏爱一些。您认为当下城市与乡村区别在哪？

韩少功：人生在世有两件大事，一是与社会的关系，一是与自然的关系。现代都市生活砍掉了后一半，显然是不够正常，留下了某种缺憾。这也许是都市人为什么一到假期便喜欢往乡村跑的原因，多少是一点补偿吧。但进入工业化、城镇化时代后，农业从总体上来说附加值偏低，处于“夕阳产业”的困局，导致大量农村人口向都市流动，哪怕放弃了更清洁的空气和水、更优质的有机食品、更多一些自由、闲适、丰富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个让人无可奈何的历史过程。眼下在发达国家，普遍出现“逆城市化”趋向，比如富人都住郊区，倒是穷人住在城区。这至少表现了现代人对都市生活的一种反思和反弹。将来会怎么样？说不准。但因为技术革命的推进，农业从总体上重新成为一种朝阳产业，使人们从都市向乡村回流，也不是没有可能。

汪肯堂：如今社会发展太快。我们这辈人几乎是从刀耕火种的农耕社会一步跨入到现代社会。社会发展太快就容易让人有“晕车”的感觉。只有您和梭罗这样真正的智者，躲到乡下步行，躲避“晕车”，并且冷眼来看别人是怎么“晕车”的。我要问的是：人是不是要在简单的环境里才能思考复杂的问题？您给现代“晕车”者有何指教？

韩少功：我算不上什么“真正的智者”，没有那么高大上。不过，我觉得人不管是穷还是富，不管生活在哪里、从事什么职业，都不应在急剧变化的社会面前惊惶失措。物质条件并不能决定幸福。将来的人可能天天坐飞机，甚至被机器人侍候着，但他们不一定就不郁闷，甚至不患精神病。人要学会做加法，也要学会做减法，像老子说的“为学日增，为道日减”。清醒地把控自己，在学习上多一两分，在欲望上少一两分，日子可能就比较好过了。

要有这种勇敢甚至胆大妄为

汪肯堂：有人说《瓦尔登湖》不好读全是作者的叙述，描写，思考。您的《山南水北》好读。除了您的思考和叙述，里面还有人物，有故事。读到后面我读出小说的味来了。相反，读您的《日夜书》，读到后面觉得又是散文。文体的界限在您这里是越来越模糊了，但韩少功味道却越来越突出了，是这样吗？

韩少功：小说与散文的界限本就没那么严格，“严格”通常是一些教科书强加给学生的。《四库全书》里的“说部”，古代意义上的小说类别，其大部分也可说是散文。俄国人的传统，是只区分韵文和散文，从不区分散文和小说。中国古代四大小说名著，拿胡适先生的欧洲标准去衡量，也只有《红楼梦》像一部小说，其余三部长藤结瓜，说到哪里算哪里，差不多也是“半散文”的，接近《史记》的那种纪传体。我赞成在文体杂交方面多一些自由，在《山南水北》里甚至把报表、说明书、家谱等日常应用文也搬进去了，只要能表达思想和情感，能混搭出趣味效果，就行。古人说：文无定法。今天的人也要有这种勇敢甚至胆大妄为。

文学的调整不等于死亡

汪肯堂：如今文学似乎边缘化了，您也这样看吗？是文学边缘化，还是文学回归到它应有的地位？或者说是把过去非文学的东西边缘化了？真正的文学似乎永远不会边缘化，如《桃花源记》，如《瓦尔登湖》，如《山南水北》？

韩少功：恐怕不光是文学，整个文化都进入了某种低谷时期。这不仅是中国的事实，也是全球性的事实。从全球范围看，除了公元前五世纪左右的所谓“轴心时代”，还有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的所谓“启蒙时代”，算是文明的高峰期、爆发期、革命期，其他时代都多少显得有些平缓、平淡甚至平庸。何况当代人遭遇的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革命，一头扎进文化生态的剧变，多少有些不适应。不过文学的调整不等于死亡，文学不可能像有些人预言的那样，都被声像产品所取代。比如杜甫诗“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里的“窗”“岭”“雪”等都确实可用镜头拍摄出来，但“千秋”和“万里”怎么拍？如果没法用画面来表现，那么张艺谋怎么可能取代杜甫？这也就是说，大可放心，不论声像技术发展到哪一步，只要人还在，只要人还需要表达思想情感，文学肯定比我们活得更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