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生活的尴尬单曲循环——读阎真《活着之上》

阎真作品《活着之上》

阎真

文|袁复生（书评人，海航集团《云端》执行副总编辑）

1996—2001—2007—2015，这20年内，阎真仅出版了《曾在天涯》、《沧浪之水》、《因为女人》、《活着之上》等四部长篇小说，节奏十分稳定，尤其是在其超级畅销书《沧浪之水》一时洛阳纸贵之后，出人意料地淡定。

这种节奏与韵律，可以善意地理解成——阎真的写作，没有冒进也没有枯竭，这是一种已然告别了焦虑的写作者。

虽然吊诡的是，阎真写作的核心议题，恰恰就是描述不同年代的高等知识分子的焦虑。

阎真作品《沧浪之水》

一、身份：凤凰男博士的荣耀与困顿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年龄的人。”

这句话的作者沈从文，恐怕已是近代文艺史上湖南最有名的“凤凰男”了。

当29岁的沈从文写出这段情话时，他的身份与《活着之上》的主人公聂致远一样，都是大学里年轻的老师。

不过，就凤凰男一词的社会地位而言，此一时彼一时。

沈从文时代的凤凰男，是励志典范，他美丽的故乡，更是一种出身的骄傲，与沈交往的人物更是一时俊彦。而聂致远此时的凤凰男，已经成为爱情事业中的负资产了。在其与未婚妻赵平平结婚前的春节，与未来的岳母娘孙姨的关系，其心态，就像猫和老鼠一样。原因也极其简单，研究生聂致远没有经济能力在省城操办一场婚礼，在其博士考上之后，也没有能力在省城买下一套房子。

如果说沈从文能以小学文凭、北大旁听生的学历直接到国立山东大学任教的经历算是一个传奇的话。聂致远能考上省城大学，进而在北京攻读博士的人生，对于鱼尾镇来说，至少也算得上一种荣耀了。

但这种荣耀最大的受益者，聂致远的父母，却在春节期间，始终搞不清楚他与在小镇高升为办公室主任的弟弟之间，究竟谁的级别更高，更值钱。因为，这个博士，看起来太不实惠了，红票子太少了。

凤凰男作为一个流行词汇，是近两年的事情。但作为一种婚配的模型，早已不新鲜，古代中国戏文里的落魄书生与大户小姐之间的爱情故事比比皆是，《牡丹亭》外的梦境现实，交错了成百上千年。

这种模型，到近代中国，一样常见于文学作品之中，最典型的莫过于路遥的小说《人生》与《平凡的世界》，这些传播甚广的小说在当时能独树一帜，成为万千文学青年心中的经典，最大的原因应该是他的爱情模型的代入感与人生奋斗的共鸣。

即便是阎真本人小说《沧浪之水》中的主人公池大为，也算得上半个凤凰男。虽然他父亲并非百分百的山民，是下放的右派医生。但比起他在大学第一个交往女同学许小曼，一个军级干部的千金，他就是地地道道的凤凰男。

不过，对于《活着之上》里的凤凰男博士聂致远来说，他面临的困境比此前的凤凰男更麻烦。

以前的书生们不用说状元及第，只要是榜上有名，一定就能大逆转。即便是路遥小说里的高加林，没有进城当成干部，毕竟也充满着奋斗的豪气与底气。

但聂致远即便是奋斗成功读完博士，接下来仍有无穷无尽的窘迫和压力，需要一次一次翻越过去。

而他娶的老婆，大体上是凤凰男娶娇妻模式，在家境与经济上要比他好，但也没有抵达大户人家的水准，有差别，但不戏剧化，不干扰叙事主体。从这样的角度去分析，凤凰男这一身份设定，且不过多笔墨涉及贫苦家庭的写法，能让读者的焦点放到主角本身的精神生活与俗世活法之上，聚焦于议题之上。

在这样的设定中，阎真用十分细致的叙事，一次一次让主人公聂致远进入到触及灵魂的琐事之中。

书写凤凰男，或许并非阎真的本意，但写高校里的知识分子，则是阎真的长项，在他擅长的领地，他用一种“精神窘境”来不断凸显出凤凰男的现实困境。严格意义上来说，《活着之上》的主人公聂致远并非穷困潦倒，作者也没有给他安排了置之于死地的车祸、大病、破产、被骗等更戏剧化的境遇。但生活总是会源源不断地传递过来压力，需要去解决，这种物质的窘境的破局，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只能通过改变自己的精神标准来创收，如此一来，新的精神窘境不断出现。

于是，他一直不能获得快乐，生活与灵魂，都不能得以舒展。

阎真作品《曾在天涯》

二、时代：网格化的学术腐败与精神矮化

为了物质财富，委曲求全乃至出卖灵魂，也是古今中外精神生活史上一个比较经典的模型。

这种困境的发生，基于一种基本假设——名利物质与精神价值观存在一种尖锐的冲突，他们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要解决这种问题，通常的办法就是逃避和远离，从陶渊明为代表的隐逸模式，到1990年代流行的乡土文学的田园牧歌写作。比如贾平凹早年的商州系列纯美小说，但问题是不能永远去回避，所以他一直写到了《废都》里出现了一个死结，这个死结的出现就是因为逃避与远离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难度越来越大。如苇岸《大地上的事情》般决绝，如韩少功《山南水北》般的能力魄力，都是普通知识分子与文人难以模仿复制的。

必须进入到问题的内部去写，当精神与名利融合纠葛之后怎么办？

《活着之上》在这个命题上，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不是巅峰，也不是败笔，阎真十分聚焦地写出了真实的一个点——网格化量化管理的高校，学术面临的挑战与腐蚀，教师面临情感、尊严与价值观的扭曲颠覆。

《活着之上》的第一落点，就在聂致远是如何考上博士这个槛上，在小说中几处写到，这几年考博士与前些年截然不同了，博士招考的名额有限，很多人在排队，排队的主力不仅是想做学问的研究生，更多的是各种关系户，乃至官员金主。门口排队最长的不仅是学术权威，更多的是那些担任着行政职务的院长、校长。这是一个时代的新问题，有兴趣的读者随便抽取几任省部级或者政治局成员的简历，略加分析，即可明了这种大面积的“官位+学历”的风气的演变与程度，身居要位的官员要么进入高校成为学生，要么进入高校成为挂名教授，高校生态在此遭遇到了剧烈的破坏，纯粹的读书人所受到的空间越来越狭窄。所以主人公聂致远连续考了三年才考上一个较为边缘的教授门下做学生，非战之罪也。

千军万马的独木桥，聂致远毕竟是挤上去了。显然他很优秀，不过阎真并没有把他写成一个学术狂人、一个学术天才、一个以学术为宗教的殉道者，通观整部小说，聂致远是一个热爱学术，成果在标准线之上，一名合格以上，成绩良好的大学教师与学术新人。这种定位，固然少了几分戏剧性，少了几分可读性，但显示出了一个成熟小说家的自信与节制，他要体现自己的写作能力以及对真实的把控力，就需要在这样最普通的人物上将时代掠过的风捕捉下来。

权力的触角伸进高校，只是挤压了学者的空间。但近些年高校管理模式改变，则完全地颠覆了高校的学术结构与风气。

按照聂致远的理解，按照传统的学术方式，只要真正写出足够含金量的论文与科研成果，学术圈、学术刊物、学术研讨会作为一种公正的平台，肯定是能给出奖赏的。这是以个体自主的创作、科研为核心动力的模式。

但《活着之上》的年代，这种模式的动力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考核”与“成果”取代了学者的学术野心与创作欲望，成为挥舞在学者头顶的牧羊鞭，驱使着高校与学者。

更糟糕的是，第三方评价平台已经失灵了。这种失灵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几乎所有的学术刊物都要收取版面费，原来高高在上的学术裁判开始变成了需要创收的经营者。按照《活着之上》里的案例，一篇论文的版面费是两万五，差一些的职业学院的老师只能去买《扬州大学学报》的增刊版面。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开始将学术与资源的位置开始对调，资源第一，学术第二。因为资源决定成果的多少，成果决定学术地位与行政地位的高低。

纯粹的学术标准已经被击败，只能与经营标准苟且于紊乱的学术共同体之中。《活着之上》里面，倒没有写出非常典型、恶劣的权力、金钱与学术的交易，彻底的劣币驱良币案例，也没有出现过一例成功的学术标准击败经营标准的案例。暧昧与混沌，构成了高校学术生态的基本色调。学术理想被论文数量所替代，而达成数量管理的路上总是充满着不平的腐败，单纯简单的学术道路不复存在，主人公总需要不断来委屈自己，改变以前自己的心理定式，以及价值观的认定，来满足在学术道路上晋升所需要的条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出现了很多次关于学生的“系统型小动作腐败”，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任课教师联合起来，为学生开小灶，提前透题，改卷时提高分数，林林总总，关系复杂，令人眼花缭乱。连竞选班干部，发个助学金，都成了社会上潜规则的延伸。几乎在每一个程序，每一个细节上，都有这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存在。这种局面也是普遍性的，聂致远读博士时，颇为清高的冯教授，为了给儿子考大学增加分数，竟然串通整个改卷小组，通过在试卷上做记号的方式来增加分数。

为了所谓“科学管理”，更多的流程需要进行考核，高校已然进入网格化管理时代，但对考核本身又缺乏足够的透明与监督，自然这么多程序之间就滋生出大量从摇篮到坟墓的腐败——从高考考卷到优秀博士论文评选，事无巨细，或多或少，无一不充斥着各种“运作”与交易。

这种无所不在运作，重复得像头皮屑一样，每一件事都十分微末，但对于事主来说却浑身不自在，看客读起来也十分难受。

这与《沧浪之水》里面的理想主义的孤独，生死予夺的官场厮杀相比，读起来，自然很不“痛快”，但就是这种细细毛毛的憋屈，层叠出了真实感。这种真实感，是高校乃至科研机构进入到网格化管理时代之后，在知识分子心中出现的一种普遍的情绪——理想主义退潮之后，琐碎的无望。

阎真作品《因为女人》

三、高潮：始于拒绝，疏于底线

从《因为女人》之后，阎真的创作似乎进入了与《沧浪之水》渐行渐远的方向。

《沧浪之水》带有少许的传奇感，文字清丽闪亮才气横溢，小说的情节也是波澜诡谲，无论是成功还是沉沦，煎熬还是挣扎，都是那样能挑动读者激情。这样的小说淋漓、好读，而且从读者接受的潜意识来说，也是一个精彩的“学而优则仕”的故事，自然让人过目不忘。

但无论是《活着之上》还是《因为女人》，这种气流的方向已经变了，隐忍或者成功的痛快，在阎真本人也许“功成名就”之后，潜伏起来了，更多了委屈，更多了失意乃至失败。

“反高潮小说”，似乎是阎真在对自我的一种重新否定或革命。

这一点在《活着之上》里，更是如此明显。在一般小说容易出彩的地方，比如男女的热恋、爱与分离，关键人物的死亡，职场你死我活的竞争，辉煌得令人有点哆嗦的传奇成果……这本小说中基本都看不见。

小说的开头是主人公聂致远祖父的去世，静虚寺的和尚前来念经，丧礼途中叔伯阿姨们热闹地打起来了麻将，最后10岁的聂致远十分纳闷，怎么和尚念经还要收钱？除了这个伏笔之外，开头还设置了一个《石头记》，祖父最喜欢的一本书被父亲拿去给他陪葬。《石头记》与和尚收钱，成了小说驱动力的一体两面，但这样的故事，也在此后从未掀起过激荡人心的波涛。

如果一定要定义的话，小说中的大小高潮，都来自日常生活中极为微小的拒绝。

小家庭中，聂致远与赵平平，男的清高，女的现实，中途无数次的争吵矛盾，也有不少的相濡以沫，但从恋爱到生女，阎真就是对于主角青春荡漾的激情，惜墨如金，几无床戏。吵架其实也并不多。这对夫妻之间的高潮部分，却来自两次外部的介入，一次是两人结婚打算买房，在盘点资金时，赵平平哭着说自己还有八万块，而这八万块是她以前交往过的一个“经理”给的，聂致远当时如遭雷击，但时间一过，也就罢了。第二次是当了6年小学德育课老师与班主任，却迟迟没有解决编制，好不容易遇到招考，要请评委吃饭时，评委竟然以潜规则来暗示，聂致远怒火中烧，打算去举报或者打人，但两口子最后一盘算，也是罢了。

此外，亦有学院书记托聂致远给关系户学生多打一点分数，要么是要及格，要么是要高分，要么是选班干部，到聂致远这里，总要打一点折扣。

最终在金书记要运作扶正时，先后组织了几次以拉票为目标的小范围宴请，聂致远被请了，但最后作为群众评委，投票时还是投出了不具备决定性的否定票。

在《活着之上》里，似乎并没有太多强大的拒绝。最有力的拒绝是来自于聂致远成家之际，最需要资金时，一名矿老板要给自己爷爷立传，要把作为满洲制铁汉奸的爷爷写成抗日企业家，挣扎多日，最终聂致远拒绝了这笔买卖，但他的同门博士最后接了这单活。

这样的一种设置，看似设置了一种“底线”，这种底线可以上升到“民族大义”，为了这种底线可谓义正言辞，深具合法性。但这样一种设置，并不十分巧妙，因为这种拒绝完全不具备典型性，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完全不能经验到这种考验，这只是一种概念上的拒绝，一种外部的拒绝，这可以看成《活着之上》整部小说中的一个缺陷，一个不到位的阐述。但也可以看成是一个伏笔，一种“否定性的论证”——庸常人生里，底线可能并不虚无，但它并非决定性的因素，甚至我们关于底线的议论，往往显得粗陋与言不及义。

拒绝，是一种尊严的体现。

小拒绝，是反复被生活折腾之后的一种尊严的残留。

《活着之上》的高潮，就来自于这样的残留。这种残留一点都不具备美感，也不具备阅读的快感，它只是精神生活或曰价值观的尴尬单曲循环。

青萍之末未必潜伏着大风，但青萍就是日常与绝大多数的真实，阎真的写作，在这样的日常之中，进入到了“绝大多数人生”的内部。

这，也许就是阎真试图告诉读者的真相——生活的本质可能就在于“主流”之外，诸如《沧浪之水》里面的人生轨迹与内心浪涛，对于多数人来说，都是“他者”，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目标，绝大多数人生的基本面貌只是活着。而且，活着的意义很大程度也并非是为了理想，人们坚持的动力很大程度不过是因为一些根深蒂固的简单道理，但坚持总归是被磨损和伤害，这倒成了活着的基本定义：暧昧、腐蚀、妥协，以及微不足道的挣扎与抵抗。

《活着之上》，阎真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5年1月，定价：34.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