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叹时代之变 何顿重写英雄

谁是这个时代的英雄，时代英雄是什么样的?

在“湖南骡子”何顿眼里，英雄都在历史长河里，在被这一代人世俗生活渐渐消磨了的记忆深处。

12月13日，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何顿的“抗战三部曲”《湖南骡子》《来生再见》《黄埔四期》陆续或即将面世，书写的是战争动荡年代当中的平民式的、小人物式的、略带瑕疵的英雄。

而他今年的新现实主义新作《时代英雄》，是对一部旧作的重写，里面不再有“何谓英雄”的答案，有的是对现实最赤裸的讽刺。

潇湘晨报：你说过，写抗战题材小说费力不讨好，是什么让你一直坚持关注着抗战题材，并坚持写下去?

何顿：我的目的就是让我的下一辈或更下一辈记住这段历史，记住那些应当被我们记住的人。写这些小说也是出于我作为一个作家的良知，如果我们再不写，下一代作家就会很模糊了。现在不少抗战电视剧极不严肃，这是对那一代为民族和国家在战争中作出牺牲的人的不尊重。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当你懂得了这段历史，再去看现在的这些电视剧，你就会很愤慨。打仗是一种轻松好玩的事情吗?战争是让人恐惧的。

潇湘晨报：有人说，《来生再见》就是英雄主义，是一种不炫耀的英雄主义。你觉得呢?

何顿：这是在11月末我的作品《来生再见》北京研讨会上，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贺绍俊说的。他这样理解没有错。也可以理解为在《时代英雄》里当下现实环境中缺失的“英雄”的概念，在《来生再见》《湖南骡子》以及《黄埔四期》里恰恰是丰腴充足的状态。

潇湘晨报：《来生再见》写的是在战争状态下人的苦难与尊严;《湖南骡子》写的是在战争状态下人的坚守与毅力。《黄埔四期》会给读者带来战争状态下的哪一个剖面?

何顿：《黄埔四期》，我是想把战争写得更真实，全面地展示战争的残酷与无情，战争是可怕的。我写战争不是喜战，不是好战，而是反战。你想一想，一次战争结束，一个团就只剩下三个人，一个师就只剩几十个人，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我们现在的人，缺少感知战争痛感的神经末梢。

《来生再见》是写衡阳保卫战和长沙会战;《湖南骡子》是写长沙四次会战;《黄埔四期》则写黄埔军校的学生和他们经历的所有战争，将会涉及全国的抗日战场，从淞沪会战到太原会战，以及在缅甸的远征军，都包括在内。

在创作《黄埔四期》期间，我采访了很多人，包括原国军老将老兵的后代，他们提供了许多一手资料给我，其中包括他们父亲的亲笔资料，这些资料不是回忆录，而是上世纪70年代写的交代材料。那是对我这个作家的充分信任，我尤其感激。

潇湘晨报：《来生再见》是对《抵抗者》的重写，《时代英雄》是对《喜马拉雅山》的重写，重写是一个自我否定的过程，您是怎么做到的?

何顿：《抵抗者》是1998年到2000年写的，2001年出版。书出版后，自己觉得这个题材没写好，太简单了，把题材浪费了，所以一直在酝酿着重写。《来生再见》的重写和《时代英雄》的重写是不一样。《时代英雄》的重写，它是有改变的，《来生再见》是没有改变的，它只是丰满了，主题上是没有改变的。

在写作上，我只想写好我自己的。有些读者对重写有看法，那是他们的事情。我确实觉得这两个作品我花了心血想写好，但是欠缺了些东西，留有遗憾，我想重写也是对读者负责。

潇湘晨报：写《来生再见》这样的抗日题材和写《时代英雄》这样的新现实主义题材，哪一种在创作过程中给你带来的满足感更大?

何顿：这个不好讲。当一个作家考虑写什么的时候，他就会对这个题材发生浓厚兴趣。其实写抗战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很多人不愿意读，愿意看轻松的，滑稽的。抗战题材作品读来很沉重，很多读者回避掉这些读起来残酷的故事。但是，作为一个作家，不能因为费力不讨好就不写，我不是那种投机取巧的、专门在题材上去迎合读者的那一类作家，我有我自己的良知，和责任感。

何顿的焦虑：英雄被时代消解

“我们都在时代的漩涡之中，寻找生存的最佳道路，但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时代本身就是一条绝路。”这句写在《时代英雄》封面上的话，与狄更斯那句“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似乎都归因于同一种焦虑。

解构：意志单薄的人们如何缴械投降

2014年10月，何顿的长篇小说《时代英雄》与读者见面。与之前游走于传统村镇伦理与现代都市文明之间不同，这一次他把笔尖落在了一个新的出发点，着眼于意志单薄的人们面对物欲横流的现实，如何一步步缴械投降的过程。

《时代英雄》讲述的是下海知识分子罗定，曾对生活充满热情，有自己的坚持与信仰，但由于现实的种种逼迫，在无数次消极地挣扎与反抗后，最后屈服现实，也走向富有。然而婚姻的忠贞、爱情的纯真、内心的安宁却与他渐行渐远。他成为了这个时代备受讽刺的“时代英雄”，一个享受世俗成功、追逐名利的冷漠之人。

尽管现实残酷，何顿依然坚持把罗定塑造成一个在形而上的精神层面有着纯粹追求的人。与此同时，罗定的情人，那个隐瞒亿万身价而寻找真爱的谭元元，也是一个对爱情有着纯粹追求的人。只是，罗定失败了，谭元元成功了。“这是一部书写离奇爱情故事的小说。”何顿这样来定位。整个小说更充满着对现实的讽刺与批判：文明遭受冷漠，梦想掉进泥淖，真挚的知识分子被推向更加逼仄的生存境遇。

重写：因为当年纯净的人已不存在了

何顿算得上一位勤奋的作家。从1985年开始到现在，将近30年一直新作频传。8Km潇湘晨报网

细心的读者也许在翻开《时代英雄》第一页就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1996年，在《十月》上，何顿发表过一部长篇，名叫《喜马拉雅山》。

“没错，《时代英雄》实际就是对《喜马拉雅山》的重写。”何顿坦言，《喜马拉雅山》出版后，自己并不满意。十多年过去了，社会价值取向已发生变化，那个为了追寻自己的纯净理想而死于喜马拉雅山雪崩的罗定，今天已经不存在了。

何顿承认，从理想的层面来讲，男主人公罗定毫无疑问是一个悲剧化的时代符号。“单纯的知识分子，爱读书的人，在世俗面前，在强大的金钱利益面前，都屈服了。这样的例子我看到了太多，所以我这样写。”何顿深信，罗定的改变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2014年2月，《时代英雄》粗具雏形，何顿在博客中这样写道，“写它，只是为了把这个时代‘兜售’给读者。”何顿不评价自己的新作，他认为，文学作品就是一种对社会生活的展示，这种展示应该是感观的，思考应该还给读者。

潇湘晨报记者成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