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余名男子壮年失明 索赔多地花炮企业举步维艰

壮年失明一群被甲醇改变的男人

◆文/本报记者黄旻  图/本报记者彭英杰

浏阳市大瑶镇，这个毗邻江西的小镇以烟花闻名。　　

钟志寿是镇上的“名人”。他出名，也与烟花有关。　

两年前，钟志寿到衡阳一家花炮厂务工，一夜之间失明，被诊断为职业性急性甲醇中毒。　

两年漫长的维权过程，换来了媒体披露和领导慰问。这些遭遇，以致于路边闲聊的摩的司机、屋檐下纳凉的老人以及抱着孩子路过的女人都知道，这个村里有一户钟姓人家“出了事故”。

钟志寿的家在南阳村村头，这栋修了没几年、贴着白瓷砖的两层楼房，现在大门紧锁，窗台上落满灰尘，二楼阳台的晾衣绳上，斜挂着几个生锈的衣架，房间里空无一人。

“唉，他的老婆今年正月走了就再也没回来，两个小孩，一个6岁，一个8岁，暂时放在我这里照看，没办法啊。”钟志寿的大哥钟志福住在隔壁，这个高大的中年男人说起弟弟的遭遇有些黯然。

在大瑶镇上，宽阔的双向三车道水泥马路两边，遍布着大大小小的花炮厂和花炮销售门店。路面上，挂着本地车牌的名车疾驰而过，道路两旁是或远或近的小洋楼。

烟花爆竹——当地的特色产业，无疑带来了财富和工作机会，同时，还有安全风险和不幸。

在浏阳，因甲醇中毒致盲的工人有20多个——这是湘声报记者调查后掌握的数字。或许这是一个不完全的数字，但记者希望这是一个最终的数字。

现在的钟志寿正和其中几个盲人兄弟，在浏阳城里合伙开了一家按摩店。

他们同病相怜，境遇一样：花炮厂务工，突然失明，回乡诊断，索赔无门。这家按摩店成为几个正当壮年的男人维持生计的唯一希望。

一觉醒来，眼前全黑了

在浏阳城区的一条街道旁，湘声报记者开始寻找钟志寿所在的按摩店。

由于钟志寿无法描述具体位置，只知道按摩店开在某宾馆附近，记者只得以宾馆为圆心辐射式地寻找。

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记者迎面走过去，钟志寿没有丝毫察觉。直到声音逼近了，他才反应过来。于是，他慢慢地领着记者走向营业不到两个月的按摩店。

大马路和人行道之间，有不到3厘米高度的落差，钟志寿迈得小心翼翼。周围的世界对他来说只有黑白之分，而且还是虚焦的，“只有一团模糊的影子在晃动”。

钟志寿平常出行也只能凭记忆。从按摩店到浏阳汽车站的路线，站内售票厅、进站口和汽车停靠点的位置，钟志寿摸得非常清楚，因为他经由这条路，去衡阳、长沙的安监、劳动等部门已经不下20次。

钟志寿是按摩店兄弟中出事最早的。

2012年3月31日，钟志寿一早起来就感觉“全身发热，老是想呕”，以为是普通感冒，就在附近的诊所打了一上午吊针，中午午睡醒来，“就那么一两个小时内，眼前全黑了。”

钟志寿回到家乡浏阳市集里医院就诊，诊断报告单显示：视力突降，急性甲醇中毒。也是在这家医院，钟志寿结识了这些盲人兄弟——罗业清、邹佑章、徐瑞芳、黄先远……在2012年间，他们先后来到同一家医院，得到相同的诊断结果。

罗业清是浏阳太平桥镇人，他几乎是一夜间失明的。

失明的工友吃饭需要人照顾，连夹菜都困难

2012年4月，罗业清经人介绍到岳阳临湘市一家花炮厂上班，才干了一个星期，4月19日凌晨醒来找厕所，“怎么也找不着了。”

5个人中，徐瑞芳年纪最长，57岁，其余人都在40岁左右。徐瑞芳失明的同时，他唯一的儿子，因常年被他带在身边进厂做事，视力也受到了严重损害。

邹佑章与黄先远分别在江西上饶市和安徽巢湖市的花炮厂里做事。邹佑章清楚地记得，就在他感觉不适，买好票回家，准备进站的那一刻，突然就看不清了。

厂里的溶剂甲醇含量高达96%

事发前，钟志寿们从事着同样的工作——在花炮厂里制造亮珠。这是大家住院时相互交流后得到的结果。

亮珠，是在烟花燃放时能发出各种色彩光亮的药珠。制造亮珠一般选用的溶剂分为水类和酒精类。由于水做的亮珠难干，业内普遍采用酒精类。酒精类分为甲醇和乙醇，二者均为无色有酒精气味的液体，肉眼难以分辨。乙醇无毒，甲醇则有毒，被列入危险化学品。

亮珠工序一般由3个人配合完成，一个配药员，一个筛选工，还有一个使用溶剂喷雾器的人员，后者也是这3个工序中唯一直接接触亮珠溶剂的。

“用溶剂喷雾器是个技术活，一般一个厂里只有一个人干。”钟志寿曾经为此颇为得意。

这项技术活需要拿起气动溶剂喷雾器不断地对着生产线上的亮珠喷，喷出去的气体反冲出来。“就看到气团在面前打转。”徐瑞芳说，在厂里平均每天工作10个小时，每天要用掉150斤溶剂。

徐瑞芳曾经拿他所在的醴陵某花炮厂用的溶剂到长沙市疾控中心，检验结果为甲醇含量高达96%。而甲醇的毒性说明显示：误饮4毫升以上就会出现中毒症状，超过10毫升将导致失明，30毫升已能导致死亡。

职业性急性甲醇中毒属于工伤范畴。然而，包括徐瑞芳在内的20多名类似遭遇的工人，只有一人购买了工伤保险，获得了78万元的高额赔偿。

“得到赔偿的这个人是在浏阳本地厂里上班，本地的花炮厂规范些。”罗业清说，去外地的好处就是挣得多，每天的收入平均比本地高50元，甚至100元。

原本想多挣点钱回家给儿子娶媳妇，没想到工资没领到，却“瞎了回来”。罗业清干的时间最短，失明却最严重。不仅没了视力，光感都没有。2012年至今，罗业清整整两年不敢回家。老婆闹离婚，见丈夫不愿回去，一狠心把他的衣服一把火全烧了；儿子现在处对象都不敢提这个父亲。

老板宁愿花钱托关系，也不赔偿一分钱

甲醇将他们平静安宁的生活粗暴碾过，他们也不是没有抗争过。

2012年盛夏，阳光毒辣。在钟志寿执意要求下，大哥钟志福陪着他跑衡阳市安监局。

第一次去申请做职业病诊断，对方要求出具这个证明、那个证明，“都办好再来”；第二次、第三次去做了一般性的问话；等到2013年，去第5次时，一位科长发火了，“难道我们整个局就管你一件事情？”

钟志寿也尝试过直接找老板沟通，厂里的陈姓老板根本不予理睬，甚至警告钟志寿不要再来。陈老板还轻蔑地说，“我宁愿花五六万托关系，也不会赔你一分钱。”

出于钟志寿的“前车之鉴”，徐瑞芳把职业病诊断、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等手续都办齐了，再去找老板。

醴陵这家花炮厂的老板承认自己厂里的溶剂含有甲醇，也签收了徐瑞芳的劳动仲裁书，但就是不赔偿。先是躲着不见，接着手机号码也由最初的暂时无法接通变为了空号。

相比省内的维权，邹佑章与黄先远的用工单位在省外，来回的车费都是凑的，但结果往往是，老板的人影都没见着，当地主管部门互相推诿，最后钱花光了不得不回来。

经营一家花炮原材料门店的老板向湘声报记者透露，用甲醇作溶剂成本低，价格比乙醇便宜一半，而且，燃放效果好。2011年到2013年间，业内大多采用甲醇制造亮珠。

这个局面到今年有所改观。

湖南省相关部门了解到省内部分烟花爆竹企业生产过程中违法使用甲醇，致使一些从业人员视力骤降甚至失明后，于今年3月下发了《关于坚决制止烟花爆竹生产企业违法使用甲醇的通知》，明令禁止烟花爆竹生产企业使用甲醇作原辅材料。

而在此之前，省内对于甲醇的使用并无统一标准，也没有法律法规明文禁止在花炮生产过程中使用甲醇。

摘牌的人说我们这个按摩店不达标

禁令出台后，当地领导到致盲工人家里看望，并承诺半个月内“妥善解决事故，给出满意答复”。如今，两个多月过去了，没有一点消息。

到目前为止，除钟志寿获得政府给予的10万元慰问补助，其他人一分钱赔偿都没拿到。

但日子还得过，他们试图自食其力。

徐瑞芳找了浏阳市的许多用工单位，他们都是一样的回复：“老的、瞎的不会要。自己都还要别人照顾，怎么指望你做事。”

罗业清因为重度失明，连楼都不敢下，更别说找工作。

无奈之下，罗业清、钟志寿、徐瑞芳等几个人合计着自己开一家按摩店。今年年初，5个人一起学了按摩技巧，4月份，店子勉强开张。

按摩店的入口夹在一家超市和饭店之间，不到半米宽，很容易被忽略。店内面积不到20平方米，摆放了4张紫红色的按摩床。墙上歪歪斜斜地贴了两张穴位图，除此之外再无任何物品。

在这间本就狭小的按摩房里，还竖了一道隔墙，墙内摆了一张床，按摩师平常就挤在一张床上睡觉。这个隔出来的房间没有窗户，一点光亮都没有，待久了，压抑得让人心慌。

“有没有窗户是一样的。”罗业清轻描淡写地说。

就在记者采访的前两天，按摩店的招牌被摘了，原因是当地城管在整顿市容市貌时，发现这个按摩店不达标，面积不够、设备不好、安全措施不到位。

摘牌那天，钟志寿陪着罗业清去了岳阳，他们想再次尝试找当地主管部门出面，协商赔偿，但结果并不理想。

“如果那天罗业清在场，一定会和执法人员打起来。”楼下小卖部老板说，罗业清脾气倔，摘牌等于断了他们唯一的生路，怎么会不打起来？

自从招牌撤下后，店里冷冷清清，只剩下沉默得快要凝固的空气。偶尔几声竹竿点地的声音，将这沉默打破。

如果政府不出面，我们20多个家庭再也爬不起来了

5个人中年纪最轻的黄先远一直戴着墨镜，不肯摘下。他害怕别人看到那双变形黯淡的眼睛。

邹佑章一个专门从事制药行业的远房亲戚告诉他，甲醇中毒导致视觉神经永久性破坏，几乎没有治愈的可能。

不仅仅是视力损伤，甲醇还在他们身体其他部位流窜作乱。

失明之后，他们时常头疼、呕吐、四肢麻木，听力也在不断下降，需要长期吃药来缓解这些症状。

每天的药物需花费20-100元，他们却买不起。只能任由眼睛越来越萎缩，萎缩到最后眼珠子都会掉出来。

为了治疗和维权，他们已经耗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耗尽了家人所有心力。徐瑞芳的妻子何瑞珍“头都急昏了”，照顾丈夫和儿子整整两年，去年自己生病去医院，检查发现通身是病。

面对变故，黄先远的妻子默默承受着，操持着整个家。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有福”。罗业清找遍了所有亲戚，没有一个人再愿意借钱给他，怕他还不起。钟志寿的妻子不愿再回家，撇下了一双儿女。

临近中午，钟志寿默默地走到厨房，准备炒一道菜——辣椒炒肉。

“我女儿最喜欢吃我做的辣椒炒肉，后来我看不见了，每次炒给她吃，她都说比以前更好吃了。有一天邻居跑出来看见了说，‘你的辣椒炒肉怎么全是黑色的’。”

说着说着，钟志寿掩面哭了起来，一旁的邹佑章也控制不住情绪。他背过脸，肩膀一抖一抖的，“我们已经没什么搞头了，小孩还小啊，不能受我们拖累。”

徐瑞芳用力敲着竹竿说，这已经不是20多个盲人的事了，关系到20多个家庭。“如果政府不出面，我们20多个家庭再也爬不起来了。”

失明之后，意味着家里的顶梁柱坍塌。小孩要读书，老人要看病，这些男人们却无能为力了。他们只希望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能不能得到赔偿已经不在乎了。

这是他们最简单，也是最沉重的心愿。

谈话间，钟志寿的辣椒炒肉炒好了，这次还是有点黑，他端给盲人兄弟们吃。自己没来得及吃一口，就摸摸索索地下了楼。他要去浏阳市中医院，那里住着他年近八旬、患肝癌晚期的父亲。大哥已经守了一天一夜，他要赶去换班……

（湘声报-湖南政协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