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奖“终身成就奖”饶宗颐迎百岁华诞

饶宗颐（资料图）

2月26日，香港潮州同乡逾300人聚首香港，共贺国学大师饶宗颐百岁华诞。有记者问他，今年的生日愿望是什么？饶公回答：希望天下“太和”，人民安居乐业，家庭和睦，天下太平。这位获得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奖“终身成就奖”的学者，有着怎样的大师风范？为此，文史爱好者陈艳群特别整理了饶宗颐的老友罗锦堂的口述资料，为三湘都市报读者细述饶宗颐的逸闻趣事。

引子：

“饶公是个奇人。”我时常登门请教的耆宿罗锦堂，如此评价老友饶宗颐。与罗先生聊天，总听到几则关于饶公的风雅趣事。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罗先生由香港新亚书院移帐香港大学，其时供职于港大中文系的饶公是推手。两人之前从未谋面。饶公透过罗先生在《大陆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诚邀罗先生来港大教书。难以想象，讲究学历的英国人如何能不拘一格降人才，使得只有中等学历的饶公轻而易举跳入港大这个“龙门”？罗先生说，能请到饶公是港大的福气，单靠文凭这把尺衡量饶公的学问，过于窄短，要看他的学术成就。犹如沈从文这些大家，他们都是自学成功的典范。

初中老师惊叹：在娘肚子里读完书才出世

饶公是个非常勤奋的学者，他治学的领域很广，经史子集，东西方文学他都涉猎。他的中学老师惊讶于其学识渊博，认为这孩子可能在娘肚子里读完书才出世。学校这口鱼缸太小，放他进大海比较合适。饶公也坦承，他宁愿自己在家中自学。父亲给他打开的天空，其广阔的程度，非大学里哪一个专业容纳得下。

饶公祖上世代经商，拥有数家钱庄，为广东潮州首富。到父亲饶锷这一代，商字前面则多了个儒字。凭藉殷实的家底，曾游学四方的父亲，深通佛典，著述甚丰。他不惜重金四处收购各种珍本孤本，并筑建一座两层楼的书斋，名为“天啸楼”。

如此人文厚重的书香门第，培养出了个性迥异的少年饶宗颐。他爱独处，整天浸淫于线装典籍中。父子感情颇深，家父对他的影响很大。学习之余，他常替父亲整理书稿诗集。十六岁那年，父亲因积劳成疾过世，留下书斋和钱庄以及未完成的著作《潮州艺文志》。作为长子的饶公选择把精力放在父亲尚未完成的著作上。

两年后，他将这部网罗潮州历代学术源流、文人学者著作的地方历史文献巨著相继完成，才华显现。时任广东文理学院院长的罗香林，将二十余岁的饶公聘请到大学教书。随后，顾颉刚编《古史辨》，曾力邀饶公帮忙。饶公来香港后又协助王云五编写《中山大辞典》。可见，饶公的学问深厚广博，有目共睹。

好奇心作祟，提个黑皮包装着一堆问题

进港大的头半年，罗先生有幸与饶公同窗同事。饶公在港大教文字学、诗词和文学批评等，罗先生则教中国文学史。课堂上，饶公常常取自己最新的或尚未发表的研究成果与学生分享。他强调，文、史、哲、艺不分家，应综合地研究。

两人的交往，就从这时候开始。他们常常相约在学校旁边的咖啡馆谈文说艺。当饶公引出甲骨文的话题，罗先生便畅谈对各种甲骨字体的看法；饶公作诗，罗先生唱和……两人很快成为莫逆之交。

港大中文系的老师不超过十人，包括哲学大师牟宗三等人，饶公和罗先生走得较近。饶公长罗先生十岁，五十开外，中等身材，清瘦。开口闭口以锦堂兄相称。罗先生则一直称其为饶公。饶公是个好好先生，即便有人恼怒他，措词激烈，他仅笑笑而已。

凡有新事物必学，有疑必问，这是饶公的长处。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份好奇不能升官，不能发财，别人觉得很无聊，他却乐此不疲。饶公到哪都提个黑皮包，装着一堆问题。遇到合适之人，即从包里掏出一叠卡片，挑拣出几张，虚心向朋友请教。如得到满意的答复，便乐不可支。

饶公遇什么人讲什么话，他的国语讲得比绝大多数香港人好。设若对方是外国人，他不懂，就当即请教外语。罗先生有一套法语教材，饶公提出借用，罗先生面有难色，书中每一页都用朱笔圈点过，实在拿不出手。饶公全不介意，反倒认为笔记越详细越好，便于他自学。没想到学习法语，为饶公后来去法国研究敦煌艺术打下了基础。

嗜书成癖，为他搬家光书就折腾了好几天

饶公爱书成癖，一遇好书，千方百计搜购。家中书籍究竟有多少，恐怕连他自己也无从知晓。那些书绝大部分是自己掏钱购得，借之“忘”还的也有，他似乎很乐意替人保存书籍。罗家伦曾赠送两本个人诗集给罗先生，内页有“赠锦堂宗兄”之签名。另有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送给罗先生的一套个人诗歌全集，共四本，罗先生尚未来得及翻阅，被饶公借去先睹为快。这些书连同那套法语教材，一直由饶公“保存”至今。据罗先生回忆，他们从香港迁往夏威夷，有个搬家工人替他搬运行李时说，香港藏书最多的，当属港大的饶教授，为他搬家，光书就折腾了好几天。

饶公于1949年移居香港。作为一位学者，治学环境得天独厚，港大给了他宽阔的学术自由度，以至于数十年来的治学能一以贯之，没有断层。

1908年，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将发掘出来的敦煌手卷藏于巴黎图书馆，仅很少部分经过研究。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为一睹敦煌手卷的真迹，饶公飞去法国。在饶公的协助下，法国加快了目录研究工作。随后，饶公撰写的《殷代卜贞人物通考》一书，获法兰西学院颁发的儒莲奖，这是研究汉学者之最高荣誉，也为中国在敦煌艺术方面的研究争得了发言权。

在大英博物馆，饶公投入很大的精力研究该馆所藏的敦煌曲。接着又行至印度学习梵文，研究佛法。夏威夷大学图书馆的中文藏书约有十几万册，其中个人全集最多的，就香港地区而言，一是钱穆，另一位是饶宗颐，饶公的全集多达数十本，可谓著作等身。

为求“活命”，打扮成大红大绿的“俏老翁”

饶公并不常请客，有人觉得他怪。但与他交情深的人都知道，饶公不看重金钱，却不愿意把时间花在应酬上。饶公所有收入都交给老伴。每天早上出门，家人要在他的口袋里放些钱，倘若遗漏，他连喝咖啡的钱也没有。但95岁那年，饶公将自己的书画捐出，筹得三百万，用于保护敦煌石窟。

饶公晚年笃信佛教。他修行的境界从书法绘画中最能体现。饶公的国画曾以山水见长，到晚年却钟情于写荷花。饶公多次谈到，与荷结缘，因先父为他起名饶宗颐，是让他学周敦颐，周氏有一名篇《爱莲说》，文中赞颂莲花的美德，且佛家梵文的叭咪，意为荷花，代表高洁。

作为一位香港文化人，饶公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他用心细致地手书一幅《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献给全港的人民。这份爱人以道的善意，开启了香港政府某些官员的心智，建造心经简林的计划应运而生。三年后，人们看到，耸立在大屿山上的三十八根、高逾八米的古朴原木上，刻着二百六十个字的《心经》原文，气势雄伟。

进入耄耋之年，饶公遇到一个关卡。他调侃道，为求活命，接纳高人指点，叫他多穿红色。从此，他一改旧时的深色装束，以大红大绿的“俏老翁”形象出现。有时翠绿的马褂上搭配一条深红的围巾，或鲜红的上衣配段绿袖口。不知从何时起，围巾成了饶公个性显现的行头。据说，他的围巾花色多达二三十种。

饶公不愿倚老卖老，九旬之高龄仍能盘腿，总是站着说话，背不躬，全然无老态。年岁是饶公学问事业的本钱。他很谦虚地说，一个人有七十几年做学问，再不行也得有些东西留下来。2014年9月29日，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奖分量最重的“终身成就奖”落在了饶公头上。

■文/陈艳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