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阳抗战老兵：我的命是从方先觉那个协议里出来的

68年前的夏天，衡阳城里的生死之战震惊中外。6月15日，本报与王选女士、央视《我的抗战》剧组等，陪杨光荣、卢庆贻两位抗战老兵赴衡阳祭奠先烈，圆了他们的梦。(见本报6月17日《68年后衡阳抗战老兵重回烽火现场》)

7月2日到3日，都市周末记者再赴湘潭采访卢庆贻老人。据衡阳学者肖培统计，湖南省内亲历衡阳会战的抗战老兵，目前只剩下十几位。84岁老人卢庆贻的讲述，弥足珍贵。

更多衡阳会战的细节，已由亲历者书写并留存。 1946年，参与衡阳会战的蒋洪熙回忆撰写了《血泪忆衡阳》。书稿于2005年由其外孙卢华磊整理出版，2012年6月再版。6月15日，卢华磊也与本报记者共赴衡阳参加活动。而这位年轻人与书稿的故事，同样珍贵。

壹 小兵：“平时我最爱看古典小说，也看张恨水”

从长沙灯笼街到衡阳北门军营

小时候我住在长沙灯笼街，文夕大火后我们整个家族慢慢迁往湘潭。我父亲在我几岁时离家去了陕西，就再也没有回来，我一直跟母亲生活。十四岁那年，母亲也去世了，我成了孤儿。这一年，我刚刚高小毕业。

我到长沙投奔伯父。这时，恰好守长沙城的方先觉开办报务员速成班，我报名成为方军长手下发报班里的一名小兵。虽然当兵辛苦、偶尔还有饿肚子的时候，但这里好像是我的第二个家。

第二年，我随军参加了常德会战。大战结束后，第10军调往衡阳休整。1944年6月1日，我们乘火车到达衡山站，当天下午就行军到衡阳，我驻扎的军营在北门外面。

衡阳会战之前是“小上海”

那时衡阳城是国内第二大工业城市，被喊作“小上海”。我到达时，衡阳街头还完全维持了正常生活秩序。虽然日本飞机不停发动空袭，但商店的店堂还全都敞亮豪华，卖的东西花样也多，市面很繁荣。城内的车子白天开到郊外防空，下午就返城开店，一直到午夜，有些店子还通宵营业，有点“不夜城”的味道。街上有许多穿着时髦的女子，好像还有穿旗袍的，我太小，没敢细看。

我们只有周末可以自由活动，我差不多每个星期都会和师兄们一起去看电影。有一部外国电影我很喜欢，叫《舐犊情深》，是讲母子情的，让我想起妈妈。喜欢看电影的衡阳老百姓也很多。

业余生活：喜欢看小说，但还得学英语

不过，平时我最喜欢的事还是看书，特别是古典小说，《西游记》、《三国演义》都看过好几遍。我还喜欢张恨水的小说。一放假我就去逛书店，开始是买，后来日本人围城后，群众慢慢疏散走了，我就隔三差五跑去直接拿书。

业余时间我还得补习英语，我文化基础很不好，发报必须懂一些英文单词。当时有个老乡叫李镇湘，很照顾我，像大哥一样。每回两个人都有空的时候，他就来教我英语。1948年我们一起到广州，我当修理机器的技佐，他在通讯连当连长，后来听说部队要开去台湾，我就跟另一个同乡宋定国回了湘潭，当时我苦劝李镇湘和我一起回家，他还是跟部队走了，不知道现在还活着没有?

贰 守城：“我这条命就是方先觉的那个协议里出来的”

端午节，我躲在小金库里发电报

1944年端午节是6月25日，天很热。国民党几乎不过节的，但是还是发了点肉吃。虽然已经围城了，衡阳城里倒还是一片过节的气氛，卖粽子、艾叶、菖蒲、白芷的都有，衡阳人也是欢天喜地，看着他们我很想家。

衡阳会战开始以后，日本人的炮每天都是直来横打，横来直打，衡阳百姓的房屋打得八九不离十，再加上飞机轰炸，最后整个衡阳城烧得没有民房了。

这种情况下，我们发报站随军部移到了衡阳城中的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前面是营业厅，一个门面深、一个门面高。后面是金库，只有6平方米，头上四周都是钢板，就算炮弹真的落在上面，也不会伤人，可以说万无一失。我们的电台就在这里面，衡阳城与重庆、与友军联系全得靠它，这里除了我还有其他报务员和站长，一共是5个人。中央银行上面伸出一截3米高、T字型的天线接收信号。电台只有15瓦的电力，比现在的电灯泡还小，发报都要通过芷江空军电台中转才能到达重庆。

金库后面是地下室，方军长和其他高级将领一般待在那里，地下室是中央银行本来就有的。当时衡阳大多数建筑都有地下室，躲空袭警报用的。

方军长一直对我很和气

方先觉这个人对所有官兵都要求严格，他自己更是一员猛将，原来是预10师师长，第3次长沙会战的时候，成功地守住了长沙的妙高峰。我们报务员天天都可以看到他，但都不怕他，尤其是我年纪最小，方军长一直对我很和气。但是对自己面前的连长、团长，他却几乎没有一点笑色，讲的话一是一、二是二，讲出来就要作数，部下没有不遵守他命令的。如果哪个做得不好，他就处分哪个，但从不开口骂人。

日本人打着赤膊，全身只兜一条白布

日本人打仗的时候有一种武士道精神，不怕死。当时我没拿过枪，也没在战场上正面碰过他们。不过刚开战的时候，我经常跑到中央银行三楼，用望远镜望战场第一线的五桂岭，亲眼看着日本人一个个打着赤膊，全身只兜一条白布，端着枪就往山上冲锋。

不过这已经吓不倒第10军，经过长沙会战，我们都知道日本兵这一套。而且已经有了一套方法：看不见不打，没到警戒线不打，打不死不打。当时第10军主要来自国民党第3师的，从一九二几年北伐起就是一支很有信仰的部队。打仗是将领不怕死，士兵就不怕死，这是传统来的。第3师的工兵也很厉害，修出的工事当时就被喊作“方先觉壕”。日本人都觉得精妙绝伦。

最后一天，我拍出衡阳城“最后一电”

方军长和第10军守到第47天，衡阳城内已经剩下不到两千人，另外还有六千伤员和一些百姓，可以讲没有任何抵抗能力。城外的友军倒是有一万七，但是日军有十几万，他们一直打不进来。

8月7日下午3点，司令部的参谋拿着电文到金库交代我说：“你把这个电报发出去以后，就把电台破坏”。电文都是密码，我并不知道这就是衡阳城的“最后一电”。这封电报发出去后，我们几个人自己决定：不遵守命令，留下电台，我们还想听一听会不会有友军的消息。但之后，从前每天都联络的友军74军、62军再也没有消息。我是在脱险之后，看到同事留给我的9号重庆《中央日报》，才知道方先觉“最后一电”的具体内容。

那时，所有的武装兵都已经派出去了，方军长身边一个兵都没有。他与日本人达成了不杀俘虏、救治伤兵的停战协议，我这条命就是方先觉的那个协议里出来的。

叁 战后：“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模一样，也很狼狈”

日本兵管我们，日本宪兵管他们

日本兵举着太阳旗子从衡阳城北门进城的时候，我正在中央银行门口。城里已经没有百姓，也看不到帮我们挖战壕、搬担架的民兵，满街都是穿军装的人。日本兵一来就要求我们所有人集合，当时军部只剩方军长的几个副官、一些文职人员、通讯兵、参谋和杂兵，高级将领都不在，被关到其他地方去了。

日本兵都背着枪和刺刀，不过也并没有举起来指向任何人，因为我们没参加巷战的士兵都没有武器。日本的士兵好像也要归日本宪兵管，他们穿的衣服不同。

看起来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模一样，几十天日晒夜露的血战以后，他们身上的衣服也很脏，看上去和我们一样狼狈。我们马上被带到一座衡阳的天主教教堂关起来，全城还有好几个俘虏营。

其实日本人倒是不凶，但你的一举一动都要被他们管着，说不能乱走就不能乱走，大小便都要打报告，教堂门口还有机关枪把守。日本人讲话，我们听不懂，但有中国汉奸代为翻译。

打死了两个日本兵，终于逃出衡阳城

我在教堂只待了五六天。当时正好是“扮禾”(收谷)的时候，日本兵看我年纪小、脾气好，就选了我去搜粮食，和我一起被挑出来的还有20来个人。

我们跟着日本兵出了城门，沿着军路(大路)往零陵方向一路向西。他们要吃饭，我们就割稻子，自己也吃一点;他们想吃点鱼啊肉，就指使我们抢老百姓的东西。我们这二十几个人，互相不能打讲(说话)，但是我们都有一个默契：一等日本人松懈，我们就要逃出去。

大路两边都是山区，非常高。白天有中国飞机轰炸，走不了，只能晚上走。有天吃过早饭，大队日本人都在休息，又要我们去山上抢老百姓的谷子，并派了两个日本兵跟着我们二十几个人，到山下日本兵分出一个与另外两个他们比较信任的中国俘虏兵留守，再让另一个跟着我们上山，一到山上我们就把他打死了。山下的两个中国兵也以二敌一，用步枪击毙了日本兵。我们一起往山里逃走了。

当时山区有中国的游击队，日本人怕被伏击，不敢离开军路，也就没有追上来。当时我已经身无分文，方军长之前发的奖金全被日本人没收了，衣服只有身上的一套，之前收集的很多小说全留在了军营里。但是这一路上，只要有人家，只要说我们是守衡阳城的，老百姓就会很热情地拿出食物给我们，连肉都有。

几天后，我们终于逃出衡阳城到达武冈，当时王耀武的第74军就在那里。

采访手记

“中国有几个方先觉?每个人都应该钦佩他!”

卢爹一点都看不出有八十四岁了。每次下车我下意识想扶他，他总摆着手说不用不用。他走路稳稳当当，“我们种庄稼的人，就是身体还可以”。那天，他准备到抗日纪念碑前献花，许多志愿者争着去扶，他却很安静地让他们“架着”，什么也没说，更没做那个摆手的动作。

我几乎没见过他太明显的情绪，总是淡淡的。只在别人听不懂他的湘潭话时，才费力地提高声调。这一点，他与另一位老兵杨光荣老人恰成对照。

比如两人并排坐着接受献花合影时，闪光灯下，杨老腰挺得笔直，微微发红的脸上带着笑意;瘦小的卢爹却是一副在家里看电视的样子。后来，正式祭奠阵亡战友，杨老念着祭文，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掉;站在他后面的卢爹却只是垂手立着。过后，我问他听清楚杨老邯郸口音浓重的祭文没有，他轻轻一笑，“当然听懂了，他写得真好，到底是黄埔高材生，我非常感动”。

卢爹有一个习惯动作：每次被问到不着边际的问题，会身子往后一仰，嘴里念叨，“那哦四(方言：怎么)可能咯”。但接着他还是平心静气作出解释。采访的人来了一拨又一拨，“您当时看到方先觉没?”“最后一电是怎么发的?”……同样的问题我都听得心烦起来，卢爹却还是每次都从头开始讲，且内容、声调没有任何变化，直到被另一个人的另一问题打断为止。

卢爹家住湘潭市姜畲镇。他的黄黑色平房缩在一片广大的青色稻田之间，我提着东西，只敢紧盯着脚下的路。“明年这里就修通啦!”因为太害怕掉到水里，我没听出他这句话是高兴还是歉意。刚拐过最后一个弯，卢娭毑已经在屋前的小平地上招呼：“老倌子你就回来啦!”——我确信这是欣喜的声音。同时冒出来的还有几只鸡和一条狗，卢爹高大的儿子也走了出来。

在乡间干净的空气里呼吸，我突然想起卢爹念念不忘的那位老乡，“不知道他跑去台湾干什么，回家多好”。经历了九死一生的青少年时代，做一个大地间普通的农民，就是他下意识追求的平和与幸福?可惜我无从揣测。

不过，回来之前，在中央银行旧址门口，被问到方先觉是不是一个好将军时，卢爹突然大声说道：“中国有几个方先觉?每个人都应该钦佩他!”这是我贴身采访了他两天，唯一一次看到他激动起来的时候。

■文/实习生 王安琪

相关链接

蒋洪熙与《血泪忆衡阳》

蒋洪熙， 江西泗阳人。1940年参加抗战，隶属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历经第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和衡阳会战。1944年衡阳一役后，重伤右腿，终生残疾。1946年，回忆撰写《血泪忆衡阳》，以纪念那些“长官、同事、尤其我那些忠贞的勇敢的子弟般使我永远不能忘却的部下”。1989年在河南去世。2005年，蒋洪熙的外孙卢华磊开始整理书稿并出版。2007年，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将此书翻译成英文，并与卢华磊合作共同完成图书《1944衡阳会战亲历记》，于2012年6月出版。

6月29日(第7天)

22:30，日军阵地响起军号、海螺、牛角、瓷瓶胡笳、铜锣、大鼓、牛吼、马叫、喊杀声。火球、火把照耀如白昼，一群牛马、头角绑有利刃，浑身燃火，后面跟着红发、身着古怪服装，打扮成妖魔，向阵地扑来，阵地被踩毁，一片混乱。

7月1日(第9天)

夜，日军在湘江东岸的丁家码头、王家码头、粤汉码头集中兵夫高声吵闹，并将木锅盖、桌子等上边放上蜡烛，由湘江上游放下，造成强行渡江的假象，我军打了一夜才知道上当。过了几天，日军又将许多狗和牛放入江中，我军听到划水声，以为这次是真的是敌人渡江，又火力扫射，天明后我军下游守军将动物尸体捞上来统统吃掉。

7月18日(第26天)

入夜，明月当空，军长(方先觉)和幕僚在中央银行平台上赏月，唱《清风寨》一曲。江东岸日军打了好几枪过来。

8月2日(第41天)

深夜，1营3连1排2班班上(李)带领几个士兵，下河网鱼，被日军发现，误为要渡河，几十只手电直照河面，步、机枪一起射击，班长和1名士兵中弹身亡。幸存的扛了血淋淋的鱼回来，号啕大哭。

8月7日(第46天)

防守大西门的28团团长(曾京)看到敌人快攻到军部，带领几十个弟兄去救援军长(方先觉)，请求军长由他们保护突出重围。遭到军长斥责：“你不要管我，你要守住你的阵地，赶快回去。”

“我的亲人啊!”

我刚看到它时，它还是破破烂烂、纸张发黄的残稿。装订在一侧的蓝色棉线已经脱落崩断时刻有散伙的危险。母亲带了老花镜让我帮忙穿针走线，认认真真地又“线装”了一次，这次是白色的棉线，和原来的蓝色棉线相交互映，反而给这个小册子增色不少。

那是2005年的夏天，傍晚的小乡村，夕阳西下，炊烟袅袅，我躺在自家的平房顶上看书，前几天看了路遥的《人生》，现在又看《血泪忆衡阳》，看完后泪流满面，不自觉地握着拳头狠砸在屋顶沉痛地呻吟着，喊道：“我的亲人啊!”

被书稿感动的我立刻去邻村的舅舅家借了电脑开始整理，那个夏天我和母亲一边推敲那些潦草的字句，一边流着泪打键盘。 (摘自王选、卢华磊：《1944衡阳会战亲历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