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金辉：一位摄影记者镜头中的201位湖南抗战老兵

摄影记者马金辉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这一天，长沙月湖公园湖南千年时间当代艺术中心里，《未曾忘记湖南抗战老兵肖像展》开展。这是抗日战争胜利67周年之际，一场非官方的纪念礼，也是全国第一个专业级、大规模的抗战老兵肖像展。

201位抗战老兵个人头像，60余幅老兵生活照，3分钟老兵黑白视频，对摄影记者马金辉来说，这场从秋天开始的老兵寻访，耗时3年，最终以一场展览的方式在秋天暂告一段落。

3年，在那些苍老的述说中，在那些如炬的目光中，马金辉找到了什么？

为抗战老兵拍遗像

时间回溯到2008年夏天，马金辉与同事们策划了一场重走滇缅公路的活动。5月14日，他在岳阳平江接触到一位抗战老兵，叫朱锡纯。

朱锡纯曾是中国远征军第一路第5军新22师政治部少尉干事，参加过第一次入缅作战，还去过印度战场，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人生。这位曾在战后被史迪威将军赞为“中华民族的好男儿”的老人，是幸存老兵中少数获中央军委授予“抗日战争60周年金质勋章”的人。

那次采访结束时，朱锡纯从房间里抱出一张为自己做的遗像，说：“你给我拍一张我和我自己的照片，我觉得蛮好。”马金辉当时心里暗暗一怔。由于要赶路，马金辉按照老人的要求，为他拍下了一张“自己和自己的合影”，便跟老人告别了。

深夜整理照片时，马金辉回想起给老人拍照的那一幕，“这里面的感觉，很难用一句话形容，韵味很深。”

这些曾经在祖国的热土上与日本鬼子拼过刺刀，在缅甸的丛林中洒过热血的老兵，如今都已进入耄耋之年。大多数老兵命运多舛，有些没有条件成家，或者家人因为受到牵连，导致亲情淡漠，晚景凄凉。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国家承认我们是抗日的兵……”

马金辉想，像朱锡纯这样的老人条件算是不错的，虽然生活在农村，但是他有孩子，而且孩子们有条件赡养他，有条件给他准备遗像，但是还有很多没有条件的老兵，他们就这么默默地生活在我们的身边。社会对这些老兵的认知，依然还是很少，对他们的关怀许多是以各种志愿的形式在进行。

更令马家辉心酸的是，有些老人默默逝去，家人不一定记得他们曾经是怎样的一群人，甚至不一定记得他们长什么样。

“为这些年岁已高，且长时间不被公众认知的卫国士兵留下"遗像"。”马金辉把这个想法跟同事们说了，大家都觉得挺好。

与时间赛跑

于是，从3年前开始，马金辉抱着“为抗战老兵拍遗像”的想法，开始了在湖南的走访。头两年，马金辉走访了六七十位老兵，都是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效率比较低，而且基本锁定在长沙及周边。

走着走着，马金辉发现这样的方式“来不及”了，虽说“老兵不死”，但是他们留给后人的时间真的不多了。也许下一秒，就有老人离开人世。

有一次，马金辉在衡阳出差，计划工作之余去拍衡阳常宁的一位老人，但临时有急事没去成，半个月之后，等他再次准备去常宁，就听说这位老人已经过世。

对于一些老人，也许“下次”就意味着永远无法再见。这让马金辉有种紧迫感，他知道老人们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从去年10月开始，马金辉开始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他暂停手中所有工作，一个人开着旧越野车，扛上大包小包的摄影工具，行走在村庄、小镇、县城，开始与最小84岁、最大103岁抗战老兵的访谈，聆听他们追忆或清晰或模糊或错乱的往事。

采访的节奏有时会很紧张，一天要与四五位老人见面，每个老人要花个把小时交谈，还要拍照。为了避免混淆，同时为记录最真实的细节，马金辉还坚持每晚及时整理录音。经常是清晨7点多出发，要凌晨一两点才能休息。

但走访并非每次都顺利。老人们不可能每天都精神状态好，而各式各样的方言也成为交谈的一大障碍。

对马金辉的考验，不仅是体力上的，更是精神层面的，“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事情，有时真有干不下去了的感觉”。

郴州资兴市的一位老兵，只有一个养女，却未跟女儿一起住，而是住在一间快要废弃的土砖屋里。马金辉进去的时候，闻到了一股刺鼻的味道，后来发现，老人用的尿桶就在床头，而床的另一头则放着一条缺胳膊少腿的板凳，上面放着一个空碗和一双筷子，没有洗。老人病怏怏地躺在床上，看上去非常难受。

面对这样的场景，马金辉总会很压抑，甚至不忍心举起相机，因为这样的状况不应该存在。

虽然感觉“快要干不下去”，但马金辉还是坚持了下来。随着走访的深入，马金辉对给老兵拍照有了自己的心得。

2011年11月12日，马金辉带着照片再次走访时隔3年未见的朱锡纯老人。看到马金辉给自己拍的照片，朱锡纯却兴趣不大，而是转身看已挂在墙上的自己的那张“遗像”。相比马金辉拍的照片，朱锡纯更喜欢光鲜整洁、目光如炬的特写式的正统照片。

之后马金辉会给老人拍两种风格的照片，一种满足老人的需求，拍特写式的；另一种则是环境肖像式的。

最真实的也最打动人心

马金辉喜欢这样的抗战叙事：一个具体的老兵，一张具体的脸，一段具体的记忆，一个记忆中具体的战友，一个具体战友组成的番号，一个番号参与的一次具体战斗……

在岳阳县的一间出租房里，1924年出生的吴绍屏老人说起自己年少刚入伍的糗事仍然忍不住哈哈大笑。他因姐夫的关系入伍，成为国民革命军第52军195师的一名军人，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师部野战医院任看护兵。一次值夜，一位伤兵在临终前忽然发出一声呐喊，让刚入伍的吴绍屏惊慌失措，“吓得我转身就跑，湘中地区的门槛高，我是身子过去了脚没过去，被绊着摔了一跤，当时就晕了过去。”

这并非是什么光鲜的事，但往往这种非常细节、非常真实的事情，能打动人心。

还有一位叫彭忠荣的老人，他曾亲眼看着自己最要好的战友，在敌人重机枪扫射后，身负多弹倒地，肚子被打开，“(肠子)都流到了地上，冒着白气”，“当时他人还没有死，大声叫着，连长救命、连长救命……”彭老说着说着，泪水流了下来，“我当时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哪里还能救他啊。”

老人的描述，有着画面感，这样的真实让马金辉觉得伸手可触，“他们离自己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般遥远……”

201位。这是过去3年马金辉在湖南寻访到的抗战老兵的数量。

直到筹备展览的前期，8月，他仍在走访。而从拍摄到展览开幕，已有15位老兵过世。

面对图片库里这些即将或已经逝去的老人，马金辉首先想到的，不是老人们在对日战场上的英勇与果决，不是他们长时间不被认知、苦闷压抑的生活，而是在家国破碎、无处偏安的情境中，老人们曾有过的激愤、纠结，抑或是胆怯……还有在他们残存记忆中至今尚存的感念。

影像，和历史一样，就像溺水的尸体，最终是顽强的，浮出水面。

以一张张历经苦难后的苍老面容来打动观看者，不是马金辉的初衷。他希望，透过历史的门缝，有光，有真切的影像，这一刻，人们终究可以用这种有尊严的站立和对视，安静地开始与历史握手、致礼。

历史是由无数个体创造

9月3日晚上10点，来参加开幕酒会的人渐渐散去，策展人袁复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终于顺利开幕了”，此前的种种担忧可以放下了。

据悉，这次展览筹备多时，一波三折。因为是发自民间的纯公益活动，无论是拉赞助，还是布展，都曾有隐忧。

“虽然我们也不知道自己担心什么，但总有很多的担心，不过现在顺利开幕，很多的担心和疑问都是多余的，但愿以后这种担心和疑问也都是多余的。”袁复生说。

当晚，肖远湘、何前贡、吴淞、刘俊明、周敏文等5位抗战老兵受邀来到现场。看到200多张老兵照片，5位抗战老兵情绪十分激动，有的还主动向旁人聊起那一段历史。

这是超越了职业身份，甚至是超越了现实世界的一次聚会。各界人士都簇拥而来。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武官史达伟来了，他说：“这是我的私人行动。”

大家只是为了同一个目的而来不忘历史，不忘每一个老兵。

在长沙市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助理孟企平看来，展览让今天的人们认知过往、认知自我。“我们这个民族遗忘的东西太多，我们今天所做的，就像一个后辈不忘记祖宗一样，铭记一张张具体的面孔。”

“今天，我们开始关注这些有幸活到现在的个体老兵，可以跟那个时代的历史的创造者交流对话，能够触到他们的体温和情感，实际上是历史给了我们一些机会。”历史学者、《国家记忆》等书的作者章东磐对这个活动评价很高，“以前我们更多地只是在讲大历史，在讲一个伟大民族的自卫战争，一个光荣的湖南战场之类，没有落实到每一个人。”章东磐认为，这样的活动让历史落实到了目前还健在的每一个抗战老兵身上，这是对抗战历史和回顾的一种更加人性的提升，对整个民族历史的研究都有提升，“因为再大的历史也是由无数的个体生命创造的”。

马金辉说，令他很欣慰的是，相关方面默许民间做很多事。哪怕不表态，以一种沉默的方式让你去做，其实就是一种支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民间人士也在推动相关方面做很多事。

“做这个展览，对我而言，是一个小结。”马金辉说，这几年零零散散地走，做了这么长时间，无论是图片、走访笔记，还是个人状态，都需要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做一个分类整理、盘点总结。包袱背得太重了，需要清零。

去年马金辉准备做老兵肖像收集计划的时候，湖南老兵之家统计的人数只有180位，现在已有477位。马金辉说，这次展览之后，他会继续关注老兵，但是会回到一年前的状态，利用业余时间来做，因为一个人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他希望通过展览和画册，吸纳更多的人参与其中。

目前，效果逐渐在呈现。为其7天的展览，观展人次上万。湖南群众艺术馆，长沙市博物馆都向他发来邀约，希望能到他们馆去巡展。9月18日至10月7日，在长沙县三一街区，还会有第二场巡展。

李灵华，1922年出生，湖南益阳人

资兴市何家山乡新铺头村上元组

19岁考入黄埔军校17期（二分校，武冈）的李灵华，入校2年后，被增补至国民革命军第52军25师146团高炮连，参加第三次长沙会战。后转至52军118师352团，在湖北石首，全师遭日军合围。突围退过长江后，兵员损失近三分之一。

2011年12月26日下午，有暖阳。但李灵华却卧床，床头放着不知是早餐还是午餐的空碗。床尾窗下，有尿桶。老人时而咧嘴作痛苦状，虽然不舒服，但面对镜头，老人还是尽力睁大眼睛。

当地志愿者何孝刚说，他已给老人送去过几千元的爱心款，但老人不舍得用，也不肯住院。“想留点钱给后人”。

老人于2012年1月19日去世。

吴运九，1922年出生

原住长沙市岳麓区三汊矶锌厂宿舍，现居长沙市第一社会福利院1013室13床

青少年时期心中即燃起“忧国忧民火苗”的吴运久，一生曾三次报考黄埔军校。尽管当他最后走出黄埔军校（21期）时，抗战已经结束，但对于抗战，老人并无遗憾。

从1937年秋参加南昌某迫击炮连，到后来的“长岳师管区”新兵队，再到地方抗日自卫队、国民革命军第73军工兵营抗日情报组……正式进入黄埔军校前，老人一直没有停止过“战斗”。

自2011年12月21日起，患“心脑疾病”的老人一直住在福利院。神志已模糊的老人，在“明白”了记者的到访后，一直不停摇动左手。在病房内照顾老人的亲属说，“他这是在打招呼呢”。

王武喜，1919年出生 

现居新宁县白沙镇西冲村6组

家中有五弟兄的王武喜是家里第二个“吃皇粮”的男丁。

“老大是照相兵（适龄青年照相备案，以备征兵），我是老四”。后王武喜被分配至国民革命军第36军92师108团8营8连。在老人不完整的记忆中，入伍期间，老人所在的部队一直在九江、长沙、沅江、湘阴、益阳等地巡防。

曾亲眼见过“长沙大火”的老人，在益阳至湘阴的“渔夫村”因病脱离部队。返乡后，王武喜进入“新宁县公安局”，“承蒙局长看得起，让我当了配手枪的副班长”。后老人加入当地抗日游击队，直到抗战胜利。现“身体还好”的老人随孙子（非亲生）一家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