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用心触摸“梦乡”

龙应台

上世纪80年代，一本《野火集》，让台湾女作家龙应台红遍了海峡两岸。这个特立独行的女子，以一支纤笔驰骋文坛，或金刚怒目，或温婉深情，字里行间尽显万千气象。

在龙应台的祖籍湖南衡阳，记者日前“偶遇”了回乡的她，在这片她称之为“永远的梦乡”的土地上，有她家族的悲欢离合，亦有她一次次向时光深处的回溯与凝望——

文/本报特约记者 朱婷 图/赵伟忠

初秋的湖南凉意阵阵，在山清水秀的湘南小城衡东，氵米 水河畔烟雨迷蒙，台湾女作家龙应台和她的哥哥龙应达远道而来。

这里是龙应台的祖籍地，也是她无数次在父亲的描述中想象、却多年无法触摸到的“梦乡”。此次还乡，则是因为她姑姑的逝去，感怀于生离死别的龙应台，在父辈的故乡，又完成了一次不乏苍凉的“目送”。

时光深处的乡音

“火葬场的炉门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屉，缓缓往前滑行……我掠开雨湿了前额的头发，深深、深深地凝望，希望记得这最后一次的目送。”这是龙应台在《目送》中描写的片段。

同样是阴雨连绵的天气，龙应台与她的哥哥龙应扬、龙应达等人，默默跪拜于殡仪馆内姑姑的灵堂前，做最后的告别。

身著黑外套、白衬衫的龙应台，独自在细雨霏霏的县城里转了许久。在这座小城外的某个乡村，是她父亲的故乡。如今，那里埋着父亲和姑姑的骨灰，她的亲生哥哥龙应扬仍然生活在那里，当然，还有与她存在某种血脉联系的整个龙氏宗族。

从四面八方传来的乡音，敲击着她的耳膜。这是父亲龙槐生生前的语调，此时从小城街头的商店、理发店、菜市场传出来，从街上男女老少的嘴里吐出来。龙应台说，我在街上一直听，我觉得听不够这里的乡音。

龙应台的父亲龙槐生，随国民党军队移居台湾，一生的命运被时代错置，满口的乡音似乎也变成了一个“错误”。生长于台南乡下的龙应台，从小说闽南话，对于父亲说的那种“谁也听不懂的语言”，感到奇怪和陌生。

直到2004年，龙应台捧着父亲的骨灰回到湖南衡东龙家院的山沟沟，看到乡亲点起一路的鞭炮迎接这个离家七十年、颠沛流离一生的游子回家，听到一个长辈用最古老的楚国乡音唱出凄切的挽歌时，一直忍着眼泪的她，再也忍不住了。

“楚国乡音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父亲一辈子是怎么被迫脱离了他自己的文化，过着不由自主的放逐的一生。一直到捧着他的骨灰回到那片土地，我才深切的感觉到这个七十年之后以骨灰回来的少年经历了怎样的中国的近代史。”龙应台在文章里写道。

后来，她在这里的乡村小学，听到孩子们用稚嫩的声音朗诵《陈情表》，抑扬顿挫之处，竟然与父亲当年念给她听的一模一样。

父辈的人生，就像那双被她的父亲随身携带了几十年、却一直舍不得穿的鞋底，原本洁白温暖的棉布，在时代的匆忙之中，经过大江大海大离乱，已经是一种苍凉的黄色。

离别的车站

弟弟妹妹回乡，跑上跑下的哥哥龙应扬显得特别高兴。

在龙应台的书里，龙应扬就是那个“追火车的小孩”。在那个动乱的时代，一念之间被奶奶从车站抱回去的小应扬，没想到与父母一别就是近半个世纪。

1985年，当龙应台第一次见到这个素昧平生的哥哥时，“应扬皮肤黝黑，穿着农民的粗布，带着底层人民的谦抑神情”。但龙应台一眼在人群中认出了他，因为应扬脸上有一双和母亲美君一样的深凹、明亮的眼睛。

多年以后，说起离别的衡山火车站，六十多岁的龙应扬还是会哽咽：“每次火车从衡山站里开出来，经过龙家院速度都还很慢，我老远就从屋子里冲出去，拼命往铁轨那边跑，往火车跑过去，我去追火车，一路追一路喊妈妈妈妈妈妈……”可是妈妈永远在一列开动的火车里，他永远都追不上。

龙应台亲自找回了这个“失落”的哥哥，上世纪80年代末，当一家人终于在香港团圆时，应扬与父母弟妹们抱头痛哭。

2009年，龙应台来到衡山火车站，惊讶于它与母亲应美君所描述的1949年的衡山火车站几乎一样。注视着小小的、有些破旧的火车站，龙应台想象着60年前的那场别离，她多么想跳下月台，趴在轨道上，耳朵贴着铁轨，听60年前那列火车从时光隧道里渐渐行驶过来、愈来愈近的声音……

如今，兄妹几人都已过了知天命之年。迥异的生活环境和经历，并未造成骨肉血亲的疏离。当哥哥龙应扬用浓厚的湖南乡音与来自海峡对岸的弟弟妹妹交谈时，当兄妹几人在餐桌上共同举杯时，一家人的交流如此融洽！

小小的衡山火车站，不仅见证了当年的离乱，也目睹了这个家庭的团聚。悲欢离合总是情，这短暂的聚首，足以让散落在海峡两岸的兄妹们心头涌起阵阵暖意。

触摸“梦乡”

作为湖南的女儿，龙应台对父亲的故乡同样充满感情。用她自己的话说，是由对父母的疼惜，从而关切这片土地以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龙应台一次次回到这里，在与长辈的交谈中，想象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

她翻开《衡山县志》，想到自己的父亲：“一个出生在一九一九年的湖南小孩，他的这片土地，是怎样的一片土地呢？”在依山傍水的龙家院，她与素未谋面的亲戚们一见如故，听他们讲述族人的故事。暮色苍茫的时候，她独自穿行在田埂上，看着村庄里升起炊烟袅袅，火车长啸着缓缓驶过大地。

坐在湘江漫荡的一叶小舟上，她想到一千年前，大学者朱熹和张栻就是在这条大江的一个渡口上岸，“朱张会讲”的消息轰动士林，使得湘江畔“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也是在这条大江的一个渡口，二十三岁的长沙师范学生毛泽东，在一九一六年的夏天，和好友萧瑜用一把雨伞挑著一个小包袱，故意不带钱，用“叫化子”的方式步行千里去认识自己的土地……

她同样关心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疾苦，环境的污染，在《父亲的故乡》一文中，她为被工厂污染的水质大声疾呼，期待唤醒人们的公民意识，她也为这里的点滴变化感到欣慰。

一次次触摸真实存在的“梦乡”，龙应台找到了自己与这片土地的隐秘精神联系，化为笔底的感人故事和灵动意象。而从《野火集》到《百年思索》，“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湖湘文化精神，更是一直在龙应台的思想文字中隐隐跃动。

正如龙应台所说，自己对于中国大陆有着深切厚重的情感，这种情感来自命运血缘，历史传统，更来自语言文化。走遍千山万水，心怀“梦乡”的龙应台，她的意境越发深邃辽阔，如同浩瀚海洋。

龙应台的拥抱

大名鼎鼎的龙应台回到祖籍地湖南，自然有不少人慕名求见，不喜热闹的她几乎都婉拒了。当笔者终于以读者和同乡的身份见到她时，见到的并不是一个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龙应台，而是一个温情脉脉的长辈。

白色棉质衬衫、齐耳短发，眼神是亮的，刚从小城街头漫步回来，脸上还有微微的疲倦。听说我等了好几个小时，她甚至有些歉意地拉住了我的手。问起她的近况时，她说最近自己非常忙碌，下一本书正在紧张写作中。

问到《野火集》，她笑称“那时太天真了，不知道别人死得多惨，只是说自己想说的话，就是那么单纯”。在台湾社会没有开放自由的时候，《野火集》因为讲真话，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龙应台也成为颇具传奇色彩的“女侠”。“现在各路英雄都出来了，说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情的人很多，也没有那种特别重大的事情，让我有强烈的冲动和急迫性，觉得非写这样的文章不可。”龙应台说。

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龙应台表示，人生阶段不一样，写出来的东西也不同，“像《目送》，我三十年前写不出来的呀，二十年前写不出来，十年前也写不出来。所以不是说大众很需要你，为了你的读者来写，而是我人生到哪个阶段我写到哪，一定是对自己负责的。”

听说笔者喜欢她的不少文章，龙应台很认真地询问，你读《亲爱的安德烈》时，会站在安德烈那边吗？ 对于孩子的教育，她认为幸福比成功更重要，像所有父母一样，龙应台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一个幸福的人。

“你对将来有什么想象？你想做什么？”龙应台也会主动“提问”笔者。在龙应台看来，台湾与大陆的青年很大程度上是相似的，对理想的追求、对爱情的向往、对生活的困惑，两岸年轻人几乎没什么两样。

临别时，龙应台站起身来，两度与我拥抱。“你到台湾的话，希望你去龙应台基金会走一走，认识一些和你一样的台湾年轻人”，柔和的灯光下，这位看似冷峻的女中豪杰，竟是如此温暖可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