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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闿运:我年十五读《离骚》 塾师掣卷飘秋叶


著名楚辞学家姜亮夫先生在其《楚辞书目五种》一书中说:“清人《楚辞》之作,以戴东原之平允,王闿运之奇邃,独步当时,突过前人,为不可多得云。”姜先生认为王闿运与戴震是清代最有代表性的两位楚辞学家,王闿运所

著名楚辞学家姜亮夫先生在其《楚辞书目五种》一书中说:“清人《楚辞》之作,以戴东原之平允,王闿运之奇邃,独步当时,突过前人,为不可多得云。”姜先生认为王闿运与戴震是清代最有代表性的两位楚辞学家,王闿运所撰之《楚辞释》与戴震所撰之《屈原赋注》是清代最有代表性的两部《楚辞》研究著作,由此可见,王闿运及其所撰《楚辞释》在清代乃至整个中国楚辞学史上的地位。

王闿运(1833—1916),湖南湘潭县七都(今湖南省湘潭县云湖桥镇)人,是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文学家、教育家。原名开运,相传生时,其父梦神榜于门曰:“天开文运。”因以开运为名。原字纫秋,取义于《离骚》“纫秋兰以为佩”。友人称为壬秋,五十以后乃以壬秋为字。又字壬父。尝以“壬父”二字刻篆文小印,颠倒后如“文王”二字,以此隐喻自己具有素王改制的志趣。尝自题所居曰“湘绮楼”,学者称湘绮先生或湘绮老人。咸丰七年(1857年)举人。咸丰九年(1859),受爱新觉罗·肃顺的聘请,在其家任教读。同治元年(1862年),入曾国藩幕府。光绪五年(1879),王闿运应四川总督丁宝桢之邀来到成都,担任尊经书院山长。后辞退回湖南,先后主持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主办南昌高等学堂,但不久即辞退回湘,在湘绮楼讲学授徒。清末,授翰林院检讨,加侍读衔。辛亥革命后任清史馆馆长。民国五年(1916),83岁高龄的王闿运在家乡无疾而终。著有《湘绮楼诗集》、《湘绮楼文集》、《湘绮楼日记》等。

王闿运一生崇拜屈宋,酷爱《楚辞》。他在所作诗《忆昔行,与胡吉士论诗,因及翰林文学》云:“我年十五读《离骚》,塾师掣卷飘秋叶。”可见其接触《楚辞》之早。其组诗《秋兴十九首》其十三云:“荒哉楚宋生,翩翩赋高唐。”更将自己创作诗赋比作宋玉创作《高唐赋》。在《赋得名士悦倾城》一诗中也有类似的说法:“还持宋玉赋,新写洛神篇。”其赠王竹简联语云:“自研朱露点《周易》;斫取清光读《楚辞》。”以此勉励学生勤学《楚辞》。他在《答陈完夫问》中云:“赋以荀子为正体。宋玉《大、小言》犹近之,《高唐》、《好色》则学楚词。汉人则纯乎词矣。骚之正宗,后无作者,东方、刘向皆拟《九章》耳。”又云:“《九章》是赋,《天问》是赞,《大招》是诔,《卜居》、《渔父》是词说,故自来以屈为词赋祖,以司马为文章祖。”(按:引文中的“词”均同“辞”)这些都表明了他读《楚辞》的独到看法。翻阅《湘绮楼日记》,随处可见他阅读、抄写、研究、教授《楚辞》的记载。他在致裴船政(即裴荫森,1823—1895,字樾岑,清末曾任福建船政大政,故世称裴船政)的信中说:“行年五十,始欲自如。道中注《楚词》廿五篇,颇疑屈生《远游》未忘情于侍从,将古无独往之辙,抑生有衣食之累乎?”又说:“去岁又著《楚词注》廿十五篇,方付蜀局,剞劂未毕。廿年所研计略已宣矣。尝谓生平撰述,当俟百年后有力者开局校刊,今为门生迫索,已出其半。除诗文决不发刻,诸经注尚有应改者,定本为难,他日仍须自刻,殊违初愿也。”对照《湘绮楼日记》所载,可知王闿运《楚辞释》一书原名《楚辞注》,是他于光绪九年癸未(1883)完成的。《楚辞释》一书,最早的版本是清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仲秋成都尊经书院精刊本,是由其弟子成都方守道校刊的。另有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仪征李氏刊《崇惠堂丛书》本,光绪二十七年(1901)衡阳刊《湘绮楼全书》本,民国十二年(1923)刊《湘绮楼全集》本,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

王闿运《楚辞释》,凡十一卷。目次为:卷一屈原《离骚经》,卷二屈原《九歌》(次序为《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卷三屈原《天问》,卷四屈原《九章》(次序为《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卷五屈原《远游》,卷六屈原《卜居》,卷七屈原《渔父》,卷八宋玉《九辩》,卷九宋玉《招魂》,卷十景差《大招》,卷十一宋玉《高唐赋》。其中卷十一宋玉《高唐赋》,王闿运是将其作为附录收入的。

王闿运暮年曾自题挽联:“春秋表未成,幸有佳儿述诗礼;纵横计不就,空余高咏满江山。”萧艾先生所撰《王湘绮评传》亦云:“综闿运一生,欲做鲁仲连、陈汤而不可得,最后只好隐居讲学如申屠蟠。无怪乎他在晚年时常叨念着王摩诘的两句诗:‘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消!’”他的志趣就是要做纵横家,因而他撰写的《楚辞释》,亦时时可见其纵横家的思想。

如《离骚》:“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王闿运释云:“刈,断也。俟秦可伐之时,乃决用兵。言非主款秦也。”

又如《离骚》:“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王闿运释云:“咸池、扶桑,皆在东方,以喻齐也。饮马、总辔,言欲结齐为援。若木,日入所拂木,以喻秦也。逍遥、相羊,有所待也。怀王在秦,不可遽绝秦。”

再如《招魂》:“魂兮归来,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渊,爢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脱,其外旷宇些。赤蚁若象,玄蜂若壶些。五谷不生,丛菅是食些。其土烂人,求水无所得些。彷徉无所倚,广大无所极些。归来兮,恐自遗贼些!”王闿运释云:“流沙,三危之西,今藏地也。往必溯江沬,乃后陆行,故脱雷渊而遇蚁蜂,《天问》所谓‘命微力固’者也。蚁若象者,今未闻也。藂,菅,青稞也。藏地通北狄、南竺,故曰广大无极。蜀入于秦,徒自贻害也。”

另外如《高唐赋》:“势薄岸而相击兮,隘交引而却会。”王闿运释云:“水军登岸,兵交相击,则被迫于隘而致死,必能却我会合之师。”

王氏这些注释不是“我注六经”,而是“六经注我”,是借注释《楚辞》之机会,借古讽今,倾吐自己对晚清政治、军事、外交的个人见解。著名楚辞学家陈子展先生在其《楚辞直解》一书中谓:“(王闿运)凡所云云,则近凿矣。彼盖自伤其一生纵横计不就,而有托焉者也。”可谓知人之论。

姜亮夫先生《楚辞书目五种》评王闿运《楚辞释》云:“虽多想像推戡之辞,不无附会因缘之失。而心入绵邈,深体文心,求其比兴,以推作意。非空言欺人,标新诬古,妄为解析者之所能望其肩背。……新义蜂出,突破前人。虽多不中,而可谓好古敏求者矣。”确为公允之论。王闿运注释《楚辞》,扫尽陈词滥调,以深厚的学养创立新说,许多见解,为今人所发挥。

如《离骚》“朕皇考曰伯庸”句,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注云:“朕,我也。皇,美也。父死称考。《诗》曰:‘既右烈考。’伯庸,字也。屈原言我父伯庸,体有美德,以忠辅楚,世有令名,以及于己。”认为皇考指屈原的先父,伯庸乃屈原先父的字。此说向来无异议。王闿运《楚辞释》则注云:“皇考,大夫祖庙之名,即太祖也。伯庸,屈氏受姓之祖。屈,楚大族。言己体国之义也。若以皇考为父,属词之例不得称父字,且于文无施也。”认为皇考不是指先父,而是指太祖,即屈氏受姓之祖,伯庸是屈原的太祖。此说与西汉刘向《九叹·逢纷》所说的“伊伯庸之末胄兮,谅皇直之屈原”正相吻合,因而被闻一多先生《楚辞校补》所采纳并发挥,今人赵逵夫先生更撰写《屈氏先世与句亶王熊伯庸》一文,考证此伯庸即见于《世本》和《史记·楚世家》中的楚君熊渠的长子句亶王熊伯庸,成为十分有影响的一种新解。

又如《离骚》“扈江离与辟芷兮”句,其中的“辟芷”,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注云:“辟,幽也。芷幽而香。”认为辟同僻,古今字,是幽僻的意思;芷草长在偏僻幽暗的地方就特别芳香。自此亦无异说。王闿运《楚辞释》则注云:“辟,擗也,犹析也。”认为辟乃动词,是剖开的意思。“辟芷”与“扈江离”均为动宾短语。此说被今人黄灵庚先生的《楚辞章句疏证》所吸收并发挥,亦成为一种值得重视的新见。

又如《九歌》中的《东君》,向来认为是礼赞太阳神的颂歌。但《东君》中有“灵之来兮蔽日”一句,如果东君是太阳神,写其“蔽日”,显然说不过去。但持东君为日神说者向来没有发现自己的观点与《东君》文本的矛盾之处。王闿运《楚辞释》最早提出了这一反证,认为东君:“盖句芒之神。旧以为礼日。文中言灵蔽日,则非。”这也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新发现。

再如《招魂》的“招辞”部分,偶句句末均用了一个语气词“些”。宋代沈括《梦溪笔谈》卷三云:“今夔峡、湖湘及南北江獠人,凡禁咒句尾皆称‘些’,此乃楚人旧俗,即梵语‘萨嚩诃’也,三字合言之,即‘些’字也。”后来释《招魂》者均据此为说。但梵语传入中国很晚,战国时宋玉所作的《招魂》,其句末语气词“些”不可能如沈括所言乃梵语“萨嚩诃”的合音。王闿运《楚辞释》首次提出“些”乃“此此”二字重文的新说。他在注释《大招》“青春受谢,白日昭只”时说:“只,语已词也,《招魂》言‘些’。些者,‘此此’二字重文,其声清长,‘只’声蹙短也。”后来著名楚辞学家汤炳正先生撰写了《〈招魂〉“些”字的来源》一文,亦申此说,并将此说写入其《楚辞今注》,以致当代许多楚辞学家误认为此说是汤先生首创。

从以上所举几例即可看出,王闿运《楚辞释》是一部充满创见的书,值得我们予以重视。但遗憾的是,此书过去一直无人点校整理,因而流传不广,知者不多。此次我点校整理此书,是以清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仲秋成都尊经书院精刊本为底本,同时参考了其他版本。

《楚辞释》卷一至卷十,各篇题下先列王逸《楚辞章句》之解题,后列王闿运自己之解题;各篇正文后亦先列王逸《楚辞章句》之注释,后列王闿运自己之注释。卷十一宋玉《高唐赋》,则先引《文选》卷十九《高唐赋》唐代李善的注释,后列王闿运自己之注释。原排印本,在王逸注与王闿运注、李善注与王闿运注之间隔一字以示区别,但常常将王逸注与王闿运注、李善注与王闿运注弄混淆了,或误将王逸注或李善注的部分文字排入了王闿运注文内,或误将王闿运注的部分文字排入了王逸注或李善注内。为了以醒眉目,也为了避免注文混淆,我这次点校整理王闿运《楚辞释》,将书中录入的王逸《楚辞章句》的解题与注释,均在句首标注“[章句]”;将书中录入的李善《高唐赋》的解题与注释,均在句首标注“[李注]”;将书中王闿运自己撰写的解题与注释,均在句首标注“[新释]”。原书明显的注文混淆,我径行改正,不出校记。王闿运《楚辞释》的注释,并非句句有他自己的注释,他往往率性而为,有时数句甚至十几句,他才作注。因此,他往往将分散在原文各句末的王逸注与李善注也集中起来排列。这给阅读带来了许多不便。此次点校,我将王逸注与李善注恢复了原来的位置,另外,亦将王闿运的注释分散排在所释的原文之后。另外,宋代洪兴祖的《楚辞考异》是一部考证《楚辞》异文的著作,原本独立成卷,但现在分散在《楚辞章句补注》的东汉王逸章句之后、南宋洪兴祖的补注之前(“补曰”二字之前)。由于这样一个原因,许多学者误将王逸章句后的洪兴祖《楚辞考异》的文字当作王逸的话,王闿运《楚辞释》一书也常常出现此类错误。因为这是显而易见的错误,因此,我在点校整理《楚辞释》一书时,将王闿运误录入王逸章句后的洪兴祖《楚辞考异》的文字,亦通通删除了,且不作校记说明。这是要特别说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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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凌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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