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遘闵戢志，有过于屈者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明崇祯举人。明亡后，曾从南明桂王举兵抗清。南明败亡，隐遁山岩，筑士室于湘机石船山，闭门著述，世称船山先生。他博通经学、史学和文学，功力极深。他的哲学思想具有朴素唯物辩证法因素，其史论也闪烁辩证法的光辉，文论特别是诗论阐发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一生著述极为宏富，多达百余种，后人合编为《船山遗书》。其中的诗、词、文被编辑成《王船山诗文集》，由中华书局刊印；其诗论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刊印的《姜斋诗话笺注》。

王夫之的文学创作，受楚辞影响颇深，于诗、词、文无所不工。其诗瑰奇蕴藉，遒劲韵长，尤以表现抗清意志和抒发亡国之痛的作品显得最为深沉。如《读〈指南集〉二首》其一云：

绛节生须抱璧还，降笺谁捧尺封闲?

沧波淮海东流水，风雨扬州北固山。

鹃血春啼悲蜀鸟，鸡鸣夜乱度秦关。

琼花堂上三生路，已滴燕台颈血殷。

    《补落花诗九首》其一：

乘春春去去何方，水曲山隈白昼长。

绝代风流三峡水，旧家亭榭半斜阳。

轻阴犹护长时蒂，细雨旋催别时芳。

唯有幽魂消不得，破寒深醴土膏香。

前者吟咏文天祥《指南集》中所记叙的辛苦遭逢及其所表现的民族气节；后者借飘零花魂来寄寓“三分国破楝心苦，六尺孤存梅豆酸”(《正落花诗》)的亡国之痛。这类诗都充分抒发了胸中郁结不能自己之情，但又意余言外，耐人寻味。

《姜斋诗话》虽然以诗论为主体，但广泛地涉及到美的本质与表现，特别是诗歌创作与鉴赏中审美活动的一些规律性的问题。他论诗强调“以意为主”，而对于情与物、景的关系问题，论述尤为细致精辟。他在论述“情”与“物”的关系时所说的“物”是指身外的客观事物，而“情”则是指人与物相交感而产生的主观心理现象。“情者，阴阳之几矣；物者，天地之产也。阴阳之几动于心，天地之产膺于外。故外有其物，内可有其情矣；内有其情，内心有其物矣。……絜天下之物，与吾情相当者不乏矣。”在论述诗歌创作中“情”与“景”的关系时又说：“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人们既可以在外界景物的刺激下引发某种感情，而人们所感触到的客观事物，又带有自己的主观感情。触景生情和情融于景中的情和景虽已成为审美对象，但仍有在我在物之分，因而仍没有融为诗境，只有使二者“互藏其宅”，做到心、物统一，景中有情，情中有景，主观的情和客观的景“俱有情而相浃洽”，才能构成“妙合无垠”的意境。而要达到这种境界，他认为应当重视“灵感”的作用：“神理凑合时，自然拾得。”这种理论，对后来的神韵说、性灵说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王夫之论诗反对门户之见，反对束缚性灵的方法，在情景等问题上有深细独到的艺术见解，但也有一些偏颇过激之论。他还强调文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血肉联系，认为“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槛”。对没有亲身经历、真情实感的拟古主义深恶痛绝。

作为明朝的遗臣，王夫之反清排满的思想根深蒂固。晚年，他抱亡国之痛，发愤著书，所作《楚辞通释》，为楚辞学中的名著。

王夫之以其所主张“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学，俱以意为主”，有感而发的原则，审视王逸的《楚辞章句》，认为王注文本自“小山《招隐》而后，骚体中绝，有如《七谏》、《哀时命》、《九叹》、《九怀》、《九思》诸篇，俱不足附屈宋之清尘。”皆为“无病呻吟之剿说”。故统统删除。同时，他又认为南朝江淹“工于拟似”，“作《山中楚辞》，其用意幼渺，言有绪而不靡，特足绍嗣〔屈宋〕余风”，故收入江作《山中楚辞》(4篇)、《爱远山》。另外，亦以同样的原则，在书末收入王夫之本人所创作的《九昭》。他又依据“以意为主”的原则注释他所确定的楚辞文本。篇首有序、章首有综述。具体注释则“分节立释，一唯其意之起止”。“达屈子之情，于意言相属之际。疏川浍以入经流，步风陵而陟绝巘尚不迷于所往乎”。甚得文本精神，故名其著作为《楚辞通释》。

王夫之精通楚辞，其思想及文学艺术都深受屈原精神及楚辞的影响。他自谓生于屈子之乡，不仅与屈原有着相似的遭遇，而且“遘闵戢志，有过于屈者。”续楚辞作《九昭》，歌咏屈原，旷世同情，“以旌三闾(屈原)之志”。此外，他还汲取楚辞艺术，创作有《禊赋》、《章灵赋》、《惜余鬒赋》等抒怀之作。

由于王夫之注重立意和真情实感，所注楚辞深得文本意旨；多有独到见解；其仿楚辞的创作作品则意境高远，富于创造。但是由于己处于清朝的统治之下，无论是注释还是创作虽都发泄其对前明的沦亡之痛，但大多通过写景咏物或歌咏屈原来表示思想感情，写得都比较含蓄委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