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如果不哭 它就不叫《变形计》了

《变形计》第十季（资料图）

凤凰湖南（记者 黄秋霞）设计师山本司耀在其自传里写过：如果有天，我的儿子总是在问爸爸去哪里了，那是我最大的失败。在中国湖南，一个电视台，以一档真实纪录的形式，记录一段城里孩子与农村孩子互换生活，介于真人秀与纪录片之间。九年时间里，为人父母者将其当成必修节目，孩子们则在里面找到了同伴。

所有的情绪都需找到一个宣泄口，或许，这档真实纪录的节目——《变形计》在某种程度充当了这个角色，它以镜头语言呈现一个家庭相处、改变的全过程，成为所有社会家庭的模板。

变，它的终极其实是不变，我们需要的是卸掉身上那层厚厚地防御武装。2015年，《变形计》以“爱到最美是陪伴”作为第十一季主题，节目中由小孩的变形，转为父子一齐变形。

与节目里的变形一样，幕后的制作团队亦经历过无数次变形。曾有人形容，《变形计》节目是湖南卫视里的“黄埔军校”，哪个团队只要在这个节目历练过，再来做其它节目必然不一样。节目开播前，凤凰网湖南独家专访十季总导演余淑君，一起走入变形的台前幕后。

我们找的孩子是天使和恶魔的结合

凤凰湖南：做这档节目最开始的印象是什么？

余淑君：做了之后，感觉《变形计》是个带点实验性的节目。每次拍摄农村孩子，都会让我哭好几次。农村孩子如果不让你感动，那可以说这个节目是不成功的，或是你选择的人物不成功，当然孩子们哭是我们寻找感动的一种表现形式，有些观众看了眼泪是流在他们心里！我们保证的是农村孩子的前传必须让人哭三次，不然它是不成功的。如果不哭，它都不叫《变形计》了。

凤凰湖南：我们知道《变形计》这档节目，每季都会有几个团队轮流做，不知您接手的是哪几季？

余淑君：我们团队领衔制做了第八季、第十季，还将参与这次的第十一季。十一季是初步计划是2015年年初播出，现在还没拍完。

凤凰湖南：在第一次接手《变形计》时，最大的磕碰点在哪？

余淑君：其实也还好，主要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吧。其实变形计在找主人公的时候还是比较慎重的，我们找的孩子还是有可救性的，并不是坏到底，只是叛逆而已，内心还是很单纯的。连社会法制都无法拯救的人，变形计也无法带给他什么。我感觉变形计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行为艺术性的东西。

凤凰湖南：你们自己会担心变形最后的结果会失败吗？

余淑君：我们第一次做的时候也会担心，孩子经过一个月之后会不会有改变。有的人说我们只是为了节目呈现效果，但实际上并没有改变。做了这么多期节目，我们发现孩子是从内心深处改变了，一个一个的例子在证明这些。

像第十季的张详硕，他的改变是最大的。在做之前我们非常担心，感觉这个孩子非常冷血、冷漠，他的母亲要跟他从法律上断绝母子关系。节目之后，我们回访发现他跟妈妈的关系非常好，现实生活中，已经可以跟妈妈很自然地开玩笑。

凤凰湖南：你们在选人时，怎么确定他是否还有可改造的空间？

余淑君：我们在选的时候，心里还是有一点底的。经过缜密的挑选，会知道他的本质是好或坏。毕竟我们面对是14、15岁左右的孩子，他们的社会阅历没有我们深。我们会通过观察他跟父母的、周边邻居、学校老师的接触进行判断。

凤凰湖南：有人说孩子是天使，也是恶魔，你们寻找的孩子就是游走在这两个极端之间。

余淑君：我们找的孩子一定是天使和恶魔的结合，他的本质要是善的。

凤凰湖南：你坚信性本善吗？

余淑君：肯定的。人生下来怎么会有恶呢，负面的东西都是之后传递给他们。

凤凰湖南：在接触了那么多问题少年之后，会不会在孩子有微小问题的时候就会有警觉之心？

余淑君：应该是会有的。因为我的孩子还小，有些问题还不明显。但是防微杜渐。变形计中很多问题严重的孩子都是离异家庭的孩子，我都会提醒身边的人，尽量不要离婚，对孩子不好。

凤凰湖南：您觉得相对于同性质的节目，你们团队的优势在哪？

余淑君：我们对于新闻类的优势是一直存在的，因为我们之前做的是《乡村发现》。在题材寻找上，是有自己独特视角。

目前真正来说，跟我们同类型关于孩子的纪实类节目还没有，我们算是没有竞争对手，但我们渴望有竞争对手。这档节目真的是很辛苦，一般的电视台没有这个精力、决心和耐心跟孩子们打交道。

我们台长说，《变形计》这档节目是台里的皇甫军校，培养人的地方。任意一个团队都愿意去做变形计，今年（2014年）就有九个团队去做变形计，这个节目需要大量时间。做一期《变形计》，外拍不止三十天，三十天只是互换的时间。如果再加上前传的拍摄，整个前期拍摄过程就有一个多月，还有后期剪辑及前期选角，这一系列是个非常长的流程。因为我们是一个真实的纪录片，它不是一天就能把一个规定的任务完成。

《变形计》是许多绝望家庭的救命稻草

凤凰湖南：您觉得制作《变形计》这档节目，对于您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余淑君：我们都说做这档节目时候，我们自己也在变形。如果不是因为变形计，我们不会去那么偏远的地方，也不会过那么艰苦的生活。

凤凰湖南：您觉得这种变形除了身体上的考验，还有其他方面的吗？

余淑君：还有对意志力的考验，心灵的煎熬。《变形计》有些孩子很叛逆，会打导演。像第十季时，有个男导演就被打了，心灵受创，三十多岁的大男人在那嚎啕大哭。想一想，他自己也有孩子，有家人，如果他的家人在电视机前看到他被打了，他肯定会觉得很难过。当时他就说再也不想做《变形计》了，但是他现在还在做。他当时内心的那种排斥，我们都能理解。

凤凰湖南：现在团队的平均年龄大概多大？

余淑君：二十多岁的最多。70后有三个，其他都是80后。

凤凰湖南：类似第十季那次的崩溃多吗？

余淑君：其实大家都还能承受，只是当时那一下。一个同事被打了，还哭了，那种情况下大家都很伤心。还有一次，第十季的主人公杨健帆打老师，惊心动魄。那个孩子很冲动，我们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时他已经打得满手鲜血地走过来了。

《变形计》跟其他节目不一样，很多时候是让人提心吊胆的。比如几个孩子发生冲突时，我们晚上值班的工作人员都不敢睡觉。孩子在那边你必须对他负责，同时还要对全组人员负责，安全第一。

另一方面，大家都从来没有过过那种生活，是个很大的挑战。比如说，在云南拍摄时，上厕所就是个很大的麻烦。我们尽量早上出去前上了厕所，然后不要喝水，快下山时再把水喝完。

凤凰湖南：对你而言，变形计这档节目意味着什么？

余淑君：变形计是更深层次、更综合的考验。之前我们做的节目都是比较单向的，团队也没有那么大。变形计每次一出去几十号人，跟之前的节目形态完全不一样。

凤凰湖南：这种挑战除了身体上的之外，还有其他方面吗？

余淑君：都有。电视是要求呈现电视效果，我们做为人本身，是不太希望那些矛盾发生。但实际上我们在选择主人公时，会因为电视的呈现，综合考虑各类矛盾元素。

其实可能也不矛盾吧，必须要先有这些东西积压着，才会找到好的沟通方式。就像凤凰涅槃一样，你必须把所有问题撕裂开之后，再有可能把它缝合。我们做第十一季就着重处理父子之间的转变，不像之前以孩子为主。实际上问题都是双方的，前十季可能更多的是表现孩子，但（父母）处理方式不对，根源在父母。

凤凰湖南：从什么时候开始，节目组意识到要由问题表象追溯到源头？

余淑君：我们其实一直都有追溯，只是比重不一样，还有考虑到成年人面对电视的面子问题。一般中国人的心态都是家丑不外扬，但凡能上《变形计》的，都是自己有这个诉求，家庭已经到了绝望或准备放弃的地步。他们只想抓到一根救命稻草，而《变形计》就是那根稻草。我们看到这种父母的时候觉得很虐心。

凤凰湖南：所以到第十一季时，开始转向做父子整体的互换？

余淑君：好像看起来男孩子的问题更多一些，男孩子跟父亲的问题更多一些。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妈妈惯坏了而爸爸不怎么管。变形计跟爸爸去哪儿在亲子关系方面对大家还是有启示的。

凤凰湖南：现在有没有为十一季设定一个新目标？

余淑君：首先肯定是希望有好的收视率，收视率好，就会带来更大的传播性，让节目可以影响到更多的家庭和孩子。但我们更希望可以让很多父母其实意识到孩子成长与教育的问题，但是面对摄像机镜头，他们常常不敢去面对。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愿意敞开心扉，放下手中的一切去为了孩子改变自己。

第十季的创新的尝试意味着对明年整个年度的引导，第一个故事中我们把父亲拉来一起变形，给父子设定了一个任务，让他们一起去行走。我们通过长期的积累，对现场的把握还是非常有经验的。父亲变形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尝试。基本上三个城市小孩换一个农村小孩已经形成了一种常态。

所有主观设计是让孩子在碰壁中反思

凤凰湖南：做了这么多期节目，会不会在某种程度上有把自己当做救世主的心态？

余淑君：不会。其实我们在跟孩子和家长一起成长。我们面对孩子会分析怎么帮他把问题解决，用什么东西去感化他们。我们也不没有跟父母承诺过一定能把孩子治好。

《变形计》虽然没有追求这个，我们也没把自己当做救世主，但实际上它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这种作用。在拍完之后我们也会跟父母沟通，怎么去保持参加《变形计》时的状态。父母要改，周围的环境也要改变。

节目一直以来，城乡互换的模式没有变过，就是因为环境是可以改变人的。孩子在家时天天跟父母在一起，没有感觉到父母的重要性。当他们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吃不好睡不好，他们绝对会思念父母，想到他们的好，感受到生活的不易。他们体验的世界与之前自己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接触到这个世界后他就会对原来的自己产生怀疑。

凤凰湖南：在这个过程中道德压力其实蛮大的。

余淑君：《变形计》不是通过说教的方式，而是通过环境改变人。

凤凰湖南：网络上也有批判的声音，怀疑节目有设计的痕迹。对于这些说法，你们怎么看待？

余淑君：真实是变形计的灵魂，但是我们会有一些任务和环境的设计，从选人来说就是这样。《变形计》中可能会有同样的桥段，但是同样的桥段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表现。第十季的细微之处，个体的冲突会更强烈，在选人的时候已经做了很多伏笔。我们从来没有演，但是导演对呈现有一定的预判。我们适当的会给节目设计一些碰撞，小孩子在不断的碰撞中才会妥协、成长。

凤凰湖南：这还是电视属性与人性之间的矛盾。

余淑君：有时候孩子变形三十天还没有事情触动他，我们会自愿延长变形时间去达到效果。如果是演戏，我们完全没必要这样。也许变形后我们也会给孩子拍一些生活中的镜头和特写，拍一些宣传小短片，这是电视属性决定的，不拍下去就达不到传播的要求。早前做的《变形计》现在在网上的点播率仍然很高，它的价值在那里。

《变形计》更多的是扬善，没有很直观的惩恶，我们不会直接地批评。孩子的问题折射出来的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每个人对于孩子身上的问题会有自己的理解，每个家庭也都有其特殊性，变形计能引起社会的反思。我们没有批评孩子，我们的各种设计是为了让孩子在碰壁中自己去反思。让他自己感受到自己必须要改变，然后通过电视折射到这一代人身上，让他们知道这是能改变的。

凤凰湖南：《变形计》到2015年也进入第十个年头了，虽然它不像《我是歌手》、《爸爸去哪儿》等现象级节目那么反响热烈，但在所有原创节目中一直有一席之地，作为现在这档节目的负责人，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余淑君：我们的团队在接受《变形计》时，不仅仅是完成任务，还希望能创新，带有主动性去做节目，所以节目中会有很多人文关怀。对于整个频道来说，节目从2006年开始做起，收视好了，有人冠名，有广告了，是直到第五季才开始有的。

所以说，这档节目的收视习惯是通过很长一段时间才培养出来。湖南卫视不管有没有市场化的手段，台长一直觉得这是台里最值得坚守的东西。我们也把它视为最好的练兵场地，以前专做综艺节目的团队，现在又反过来做变形计，比如说《我们约会吧》等团队，都是主动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