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独家专访:外交官眼中的中国城镇化
2014年10月23日 15:17
来源:凤凰湖南
作者:柳理
凤凰湖南讯 在出席20至22日湘江论坛与中欧圆桌会议的嘉宾名单中,两位外交家引起记者的特别注意,一位是80岁的前驻德大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前会长梅兆荣,另一位是74岁的前驻英大使、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
凤凰湖南讯 在出席20至22日湘江论坛与中欧圆桌会议的嘉宾名单中,两位外交家引起记者的特别注意,一位是80岁的前驻德大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前会长梅兆荣,另一位是74岁的前驻英大使、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马振岗。
前驻德大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前会长梅兆荣,前驻英大使、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马振岗接受凤凰湖南专访。
1988年6月至1997年1月,梅兆荣担任中国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当时的民主德国(东德)学习,曾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做过翻译,在德工作生活过25年。作为中国驻西德最后一任大使,同时也是德国统一后的第一任驻德大使,梅兆荣的旅德经历充满戏剧性:“1961年柏林墙始建时,我在驻东德大使馆工作。1989年柏林墙倒塌时,我正好在西德任大使。我从东西两边看过这垛墙。但我们没有想到,柏林墙倒塌的这一天会来得如此之快。”而比梅兆荣小6岁的马振岗先生,上世纪六十年代在英国进修,1997至2002年担任中国驻英特命全权大使,亲历过香港回归前的谈判与筹备工作。
湖南与外交官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1876年冬,湖南湘阴人郭嵩焘漂洋过海,前往伦敦设立使馆,他的身份,是清朝首任驻英法公使,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任驻外公使。由于撰写《使西纪程》,盛赞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主张中国研究学习,郭嵩焘被国内保守派痛斥为“汉奸”“贰臣”,老家湖南的士绅们甚至扬言要开除他的“省籍”。三年后郭嵩焘黯然回国,接替他担任驻外公使的,是湖南湘乡人曾国藩之子曾纪泽。
中国人认真地睁眼看世界的历史,还不到一个半世纪的光阴,积极拥抱世界的时间更短。在强国富民的圆梦之旅上,需要来自不同文明国度的实践经验作参考。2014年10月在望城举办的湘江论坛(世界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城市联盟第二次峰会),无疑是一次极好的交流平台。那么,作为东西方文明的使者,中国外交官眼中的中国农村,新型城镇化该怎么走?如何缩短城乡差别,如何处理环境问题,如何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同时保持农村面貌与传统文化?著名外交家梅兆荣、马振岗先生接受了凤凰湖南副总编辑柳理的独家采访。
凤凰湖南:非常感谢两位前辈接受我们的采访。其实湖南跟两位大使很有缘,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就是从湘江对岸的湘阴县走出去的,第二任驻外公使曾纪泽,也是湖南人。上世纪八十年代,湖南著名出版家钟叔河先生主编过一套《走向世界丛书》,汇编的正是郭嵩焘等早期游历欧美的有识之士的文章日记。我想中国任何一场改革,尤其是当下全面深化改革,以自信开放的姿态与国际对话时,特别需要有开阔的视野和谨慎的心态。对于来湖南参加这次论坛,二位有何观感?
前驻德大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前会长梅兆荣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前会长、前驻德大使 梅兆荣:
湖南也好,长沙也好,虽然我来的时间很短,但是看到这一年的进步非常大,很现代,希望今后会搞得更好。
前驻英大使、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马振岗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前驻英大使 马振岗:
我这次到湖南来参加中欧论坛会议,同时也参加了湘江论坛的开幕式,我是有两个目的,一个任务是通过跟外宾的交流,和中国专家、学者共同来探讨一些问题,这是一种学习,学习人家的一些观点;第二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到湖南来了解乡情、国情,因为作为一个外交官,必须要了解本国的历史也好、经济也好、政治也好、民情也好、风景等等各方面的特色,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跟人家进行交流,你才能够介绍自己的国家。湖南是有很多特色的地方,昨天去千龙湖,就感觉到很新鲜,丰富了我们的知识。
参加湘江论坛,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触,就是邀请的外国人,就城镇化和其他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利用这个平台,来了解西方国家一些结合他们国情的先进经验,或者有特色的理念,这个非常重要。但你要理解人家为什么这么做,在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之下,这样做才会产生好的效果,而不是囫囵吞枣照搬照抄,任何外国的东西都要结合我们中国的国情、省情、乡情,结合我们当地的具体情况来加以利用,加入先进的理念。
凤凰湖南:城镇化不仅是中国农村所特有的问题,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重大课题。两位都在国外有过很长的工作生活经历,能不能结合欧洲国家的乡村,谈谈你们对城镇化的理解?
马振岗:英国政府出补贴保护农村面貌
我们现在搞城镇化,这是一个趋势。所谓的现代化,是要在发展中逐步完善的,现在农村人口大量进城,我认为这不是城镇化。城镇化不可能把中国的农村全部变成城市,中国总是要有农业的,农村总是要搞农业的,如果不搞农业的话,那么吃饭靠什么东西?显然城镇化不可能是把农村全部改成城镇,去建城市,建楼房,建街道。但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增加农民的收入。当然,搞城镇化还要考虑中国的特点。
我在英国就有很深的体会,英国是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国家,但是你现在去英国看,农村就是农村,城市就是城市,很鲜明。他们农村水平不是像我们过去的那种,整个的水平是比较高的,我和英国前副首相赫塞尔廷勋爵(Lord Heseltine) 谈过,他说英国有一项政策,就是你买了农村的土地,你也要保护农村。因为在英国种庄稼,实际上是不合算的,好多人都不种。那么政府可以给予补贴,让你把这个农村、把这块地保下来,种树也可以,长草也可以,但是必须是农村的风貌,为什么?就是要为英国保存农村,他讲得很清楚。
所以我就讲我们中国的城镇化,不一定完全向英国、向欧洲学,但是有一个基本思想,我们要借鉴,绝对不会像有些个别地方搞的那样,强行把农民集中住到既不适合生产、也不适合生活的地方搞个楼,这是不适合中国的特点,也不是老百姓真正需要的。
城镇化必须有中国的特点,因为中国的农村发展有几千年的历史,和欧洲、和其他国家还不一样,我们可以参考欧洲,但是不能照抄,城镇化也不能是机械理解,就是把农村变成城市,也一定要研究中国的特点,要保持中国文化的特色。
梅兆荣:缩小城乡差距 先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
我是1953年第一次公开到当时的东德去留学的,那么1972年开始,我就到西德去工作,那么到了80年代初,我在外交部工作的时候,陪那些领导人到欧洲去访问,可以说在欧洲,除了爱尔兰和保加利亚以外,其他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去过,有的国家还去了不少次。我觉得欧洲的农村与中国有很大差别,中国原来是一个农业大国,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发展得很快,而农村相对慢一些,存在明显的差别,所以我们中国大部分人都想往城市里面跑。而不管是东欧也好,还是西欧也好,因为资本主义起步早,发展快,城乡的差别不是很大。很多老百姓到城市里面去,都是公务员、工人,而真正的有钱人都到农村里去,都到郊区去盖房子,然后一个礼拜买次东西,他就不住城里面。
我在年轻的时候,受党的教育,我们去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社会主义,奋斗的目标就是消灭城乡差别。然后一看西方国家的某些地方,它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它的城乡已经没有多大的差别,而很多人如果说,城里的人搬到郊区去住的话,他一定是更有钱、过得更舒服了。人家之所以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水平,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就是经济发达,没有发达的经济,他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那么我们中国现在的经济,在世界排第二,我们中国人民在生活上总体是大大提高了,但是我们要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别,怎么走?我觉得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来搞城镇化?最开始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不那么全面的,甚至是不正确的。我们以为城镇化就是让大量的农民、农民工到城里面来工作。城市里面盖各种房子,城市越来越大,像北京、上海、广州这几个城市越来越大,结果城市里边的交通拥挤、服务也跟不上,很多农民工到了城市里之后,工作问题、住房问题、医疗问题、子女的上学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出来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欧洲,有大城市,有中等城市,有小城镇,它的农村还是保留的,农民总是要有,粮食总是要有,即使是在工业很发达的国家,也必须要保证一定比例的农业,保证一定比例的粮食产量。就德国来说,德国的农业如果完全靠自己来生产的话,它完全可以自给自足。但是对于它来说,发展工业更有利,它用工业产出来购买粮食,但是它一定要保留一定比例的粮食产量。
我们经济发展到这个程度,发展速度、增长幅度相当快,怎么样缩小城乡差距,不至于让大量的农民都往城里挤呢?我觉得涉及到理念问题、具体怎么做的问题,可以向欧洲国家学习一些东西。西欧很多国家的农村有小城镇,里面有各种设施,医疗设备很好,文化设施也很好,所以他们不到城市里面也能享受到这些基本的公共服务。农村的空气很好,交通、就业、生活、文化休闲都很便利,所以人们不需要往城里面流,使城市变得很难管理。
城镇化切忌长官意志 失去乡村特色
凤凰湖南:也就是说,农村推行城镇化,缩小城乡差距,首先要改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
梅兆荣:是的。但是我们每一个地方的城镇化,也不可能是一个模式,比如说湖南或者什么地方,它有很多名胜古迹,历史上很有价值的东西,你必须要保留,你不能说现代化、城镇化了,把全部都去掉,那不是城镇化。城镇化一定要保存优秀的文化,历史古迹一定要保存下来,因为只有这样做了,当地老百姓才能真正感觉到自己在自己的家乡,这是我的家乡。如果你搞现代化,把全部的东西都破坏掉了,这不是他的家乡,这是陌生的东西了。
对于城镇化,我不是专家,但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学问需要研究,不能够以长官意志为主。过去有些地方搞新农村,把老房子全部拆掉,变成千篇一律的新房子,搞得像工厂化一样的,那是不行的。农村一定要有自己的个性特色,有些地方的乡村可以搞旅游,旅游也需要搞小城镇,搞城镇化,交通设施、文化设施非常便利,大家要看电影看戏都有地方去,看病也不需要一定跑到上海、跑到北京、跑到广东的大城市,在当地就有相当好的医疗设备,这就解决了农村老百姓安居乐业的问题。
我在北京就有这样的感觉,有从外地来的,在那问路,问我到协和医院怎么去?我说您看什么?他说看鼻子。我说你看鼻子,到协和医院去干什么?他说农村里面没这个条件,慕名而来。我觉得这种现象应该要逐步解决,这就是城镇化一个非常实实在在的内容。城镇化不能光是把表面搞得那么漂亮,自然的风光,新鲜的空气,良好的水质,好吃的东西,要保留下来,但也要让住在农村的人,除了生产粮食、蔬菜等等,能够享受到和城里面一样的生活,这就是城镇化的内容,当然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不能纯追求速度,一下子就发展得那么快。朝这个方向走,理念正确了,才不会走错路,劳民伤财。
凤凰湖南:是的,需要警惕把“化”搞成一场运动。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常有人呼吁保护好乡村的古风原貌,尤其是从农村走出去的人,农村是他们的故乡,是精神的家园,不能够因为现代化而改得面目全非,在城镇化的潮流中“沦陷”。所以,规划的时候,还要有文化方面的考量。
马振岗:我觉得刚刚梅大使讲的非常重要,我个人理解城镇化,就是使我们农村的整个水平提高,比如服务水平、交通水平,医疗服务、教育等等问题,这是老百姓最关心的,要改善这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城镇化不是千篇一律化,城镇化不是消灭农村特有的东西。一个地方的特色、特产,一定要保留。文化方面,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必须要保留,让后人还可以继续参观、研究、使用,这里面有很多的学问需要考虑,在没有好好研究之前,就不要太讲求速度。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没有一个比较正确的理念,你就贸然上马,千篇一律地搞,搞完以后就变成了废物,要遗臭万年的,遭后人骂的。西方国家有过一些教训,他们后来慢慢改了,想法保留农村原来的特点。
梅兆荣:要听一下专家的意见,制订规划,不能搞个人主义。现在中国有很多经验教训都是这样,有些市长书记被叫做什么“改造书记”、“拆迁市长”,也许他们的想法挺新鲜,但是没有广泛征求意见,把老的破坏了,搞得不三不四。这个问题,在农村有,城市也有,我们现在好多城市,都在趋向一致化,差不多一样的样板楼,或者奇形怪状的楼,这个城市就失去了它本身的特点。破坏得很厉害,就没办法恢复了。因为很多原先的东西并不是不合理,是合理的东西。比如说我的老家崇明岛,因为搞现代化,把所有的河和沟全部都填了征地,这样就把原来整个河道的系统改变了,原来的河道系统都是流通的,你把它一截断,那就是变得不流通了,变成污水沟,这是不科学的。同样,有些地方说,我们要城镇化,要消除一些旧的东西。但是你要知道,消除旧的、错误的、不合理的东西,也要保留它好的、科学的、非常值得留下来的东西,这一定要区分好,要深思熟虑。城镇化、现代化,总是要去掉一些旧的东西,但是不能不假思索,一股脑的就像一个推土机一样的把它推掉。
治污工程巨大,但不能悲观
凤凰湖南:非常感谢两位前辈提供的好建议!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环保,现在很多农村的环保问题,也和城市一样突显出来了。国外在治污方面有什么值得我们借鉴的?
梅兆荣:环境问题,比如说雾霾问题,从西方国家的历史情况看,都是一段时间存在的,但不是永久性这样,只要我们认识了这个问题,只要我们下决心来改变,就可以改变。伦敦大雾,泰晤士河原来很脏,脏得不得了,现在解决了。我第一次在1972年到德国的鲁尔区,鲁尔区是德国的重工业区,它的天空里边有一朵黑云,相当长一段时间,不管是晴天还是下雨天,它这朵云都是永远去不了的,经过后来的治理以后,现在没了,原来那个厂没了,它现在变成一个文化休闲场地,也是有经济收入来源的,所以说这个可以改造。
我在西德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莱茵河里边出了脏东西,工厂里排污,你哪怕钓鱼也是不能吃的,现在莱茵河就治理好了,这个是可以治理的,但是要下定决心,一个是由政府部门下决心,另外一个,要让老百姓认识到这个东西必须要治理,大家的环保意识一定要很强,这样的话,工厂不会随随便便排污,老百姓不会随随便便把脏东西弄到莱茵河里去。我小时候在长江口,觉得长江是比较清的,黄河是黄的,现在长江也有点黄了,从颜色来看,有一半变成了黄色,这就说明了问题。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需要时间,不要悲观,持之以恒,总是可以做好的。
马振岗:我是1965年到英国,当时泰晤士河里的水是臭的,鱼虾是脏的。梅大使说莱茵河还能钓鱼、不能吃,但是住在泰晤士旁边的居民,到夏天都不敢开窗户,因为太臭了,他们根本受不了,后来下决心改了,花了30年时间改过来了,现在泰晤士河鱼虾有了,水也清澈多了。当然英国大部分的污染问题也是一样的,伦敦把所有的工业,有些不好的就不要了,像一些重工业什么的,有些就搬迁到很远的地方去,所以伦敦就没有工业。而且英国有很严厉的法律,英国的《环保法》是很严格的,整整用了30年的时间才改变过来。
像我们中国,都认识到这个问题,关键是我们需要解决,各地不要盲目追求GDP这个数字,还是要讲科学发展。中国的城镇化,应该用制度来保证正确的发展。我们的决策者如果真心想发展,就要尊重科学。当年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科学发展观,那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东西。梅大使刚刚八十,我也七十多了,从我们走过的路都感觉到,以前中国在这方面吃了很多亏,也有很惨的经验教训。现在改革开放30多年了,跟世界的接触比较多,既要看到我们中国的特点和成就,也要不断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既要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也要讲究科学,多听听专家的意见,多听听老百姓的真实想法,不能按照个人愿望来走。从国家来说是这样,从一个地方、一个乡镇来说,也都是这样。只有一步一个脚印,了解自己的实际情况,学习人家的先进理念。任何事情都是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任何的智慧和真理都是不断进行、发展、没有穷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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