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学复兴大师”邓显鹤与清代名人

著作甚勤，四海声名今北斗

风流顿尽，百年文献老南村。

——左宗棠挽邓显鹤

(图/文：韩涉)祖父曾与我说，邓显鹤著述颇多，是“新化第一只书箱子”。之所以想着为他写点东西，是因祖传的拓本——邓显鹤墓表。墓表由曾国藩撰写，书法则是左宗棠。原碑早毁，拓本四代单传已过百年之久。

一介文人邓显鹤，正如墓表所述：甫辍科名，即已厌薄仕进，冥然有志于古之作者。其与清代名人交往甚多，对湖南文献稽讨尤勤，故被尊为“湘学复兴大师”，然知之者，虽新化故里亦“罕能举其名姓”。

欣闻拟将邓显鹤等名人故居开辟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特撰此文，令湘楚后人广为纪念。

一、为王夫之刊刻《船山遗书》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薑斋，世称船山先生，衡阳人。这位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崇尚实学，隐居四十年，著书立说，博采众家之长，将经世致用之学推向极至。但王夫之在世时其学不彰，卷帙浩繁然尘封百年。

道光十九（1839）年，邓显鹤致力于收集整理王夫之遗著，只得50余种。王夫之后人闻其学识，邀请他前往湘潭主持刊刻《船山遗书》180卷。后经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广泛收集，在原有基础上扩充汇刻为62种，计322卷，仍称《船山遗书》，从此王夫之的学说日渐远播并影响深远。

在他之前，湖湘子弟所推崇的是周敦颐；在他之后，因了邓显鹤及曾国藩的功劳，他才取代了周敦颐，成为湖南人所崇拜的新的精神偶像。王夫之的出现，不只是结束了过往文人空谈高论、不切实际的学风，更开创了将理学与经世致用之学相结合的新学风。湖湘文化因他而发扬光大。谭嗣同曾评价道：“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矣。”

青年毛泽东受王夫之思想影响深刻，推崇其朴素唯物主义和民族意识。1937年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哲学，曾再次研读《船山遗书》，并致函徐特立，请他在长沙补齐所缺各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外出视察，仍常读“王夫之关于哲学和历史方面的著作”。可惜他老人家大概只知重刻《船山遗书》的曾国藩，不了解之前还有位邓显鹤。

二、诗托曾国藩重刻《船山遗书》

但曾国藩却是极为尊重这位老前辈的。

主持刊刻《船山遗书》的邓显鹤，为寻王夫之昔年隐居白石峰的憩息之所，于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九月从衡山过湘乡（实为今双峰县——双峰原属湘乡，曾国藩为湖南湘乡人，然其祖宅地现属双峰），访得其处，作诗吊之。

白石峰下有位彭晓杭，官邵阳训导（邓显鹤曾任宁乡县训导）。白石峰下更出了个曾国藩，并早已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诗中写道：“转侧梓田道，流连白石峰。心随车驾隐，世情海桑逢……历史宜记载，谁为语朝绅？”此时距其刊刻《船山遗书》已过去了八年，而他却在诗中感慨“历史宜记载，谁为语朝绅？”有道是“人轻言微”，且财力有限，邓显鹤主持刊刻的《船山遗书》影响并不深广，情之所致，故诗托彭、曾两位“朝绅”能为发扬船山思想出点力气。

咸丰四年（1854年），《船山遗书》原版因“寇犯湘潭”惨遭毁坏，而邓已于同治元年即公元1851年去世。在湖南组织湘军的曾国藩拜访船山后人时，许诺重刻，并于同治四年（1864）攻陷天京后在安庆雕成《船山遗书》，船山思想得以广播天下。

至于其为邓显鹤撰写碑文的时间，笔者没有资料尚待考证。若根据墓表上曾、左二人的官衔进行对照，则在1866年之后——左宗棠于1866年始任陕甘总督。1870年，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内查办“天津教案”，左宗棠为此致函予以强烈谴责。1872年曾国藩去世前不久，左宗棠方致函道歉并邀请其为他人撰写墓表，故邓显鹤墓表写于1866～1870之间比较可靠。

曾国藩喜欢为死者撰写墓表朝野共知。曾、左分分和和，这可能两人的最后一次合作。

为周圣楷重刊《楚宝》

周圣楷（生卒年月不详），字伯孔，湘潭人，明末史学家、诗人。少负才名，曾游京师，交竞陵钟惺为友，其诗受竟陵体影响，风格清峭沉着、格律工整。因行文不趋时尚，屡试不第。遂绝意仕途，专心著述。遍游楚地名胜古迹，搜集楚地名人胜事，撰成《楚宝》、《湘水之夷》二书。另著《生气录》、《楚才奇绝》、《中庸赞》等百余卷，但大部分散失，唯《楚宝》一书于道光九年经邓显鹤增辑重刊才得以传世。

《楚宝》为楚贤传记总集，编录楚中人物名胜，因取材广博，规模宏大，是迄今较好的一部楚志全书。邓显鹤不仅为之重刊，并分卷考异增辑，刊成《楚宝增辑考异》，足见其治学严谨。湖南新化自古不服王化，宋神宗在位时派兵攻打，血流成河仍不降服，后以安抚政策方才置县。当地少数民族被称为“梅山蛮”，尚武遗风流传至今。邓显鹤与后文即将提到的邹汉勋，虽为新化博得了些许学名，但仍被“武术之乡”的盛名所掩盖。莘莘学子，当以之为楷模，学成经世致用之才，方可振兴我家乡经济、繁荣我家乡文化。

与何绍基砥励志节

何绍基（1799—1873），出身于书礼簪缨之家，父亲何凌汉是嘉庆十年（1805）探花，不仅在官场平步青云直至户部尚书，而且书名远播海内。何绍基八岁前随母亲生活在道州乡下，父亲发迹后方才入京，在父亲和名师的教诲下读书写字皆极为刻苦。他年轻时交往甚多，曾“与林则徐论书，与龚自珍酬唱，与魏源评议国事，与邓显鹤砥志励节，与曾国藩切磋学问，与左宗棠鸿雁往来”。

虽然他十八岁始进闱场，到三十七岁才中了一个解元，但这并不影响他在艺术上的卓越成就。他精通经史、典学，旁及金石文字，于诗造诣尤深，人称“晚清诗人中学苏（东坡）最工者”。其艺术风格平淡自然，清旷简远，境与意谐，浑然成趣，然受思想深度的限制，不及书法成就那么引人注目。令人遗憾的是，邓显鹤的墓碑未能由他书写。

同魏源书信往来

魏源曾于道光十五年（1835）买园于扬州新城，名曰絜园（今城南仓巷内），自此寓居扬州20余年。在园中，曾诗会邓显鹤，宴请何绍基，会晤龚自珍。

魏源撰写《圣武记》及《海国图志》初有成果，曾于1842年2月20日致函邓显鹤——

湘皋先生阁下：

江淮握别，伏帷。道履绥和，著述日富，云天在望，昌胜神驰。源羁旅无聊，海艘迭警，不胜墙室之忧。托空言以征往事，逐成《圣武记》十四卷、《海国图志》十五卷，先刊成一种，呈请海正，余候秋冬续刊再寄。

间在裕制军公祖幕中，特附一部，便中望为转呈，未敢修书通候，恐涉冒昧耳。

邹勖绩兄近在何地？今亦寄一部，乞为转交，不及致信为歉。

涧东先生康铄如旧否？亦附去一部。如驾在武昌，则命舍弟带往新化可也。

此问近履，惟珍重自爱。

二月二十日魏源顿首

自海警以来，江淮大扰，源之生计亦万分告遗，同人皆劝其出山，夏间当入京师，或就彭泽一令，或作柳州司马矣。

中年老女．重作新妇；世事逼人，至此奈何？

此函为娄底朱振兴先生所收藏。信中所言之“邹勖绩兄”即后文提及的邹汉勋，亦新化学者。

行旅间文人每有感慨，常以诗言志，魏源亦是如此。其在《北上杂诗七首同邓湘皋孝廉》中写道：

滑台阻运河，距卫百里圻。去岁大兵后，大薐今苦饥。

黄沙万殍骨，白月千战垒。至今禾麦地，极目森蒿藜。

借问酿寇由，色哽不敢唏。中野种荞麦，春风吹麦新……

二月麦花秀，三月花如银。麦秋不及待，人饥已奈何!

明知麦花毒，急那择其他。食鸩止渴饥，僵者如乱麻。

冀此顷刻延，偿以百年嗟。投之北邙坑，聚土遂成坟。

明年土依然，春风吹麦新。勿食荞麦花，复作坑中人。

“同邓湘皋孝廉”证明两人间不只书信往来，更是亲密无间北上携游。邓为官13载，于道光十九年(1839)“引疾归”，回新化故居，闭门读《易》三年。

携魏源族弟同登泰山

邓显鹤之所以没有与其交往的名人这般令后人随口道来，正因其“甫辍科名，即已厌薄仕进”，即刚刚考取科名，就厌倦了“加官进爵”，而同进士出身的曾国藩、放弃科举考试的左宗棠后来皆成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魏源族中兄弟很多，魏源曾有“群从多才俊，居家旧典型”的诗句赞颂族人。族中兄弟和他最为修好的是魏显达。

魏显达，字杰南，号筠谷，比魏源大4岁。好读书，善写诗，五言诗更是淡远有致。邓显鹤曾和魏显达同登泰山，二人在车中背诵杜甫有关齐鲁间的诗，几乎背完了，又联句作诗。邓显鹤非常佩服他的博闻强识。

曾国藩在墓表中道其“客游燕、齐、淮扬、岭南”，足迹更是遍及湖南。其为邓显鹤树碑立传，行文立意虽有歌功颂德之嫌，却也表明曾权重朝野的他非常羡慕邓的逍遥自在，这也符合他年轻时渴望成为一代大儒的原始理想。

今人为纪念天津建城六百周年，曾引用《登天津城楼书寄谭吾肩安湘门两孝廉》七律诗一首：

笙歌声里驻行舟，丁字沽前暮霭收。

两岸人家多在水，一天烟月正登楼。

远帆历历津门树，平渚昏昏海国秋。

为报周南留滞客，无心我已学闲鸥。

并加注解：“邓显鹤，嘉庆年间新化人氏。《诗话》评其诗曰：‘尚峭拔生涩，时出警语。’此诗细腻描写了150多年前津门一地的旖旎风光，且想像新奇，警语时出，又于写景中抒怀，悲愉所至，见于字句间。从其诗和小传、诗话中可知，作者足迹竟至天津城楼之上，并对天津地域和文化有着深入的领悟。”

邀邹汉勋一同著书

邹汉勋（1806—1854），字叔绩（淑勣），—字绩父，新化罗洪村（今属隆回）人，清代舆地学家，中国近代舆学奠基人。岁贡生，少时好学，精究天文、算学、音韵、考据、舆地，以古学教授乡里，辟学舍曰古经堂，与诸生肄士礼其中。其考据典物，力尊汉学，而谈心性则宗朱子。通左氏义，助伯兄汉纪撰《左氏地图说》，又助仲兄汉潢撰《群经百物谱》。年十八九，撰《六国春秋》，於天文推步、方舆沿革、六书九数，靡不研究。

咸丰元年（1851），举於乡。1853年从江忠源赴援南昌，解围，叙知县。受知于安徽巡抚江忠源，随同至庐州防守，迁直隶州同知。1854年1月，太平军下庐州，战死。

同县邓显鹤深异之，与修《宝庆府志》和《新化县志》。1839年（道光十九年），参与校刊《船山遗书》。又尝与邓编印《蔡道宪遗集》、《王夫之遗书》，又至黔中修贵阳、大定、兴义、安顺诸郡志。访魏源於高邮，同撰《尧典释天》一卷。后为魏源之书绘制《唐虞天象》、《璇机内外》、《玉衡三建》诸图。著述尚有《五均论》两卷，《六国春秋》、《贵州沿革表》20卷，《读书偶拾》等20余种共400余卷。稿多毁于战火，其后人刊有《邹淑子遗书》7种传世。

邓显鹤长邹汉勋近30岁，却极为赏识他的才华。曾国藩在墓表中道其“阐扬先辈，奖翊后进”，由此可知此言不假。曾在为邹撰写的挽联中写道：

闻叔绩不生，风云变色；

与氓樵同死，日月争光。

为周敦颐撰写《周子年谱》

《爱莲说》是北宋周敦颐在赣州时创作的千古名篇，但在赣州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材料中并未明确指出，原因是一直不能肯定周敦颐的《爱莲说》是否真的创作于赣州。

周敦颐（1017－1073），时人称为濂溪先生，曾在赣州玉墟观讲学，所以学界认定赣州为宋明理学的发祥地之一，但因《爱莲说》的创作年代缺乏足够材料而无法确定其写于赣州。

1933年詹开逊先生曾发表《周敦颐与濂溪书院》并在文中写道：“周敦颐晚年又返回江西，‘陋于希世’的他，在府署东侧掘地种莲。每至盛夏，一池莲花竞相开放，缕缕清香随风飘逸。陶醉于此情此景中，他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爱莲说》。”但也因缺乏足够的材料而为当时的业界学者所怀疑。

湖南道县（周敦颐的家乡）收藏的邓显鹤主讲濂溪书院时撰写的周子年谱，却记载着《爱莲说》确切的创作年月（1063年），连刻石书丹的日期和书写篆额的人全都记载详明。在爱莲书院条目中，载有“爱莲书院在城北，其地原为督学试院，有周茂督莲池遗址”。根据邓显鹤的周子年谱，赣州历史上不只有爱莲书院，书院中还有爱莲亭，亭旁则树立着刻有《爱莲说》的碑石。

远在湖南新化的邓显鹤，却为江西赣州解决了一段公案。他为古人著书立传、呕心沥血，150多年后的今天，我的这点文字又怎能慰藉他的英灵？而他倾尽半生心血所成就的典籍，能够看到的只有由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出版的《楚宝》、北京出版社出版的《船山遗书》等。在这里，请允许我借用先生当年写给曾国藩的一句诗：

历史宜记载，谁为语朝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