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夫：乡愁是一种治不好的病

洛夫 来源 凤凰网读书

简介：洛夫，1928.5.11出生。原名莫运端、莫洛夫，湖南衡南县相市乡燕子山人。1938年举家从乡下迁居衡阳市大西门痘姆街，就读国民中心小学。1943年进入成章中学初中部，以野叟笔名在《力报》副刊发表第一篇散文《秋日的庭院》。1946年转入岳云中学，开始新诗创作，以处女诗作《秋风》展露才情。1947年转入含章中学，与同学组成芙兰芝剧社和芙兰芝艺术研究社，自编自演进步节目。1949年7月去台湾，后毕业于淡江大学英文系，1996年从台湾迁居加拿大温哥华。

诗人追求的不是流行而是永恒

笔者：请简单介绍一下您近年来的诗歌创作情况。

洛夫：2000年，我完成了3000行长诗《漂木》的创作，并于新世纪的第一天在台湾《自由日报》连载两个月。2001年，《漂木》出版后佳评如潮，并曾多次获奖。《漂木》简体字版已于今年9月在北京出版。2004年，获北京“新诗界国际诗歌奖”。去年，第三次当选台湾“十大现代诗人”，名列首位。今年5月，应福建文联之邀，参加在福州举办的“诗之为魔---洛夫诗文朗诵会”。前几天，应上海作协之邀，参加了在上海举办的“2006秋·上海·洛夫诗歌之夜”。

笔者：您早期的诗歌创作曾致力于超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尝试，风格独特，意象奇谲诡异，被诗歌界称为“诗魔”。但是自《魔歌》之后，您开始了从超现实主义向传统的回归，并努力从现实生活中发掘诗情，创作的风格也趋于简洁平静。请问为什么会产生如此明显的变化？

洛夫：我早期向西方现代主义学习，是为了寻求一种新的创作方法。后来，慢慢成熟以后，我作为一个中国诗人，内心想要表现的还是中国人自己的风格，是一种民族性的东西。中国古典诗歌有特殊的美学，是一种意象之美，这种美有延续性，有生命力，我向外国取经，最终还是要回来的，这是一种自我觉醒。上世纪80年代，台湾诗坛开始对中国

传统文化和古典诗的价值予以重估，我的一个新的探索方向便是如何把中国传统的哲学、美学、人文精神融入现代诗歌形式之中，希望能衍生出一种新的东西---中国现代诗，或称现代化的中国诗。我当时曾主张中国的禅宗与西方的超现实主义相结合。

笔者：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书法艺术产生兴趣，并着手练习书法的呢？

洛夫：就在我重新发现中国古典诗词之美和传统文化的价值，而开始修正自己的美学观念时，我突然对书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小时候在家乡也临过帖，但去了台湾后几十年未拿毛笔，自从有一次参观台北历史博物馆的“历代书法名家展”之后，我被展出的书法作品迷住了，千百年来远古的时间就在他们的造型美中停止了，这时我才知道什么叫做艺术的永恒，才开始下决心拜师学习书法，那一年我55岁。

笔者：作为一名现代诗人，您眼中的书法是怎样一种艺术呢？

洛夫：在我看来，书法就是技巧地、有方法地运用毛笔、水墨和宣纸的特性来写字，这个“字”乃是一种超越符号的艺术形式，不过这个字必须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辨识，否则就不是书法，而是绘画。书法艺术的一个重要观念，即“空间的创造”。书法虽不是绘画，但却有水墨画的性质，特别重视“留白”，黑白虽只有两色，但两者交融互补所产生的变化却是无限的。一幅艺术性很高的字，能使人感到气韵生动，像音乐似的，具有优美的节奏感，这些都是书法艺术的空间效果。“法”的突破才是书法艺术创造的开始。书法重视“法度”，但为了使书法从技术层次提升到艺术层次，为了创造新的空间，在形式上结构上必须追求法的突破。一位有创意的书法家，要能从有法到无法，懂得如何与师傅告别，不管这个师傅是颜真卿，或现代的张老师李老师。书法艺术的突破不是不要“法”，而是要建立新的法，新的秩序。

笔者：您是一位相当前卫的现代诗人，现在又从事了一种非常传统的书法艺术，您不认为这二者之间存在矛盾吗？

洛夫：表面看来是很矛盾，但从纯美学观点来看，真正美的东西是万古常新的，超越时空的，唐朝怀素和尚的草书，至今看来还是那么气韵生动，富于节奏感，所以他创造的美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我所追求的艺术，只是一种本质上的美，不管它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

笔者：当前中国诗坛上最引人关注的事情是由诗人赵丽华的诗歌创作所引发的一场激烈争论，诗歌也因此事件而暂时摆脱了边缘地位，而登上了很多报刊媒体和网站的头条。请问您是否注意到了这个争论，您又是如何评价这个事件的？

洛夫：诗本身是一种创作，拿中国诗歌最高峰时期的唐朝来说，那些流传下来的诗都是有诗的趣味的。很多人拿着口语化写作的诗问我，这是诗吗？我说真正的诗不是这样子的，诗人追求的不是流行而是永恒。中国当代诗人用口语写作除了表现时代性以外，还要加强艺术性，应向中国古典诗歌去学习，要找回来已经失落了很久的意象之美。当下的诗歌之所以会处在一种边缘化的境地，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叙事诗和口水诗的盛行。 

乡愁是一种治不好的病

“诗歌需要长期的观察、体悟，它是生命内涵的再创造，没有诗歌的民族就没有文化，没有文化的民族就没有希望。”

华发斑驳，面带笑容。耐心而认真地回答着每个问题，面对一群随时准备“发难”的记者，洛夫显得从容而淡定。当他的作品《雨想说的》、《漂木》出现在“中山杯”华侨文学奖的参评登记表上时，他笑着说，取道中山，没想到有意外的收获，那是出版社帮他报上去的，得奖与否，已不在心间。

笔者：在海外生活多年，您如何看待这些年华侨文学的发展？

洛夫：这些年海外的华文文学越来越繁荣，在温哥华就有一个“加华”作家协会，每年举办一次研讨会，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子选择了用写作来表达精神诉求。我曾经在2000年写过三千行长诗《漂木》，表达的就是这种情绪，海外华人就像漂木，在时代之风吹袭下随波逐流，他们最向往的还是祖国的关怀。他们需要透过写作求得精神的力量，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得到支持。

笔者：确实，乡愁已经成为华侨文学非常重要的母体，如果当年不离开故土，就没有了这部分文学的枝叶。

洛夫：我是1949年去的台湾，而后去了加拿大，如果我当年不离开大陆，就很难有现在的作品，我一定沉溺在政治的苦难中被打为“右派”。所以与祖国恰如其分的距离让我重新回过头审视我曾经生活过的这片土地。当1988年我回到故土湖南，下了火车站看到“毛主席万岁”时，心里还是有点害怕的，道路名不是解放路就是红旗路，已经完全没有了小时候那么优雅的名字，我才明白原来乡愁是一种病，是一种医不好的病。我怀念的是旧时的家乡，父母、玩伴，但如今回去物是人非，父母已不在人世，我就如一个孤魂野鬼在世间漂泊。

笔者：有人称呼您为“诗魔”，您接受这个叫法吗？

洛夫：我想“诗魔”是说我的诗歌语言技巧变化多吧，这只是别人给我贴的标签，我不否认也不承认。我的写作也不是靠激情来完成，写诗不需要太热情，它需要冷却下来的凝练，所以我常常需要一个星期的酝酿然后动笔。诗歌需要长期的观察、体悟，它是生命内涵的再创造，没有诗歌的民族就没有文化，没有文化的民族就没有希望。

笔者：您曾凭借《漂木》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中国人似乎有种“诺贝尔”情结，您认为中国文学离诺贝尔文学奖到底还有多远？

洛夫：这个问题我也曾跟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马悦然谈论过，马悦然是瑞典文学院18个院士评委中唯一懂中文的人，我们俩都不抱太大希望。诺贝尔每年从全世界选出100位非常优秀有影响力的作家，再从中选出五位候选人。可以说这些作品都是文学界珍品之珍品。有人说诺贝尔是英文写作观念下的产物，所以亚洲语言不占优势，但是日本作家却也获得过。我个人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是翻译不好，中国的语言千变万化，文字的背后饱含丰富的思想感情，不是说你把它译得通顺无误就可以的，作家的风格、个性如何表达，这才是最关键的，小说很难，诗歌就更不用说了。诺贝尔确实有西方的价值观念在其中，尤其是瑞典人，但是《赛珍珠》写的是中国题材，也拿了奖，这又如何解释呢？所以并不是评审对中国写作有特殊看法，最终还是要看作品的艺术高度。依我看，中国的上个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作品确实不行，近二三十年开始有了好作品，但是翻译得好的作品也不多。

笔者：中山首次举办华侨文学奖评选，您认为好的文学奖应该具备什么素质？

洛夫：中山举办华侨文学奖评选是个很好的活动，可以将这些年的作品做个系统的梳理。我认为好的文学奖应该是有独创性，艺术性以及现实性、具有广度和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