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光：税收制度已成为公益发展桎梏

最近，李克强总理在辽宁考察时再次强调，“放宽市场准入，鼓励新兴业态发展，补上服务业这个‘短板’，在产业结构优化中推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社会组织在国民经济统计序列中属于服务业，公益经济能为国家经济发展贡献什么？近年来公布的一些数据令人困惑和沮丧。

据统计，2012年，全国社会组织增加值为525.6亿元，吸纳就业613.3万人，人均创造增加值仅8570元，约为服务行业平均值的1/10。

从数据看我国公益行业的发展水平：2012年全国社会组织增加值仅占GDP的0.1%。对比美国，其非营利部门收入约占GDP的10%。我国公益部门的经济比重，相当于美国的1/100。

2012年全国基金会接收捐赠约305.7亿元，慈善会接收捐赠约268.65亿元，合计约574.35亿元。问题又来了：其一，不包括22万家民非和27万家社团的收入，捐款总数已大于社会组织增加值，到底捐款对于增加值的贡献有多大？其二，基金会加慈善会的就业人员充其量不过五六万，捐款对于就业率的贡献在哪里？能解释的理由是：捐赠资源大部分流向政府，本该属于公益部门的就业率和增加值被“吃”掉了。

教育、医疗和养老机构占全部民非的七成以上，投资几乎都来自私人，但出资人不享有财产权，不能分红，不能贷款，不能办分支机构和不予免税。“五不”政策遏制了数万亿社会投资进入上述领域。

民非制度把私人投资化私为公，违背了经济法学的一般原理。造成一方面存在强劲的民生需求和民间投资冲动，一方面有国家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指引，却因16年不变的民非条例如“桩子”般钉在那里，让你动弹不得。民非制度改革必须从社会和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全局进行评估，才会有紧迫感。

中央决定四类社会组织可以直接登记，需要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的跟进。这些资源有望从政府扩大购买公共服务中获得，亦有待社会组织内部的改革、创新、合作，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移动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的兴起，则为草根NGO带来了通过公平竞争获取资源的绝好机会。这些都将对公益经济发展带来利好刺激。

税收制度已成为公益经济发展的桎梏，有没有算过公益课税政策的得失账？公益信托法律出台13年未落地，让富人巨额财产捐赠无门，该谁来管？慈善机构逾千亿存量资产投资增值难，面临缩水，损失几何？制度闸门不开，公益财源不来。

而隐藏在公益经济背后的巨大社会和经济价值更是难以估量：公益可以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减少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通过政社合作、官民共治，可以减少社会冲突，降低政府社会管理、治安的成本；公益捐赠让富人将一部分余财转移给穷人，能让财富的边际效益得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