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的男三号——一个阶层的浮世绘

特约撰稿人/《财富品质》湖南执行出版人欧家锦

探索真理犹如盲人摸象，你摸到象鼻，我摸到象脚，他摸到象耳，她摸到象尾……于是，我们开始表达自己对于大象的理解，都坚称自己触碰到了真实。在一定程度上，我们都对；而对于真相/全局而言，我们也都不对。但这种建设性的争执与探讨，会让我们无限可能地接近事实的真相。“尴尬的男三号”系列随笔所表达的观点，只是抛砖，我期待的，是引玉。——题记

政治家是男一号，知识分子是男二号，企业家是男三号——财经作家吴晓波如是说。

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政治家、知识分子和企业家是三个完全不同的职业。在中国社会崛起过程中，有着完全不同的来路。企业家的来路最为卑微。但很不幸的，从士农工商到工农兵学商，商人总位于中国社会身份序列的最低端。从“重义轻利”的文化传统到“无商不奸”的大众认知，商人与商业精神常被妖魔化。

2004年，吴晓波写了一本《被夸大的使命》。书中论证，中国企业家是当今最尴尬的一个群体：一方面被视为“国家英雄”和“财富榜样”，另一方面则遭遇“原罪”的质问；一方面是最强势的阶层，最被羡慕和最受欢迎，甚至被赋予秩序重装的责任，另一方面，却又被仇视和鞭笞。他们为什么会陷入一个自我认知和社会认知都如此紊乱的处境？

吴晓波带着些许无奈总结道：我们错误地把一种不可能的社会角色和责任赋予到了企业家身上；我们错误地认为，商业的发达必然带来人性和社会秩序的进步；我们错误地幻想一个因改革而崛起的财富阶层会自觉地带领我们走上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我们错误地轻信，错误地仰望，错误地追随，最后在错误中一次又一次地失望和被抛弃。在这所有的错误中，儒商是一个最美丽的“幌”……

2008年6月，《新周刊》曾做过一个封面专题——《青涩的男三号：改革开放30年与中国企业家生态》，阐述这个尴尬的群体的现实状况——当代企业家也如明星般收获过鲜花与掌声，一跃成为青年导师与成功榜样；但他们带着与生俱来的原罪烙印，行走在权力与利益交错的灰色地带，既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也承受着体制变革与市场嬗变的双重风险和阵痛。作为创富的、进取的、有社会贡献的男三号，也是尴尬的、委屈的、被喝倒彩的男三号——

他们是被追逐的偶像，也是被放逐的对象。他们是公众乐于认识的偶像，“哦，那个谁啊，我跟他很熟啊……他前几天还约我喝茶呢！”各种绘声绘色细致入微的描述，只为了博得旁人惊羡的目光，哪怕他只是在万人会场逮住机会跟偶像合了个影，也会描述成“我们是从小玩到大的哥们”、“我们是一见如故的兄弟”，以求通过偶像的地位来抬高自己的身价；但他们也是公众唾弃的对象，“成王败寇”的冷血定律用大量的历史实例不断论证着——“热捧升天犬”既是一种生存技能，“痛打落水狗”也是一个人生乐趣，而男三号们的处境无论是“升天犬”，还是“落水狗”，都总能遭到公众的非议，“他的成功，不就是运气好嘛，换做是我，我做得比他还好！”“你看看，我早就说了他肯定会出事！报应来了吧？”一声叹息，做人难，做男三号更难，做著名男三号难上加难啊!

他们厌恶潜规则横行，却又暗自享受着潜规则带来的好处。很多企业能获得超额回报，都是因为它们很好地利用了各式各样的“中国国情”，譬如回扣。很多企业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不是技术驱动，不是产品驱动，不是服务驱动，也不是资本驱动，而是回扣驱动。也有一些企业，本来不是回扣驱动，但是为了应对大多数的回扣驱动型企业在市场中给自己造成的困扰，也不得不拎着钱袋上阵，“常在河边走，难免要湿鞋”。于是，回扣成了回扣者的通行证。如果谁要硬是顶着不给回扣、坚持原则，那么他最后只会发现，“不好意思，你出局了。”

他们热衷于报读各大EMBA商学院，但最熟练运用的还是混迹社会的江湖套路。我们错误地以为企业家都是现代管理理论的实践精英，而现实中他们最拿手的、操练最得劲的是“毛式用人术”，是厚黑学，是大搞营销“运动”。而德鲁克们只是书架上的摆设，韦尔奇们只是饭桌上的谈资。饭桌上永恒的谈资是领导的八卦和美女的绯闻，如果说“人际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力”的话，那么酒桌恰恰是他们最势如破竹的战场，那种如鱼得水的熟练感，那份君临天下的掌控力，使他们看起来就是战无不胜的斯巴达勇士。

他们好为人师地以“青年导师”自居，但其人生阅历对青年成长的指导意义几乎为零。他们幻想着像上世纪80年代的知识分子那样，开启民智、点醒迂腐，王石的《让灵魂跟上脚步》、潘石屹的《我用一生去寻找》、冯仑的《野蛮生长》、李开复的《做最好的自己》，均入畅销书前十，可细看之后，那不过是另一种版本的成功学，且只符合企业家个人——特定时期、特定家境、特定政策、特定环境等等“特定”所造就的个人“成功”，你认为它的含金量会有多高？正如前面所说的潜规则……嗯，这事不能说得太细，你懂的。除了营销企业品牌和他们个人品牌外，其参照的价值几乎为零。

他们过着最纸碎金迷的物质生活，却承担着最痛彻心扉的精神折磨。名表、名酒、豪车、游艇、私人飞机、各大奢侈品等等仿佛就是他们日常生活的标配，其实他们是表面风光、内心恐慌的大狗（big dog,美国俚语，意指富豪），他们具有相当的自危意识和生活不确定感——经济学家张维迎说，西方的企业家是跟市场的不确定性作斗争，而中国的企业家是同时与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体制的不确定性作斗争。甚至，还要跟公众期望的不确定性做斗争。还记得王石在汶川地震时因为“限捐十元”的言论遭到公众的强烈反响而被迫道歉的事吗？遭遇骂声最多的群体却享有社会最多的财富，连任志强都说了，“你别指望社会上被骂最多的群体为穷人盖房，别指望他们一朝良心发现，于是房价下降。”

改革开放30多年过去了，环顾中国商界，绝大部分的男三号仍缺乏对简单而普世的商业逻辑的尊重，缺少对公平透明的游戏规则的遵循，缺少对符合人性的商业道德的敬畏——所有这一切都使得中国企业及男三号们的神话或悲剧都不可避免地蒙上了一层莫名的灰色。

无论如何，他们有着自己的光荣与梦想，也有着自己的不堪与无奈。我们看到了他们在台前的欢笑、骄傲与意气风发，也应该更体恤他们在台后的泪水、失落与黯然神伤。新晋的中国首富马云说：“游戏不能改变中国，短信不能改变中国，只有电子商务能够改变中国。”他在大洋彼岸的华尔街，以“史上最大IPO”的霸气向西方世界讲述了一个中国的故事。中国还有很多个“马云”，他们的故事，也是你我的故事；他们改变了你我，也在改变着中国。

“希望是个好东西，或许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这是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的片尾语。对于男三号，当怀最苛刻揣测，抱最乐观希望。从今天起，我将记录你我身边的男三号们，“我与他们格格不入，且又心心相印”——记录他们的故事，也是记录你我的故事，更是记录湖南乃至中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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