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线丨它们曾舒适了湖南人的夏天

原标题：时间线丨它们曾舒适了湖南人的夏天

潇湘晨报记者刘建勇曾经，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出现过很多知名品牌。我们曾经享用这些品牌，甚至以这些品牌为荣、以这些品牌为时尚。

各种原因，这些品牌或式微、或销声匿迹多年。就在大家以为这些品牌再也不会再见时，近些年，它们又“复活”了，又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甚至，有的还有重新振兴的势头。

本期起，时间线将偶尔向时间和生活的深处找寻这些湖南本土知名品牌，看看它们的过去和现在。　

[临武龙须席] 宋庆龄曾赞临武龙须席“工作精致”

▲临武龙须草织品。 受访者 供图

1951年9月28日，宋庆龄给郴州临武县的县长熊子烈和副县长傅云飞写了一封信。

珍藏在临武县档案馆的这封信是这样写的：“来信及惠赠龙须席均收到，特函致谢。该产品工作精致，所织文字也深具政治意义，为开展妇女生产途径以改善妇女生活，希望能设法大量产销。”

今年52岁的临武人胡晓琴没看到过这封信的原件。但她看到这封信的翻拍照后，就一直存在手机里。

扇子、枕套、手提袋、坐垫，以及传统的主打产品席子，6月19日湖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旅游博览会上，龙须草编织的这些产品的展台后面，穿着汉服的胡晓琴，因为手机里有宋庆龄的信，她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

“我们的龙须草编有600年历史了。”胡晓琴一次次向前来问询的人介绍。如果发现问询的人对龙须草编有较大的兴趣，她就会说宋庆龄用过龙须草席后都说好，并把宋庆龄的信展示给对方看。

鼎盛时期，龙须草席曾远销日韩和南洋

1946年，一本叫《湖南经济》的杂志就曾写道：“龙须草席为临武著名特产，可与中国台湾草席媲美。”

彼时，虽然产量不多，但临武的龙须草席就不仅在两湖两广有“一席之地”，而且还销往中国香港和南洋。

1952年，也即宋庆龄提出的“希望能设法大量产销”的第二年，龙须草编的从业人员达到了200余人，年产量3万余张。品种也由过去的平板席发展到沙发、枕套及飞机、客轮的坐垫等50余种，花色也根据时代的发展有了更新，《北京天安门》《和平万岁》《狮子抛绣球》等，“极为抢手”。1954年，参加在原东德莱比锡举办的世界工艺品博览会上，龙须草席被誉为“世界独有的手工艺品”。

胡晓琴的龙须草编手艺来自她奶奶和妈妈。龙须草席的高光时刻，胡晓琴没有经历过。不过，胡晓琴跟着她妈妈和奶奶学龙须草编的时候，龙须草编还处于鼎盛时候，龙须草编的席子和垫子等产品还出口到日本和韩国等国家。

1980年代末，随着机制的草席、竹凉席的盛行，纯手工、价格相对较高的临武龙须草席没了市场。1988年，有着一门好编织手艺，但失去了市场的胡晓琴被有关部门送去了非洲，教非洲妇女编织手艺。

龙须草席重回市场，大部分销往非洲

胡晓琴重新在老家临武做龙须草编，是她回国长住的第三年，也即2016年。当时，临武县妇联找到胡晓琴，说临武的龙须草编技艺濒临失传，有人想买龙须草席也买不到了。胡晓琴听了后，就决定留在临武注册公司，“把草编做起来”。

在胡晓琴老家临武县的舜峰镇，不管是岩壁还是山坡，龙须草到处可见。胡晓琴记得，从她七八岁跟着学草编开始，用的就是采自岩壁或山坡上野生的龙须草。

“以前我们产量很大的时候，用的都是野生的龙须草。它们像是韭菜一样，扯了又会长。”胡晓琴介绍，以前他们也试过人工种植，但长得没野生的那么好，“它们在悬崖峭壁有水的石头缝里、在有阴沟沟的坡坡上长得很好，人工很难模拟出它们的生长环境”。

6月中下旬，是龙须草收割的季节。有近30年未曾收割过的舜峰镇的龙须草，从胡晓琴在老家重新捡起这门手艺起，又每年都被收割一次了。

一床龙须草席需要6000余根龙须草。它们收割了后，经历“三煮三晒”和“两浸两露”后，由青色变成金黄或白色，“露水大的时候拿起去晒就越晒越白”。

胡晓琴解释，她之所以选择回舜峰镇大岭村做龙须草编，是因为大岭村年龄和她差不多的女人以前都编过草席，有一定基础，培训一下，就把荒废多年的手艺捡起来了。

因为在非洲多年，现在的产品，除一部分被临武本地人买去作为馈赠亲友的礼品，一部分被电商推到电商平台，其余大部分卖往非洲。

“我们的席子冬暖夏凉，但又不是竹席的那种冰冰凉，而且，不用的时候，我们的席子还能像床单一样叠起来，不占地方。”

胡晓琴很会介绍她的产品。因为她的积极投入和推广，曾在市场销声匿迹20余年的龙须草席又回到了市场上。她曾经算过账，一床1.8米的龙须草席，原料的成本400多元，把一根根的龙须草编成席子，需要一名熟练工编织近半个月，“我们本地人买，只卖他们2300多元，除去人工，基本上是不赚什么钱的”。

[菲菲伞]

有人做纸伞，但没人称自己做的是菲菲伞

◀老上海月份牌中的菲菲伞。

不赚什么钱，但仍还有人继续做的，还有湘乡山枣镇和湘潭县石鼓镇的油纸伞。

清末民初的湘潭、湘乡一带，有不少伞厂，做出来的油纸伞全国闻名。例如，著名小说家平江不肖生的祖父，便大老远从平江跑到湘潭的一个伞厂做学徒，后来他接管了那家伞厂，平江不肖生便是出生在那家伞厂的。

到上世纪20年代，湘乡二十五都杏子铺(今属双峰县)出来的清华大学化工系高材生潘岱青跨界在长沙开了个伞厂，他大胆使用薄、透、亮，轻盈且韧性较好的皮纸做伞面。

潘岱青曾在《大公报》上给菲菲伞打广告：“本伞之特色：一、本伞系采用上等棉料纸精制，绘有山水花鸟文字，活泼新奇，雅俗共赏;二、对于油色潜心研究，故伞衣柔软鲜明，见日不裂，受雨不沾，尤为本伞之特点;三、伞骨特别精细，油色光亮，比闽浙新出之伞轻便耐用，本伞原料手工，完全国产，较五六元之舶来绸伞，及二三元之国货草帽，价值占数分之一;四、本伞购备一柄，既可遮日，又可避雨，无分晴雨，旅行弗忧;五、本厂创办伊始，只求畅销适用，价格低廉，诚实无欺，无论零卖批发，均极竭诚欢迎。”

伞本身不错，加上广告做得好，长沙产的菲菲伞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全国乃至东南亚的时尚，后来，在1936年，还曾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金质盾牌。

据1935年《中国实业志(湖南卷)》记载：湖南制造纸伞著名商号有八家，潘家的规模最大，在杏子铺和长沙长康路开设分厂。资本7000万，年产6万把，产品畅销国内外。

杏子铺的菲菲伞分厂，有不少工人便来自周边乡镇的小伞厂。其中就有些来自山枣镇。潘家当时在杏子铺和山枣镇的七亩冲各有一座大院。后来，潘岱青的晚年，便是在山枣镇的大院度过的。

菲菲伞1953年歇业，别的品牌的油纸伞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相继退出了市场乃至销声匿迹。直到2000年前后，因为旅游和影视行业的发展，市场上对油纸伞的需要增多，有人打听到了湘乡山枣镇和邻近的湘潭县石鼓镇还有人会做油纸伞，便找过去定做。

“石鼓和山枣做纸伞的那些人，他们虽然知道以前有个菲菲伞，他们当中有长辈也还在菲菲伞厂做过，但他们做出来的伞还是差一些。他们的油纸伞用的是桐油，现在天气热，伞要是收拢了的话，就黏起来不好打开，这是一个弊端。另外一个弊端是，纸伞还是不够实用，除了我们做景点装饰外，很少有游客买。游客可能会有兴趣穿着汉服或者旗袍打着油纸伞照张相，但很少有人买回去用。”长沙某景区不愿透露姓名的一个负责人说。

该负责人说，他曾经建议过湘潭石鼓和湘乡山枣镇做纸伞的小作坊去注册菲菲伞的商标，但那些小作坊主不知道是因为对自己的手艺不自信还是嫌麻烦，一直做的，还是没有商标品牌的纸伞。

[斑马牌蚊香]

斑马牌蚊香。

“哪里是复活?就是以前还有些包装，我们没事做，就做一点(蚊香)卖。”6月18日，原津市斑马蚊香总厂工作过的罗某对问起他们是不是复活了斑马蚊香，赶紧否认。

不愿透露姓名的罗某认为斑马蚊香的遭遇和“一个女儿没有找到好婆家”一样。这个曾经被国内外消费者尊为“中华民族工业争气之品”的知名品牌，企业改制后“一嫁、二嫁、三嫁都没找到好婆家”，终于彻底没落了，在2015年宣布破产。

斑马蚊香1987年在中国香港打的电视广告曾被认为是香港经典广告之一。广告中，一家人正在其乐融融地聊着什么，一只大尖嘴的卡通蚊子飞了过来，这时，斑马蚊香外包装上画着的那只斑马鸣啼了一声后，前蹄踢了蚊子几脚，踢中的蚊子半空中跌落下来，这时，粤语旁白响起：“天不怕，地不怕，只怕斑马。”

彼时，斑马牌蚊香在中国香港的销量力压被称为世界王牌蚊香日本红牌坊已经9年。而在斑马蚊香力压红牌坊的第三年，斑马牌高级蚊香港澳总经销商黄明星、何锡联率团访湘，在长沙进行蚊香驱蚊对比实验，“斑马”全击蚊时间9分30秒，比日本“红牌坊”的18分钟缩短近1/2。

斑马蚊香的辉煌历史，还包括1983年，国家轻工部委托斑马蚊香科研人员谭贵忠主持草拟蚊香国家标准。

斑马牌蚊香复活?生产者并不这么认为

在斑马蚊香的科研人员谭贵忠等人努力下，1985年斑马牌高级蚊香全击蚊虫时间、有机氯残留量、燃点时间及外观等各项指标全面超过“红牌坊”。斑马蚊香最高光的年份应该是1990年，这年，它获得轻工部首届全国轻工业博览会金奖，畅销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500多个县市及海外20多个国家和地区。

罗某曾在破产前的湖南新斑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常德地区的销售。他坦言，最近两年找他要蚊香的，都是常德本地客户，“就两百件”。而生产蚊香的机械，则是公司破产后还未处置的老旧机械。

罗某对斑马蚊香的真正复活并不抱希望。有津市本地的顾客在超市再次买到斑马蚊香后，跑到百度贴吧的津市吧喜大普奔地宣告：“津市昔日辉煌的斑马蚊香，现在又复出市场啦!”

有人看到后留言：“我去年就买了一大盒无烟斑马蚊香，一瓶斑马杀虫剂。津市人用津市货!今年我又买了一大盒无烟斑马蚊香，一瓶斑马杀虫剂。”

有人“希望能够浴火重生”，但让这些人对斑马复活燃起希望的罗某，已经对斑马的复活失去了信心。他坦言，那些网友看到的其实是假象，他和几个老同事，把库存的老的包装盒用完就不再生产蚊香了，“反正也赚不了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