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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民谣第一人赵治军:夜的孩子


来源:凤凰网湖南综合

凤凰网湖南特稿文|曾雪封、曹晓波、黄燕、袁彧摄影|曹晓波、袁彧导语如果顺着歌声和歌词寻找,他早已不是一个驻唱歌手,而是一个唱作型音乐人。在人们听觉审美疲劳的时代,赵治军依然保持愤怒,他以燃烧自己的方式

凤凰网湖南特稿 文|曾雪封 曹晓波 黄燕 袁彧

摄影|曹晓波 袁彧

校对|姜潇 谢圆

如果顺着歌声和歌词寻找,他早已不是一个驻唱歌手,而是一个唱作型音乐人。在人们听觉审美疲劳的时代,赵治军依然保持愤怒,他以燃烧自己的方式诠释音乐,表达自己。

核心提示

有人说,谈长沙的民谣,赵治军是一个绕不开的人名。正如,谈长沙的休闲娱乐,离不开解放西路、化龙池,这些地名象征着长沙不夜城的地位。

酒吧街的故事,被赵治军写入歌里,叫做《午夜的解放西路》,成为长沙的一首城市民谣。

熟悉赵治军的人叫他“民谣老赵”,毕业于益阳城市学院土木系,发布过专辑《夜的孩子》,代表作品有《燕子》、《听话》、《陀螺》、《湘江中路36号》等。粗略的算了一下,老赵是活跃在长沙,年龄较大的驻唱歌手之一了。

他被冠以“湖南民谣第一人”的称号,赵治军对此很无奈,“不希望被贴上固有标签,也不希望被定义”,但他似乎也难以摘下“民谣”的帽子。

2018年1月2日,第一次与凤凰网湖南记者见面时,他就澄清了“民谣老赵”的由来,只是因为早期的他刚好唱民谣,而微博“老赵”的ID被抢注,换成“民谣老赵”,很快通过了审核,并且流传开来。

如今,赵治军正在打造一张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专辑,一如既往的维护自身内心的完整,以及保持对现状的审视,在互联网冲击与躁动不安的时代,他用这种方式捍卫湖南原创音乐的尊严和地位。新专辑里,他不局限于创作民谣,将展现不拘一格的曲风。

赵治军,一个看似被遗忘的音乐人,一个反商业的独立歌手,他会将他的音乐之梦带往何方?

1 留在老地方

赵治军四十岁,扎着齐肩的马尾。

这是他近二十年里唯一的造型,一副叛逆的形象。

严格的自律,让他没有中年油腻男的大腹便便,但早已像个小老头了。他反手撩起长发,在手掌上散开,白色占了三分之一多。朋友们多次调侃,“老赵的白头发是想问题想出来的”,赵治军总是笑着回应,幸亏脸上还没长褶子。

赵治军极具辨识度:一米七三的身高,体型偏瘦;戴着普通的黑框眼镜,胡须没有修剪,参差浓密;上身穿黑色的夹克衣、格子衬衣,下身是再简单不过的牛仔裤。

他的右手大拇指上戴着宽大的马蹄状戒指,像是在随时宣告着摇滚不死。端着一只上世纪机关单位独有的瓷质大茶杯,杯内覆盖了一层黑色的茶垢,依稀能看清几片泡开的绿茶叶。

头顶上,挂着一幅他和妻子的合影,20年前的他还是一张纯真、干净的脸。

赵家的房子大约建设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灰色的水泥墙,抬头向上望去,窗户上的防盗网生了锈,密密麻麻地挂满衣服,各种电线将天空划成不规则的网状,偶尔有盆栽放在上面,点缀出淡绿色。赵治军的家在顶楼,楼梯间暗黄的钨丝灯发着微弱的光,门禁卡形同虚设,坏了。

打开门,是一套70平米左右的房子,两房一厅一厨一卫,桌子上摆着赵治军之前在益阳买到的紫苏杨梅姜,红色紫色散落在盘上。粉刷的墙皮已经有些脱落,墙上贴满了赵家10岁小朋友的黄色奖状。透过窗子,可以望见不远处中山亭的钟楼。

他常年蜗居在家里,“每天说话的人不超过十个”,享受、煎熬着独处的安详。时代列车开过去,当年一同玩音乐的人只剩下三人,还坚持做原创的只有他一个人了。赵治军清楚,所有人都似乎往前走了,他还留在老地方。

1998年,他出道,第一次来到长沙,参加酒吧歌手选拔,在复赛环节弹唱了崔健的《花房姑娘》,唱到“我就要留在老地方,我就要走在老路上”的时候,他紧张地卡壳了,“脑袋一片空白”。孰料,这一幕像是对他日后命运的预言。赵治军也被留在了长沙酒吧这个老地方,也依然走在热爱音乐的老路上。

同样,音乐固执地在他身上留下勋章般的印记:左手指留下一层层硬黄的老茧,扫弦的位置又划下一条条凹陷的小坑;双手合十,左手指明显长出右手指半厘米。

2 从未觉得生活枯燥过

夜晚天空飘起小雨。城市沉浸在冬日的寒气里,不强烈却延续很久。

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赵治军第二次接受凤凰网湖南采访,也是三年来第一次接受媒体的专访。

赵治军坚信中庸之道,他形容自己追求的情绪是取两个反义词的中间段,“这样的情绪最为难得”。

从性格上来说,这个矛盾体如和弦般契合,在孤独与喧嚣中同生共长:他喜欢美国西部片的善恶分明;他听歌,要么听快歌,要么听慢歌;他深居浅出,却又要融入喧闹;他反商业,又偶尔尝试商演;他是一个宿命论者,悲观主义者,却从未觉得生活枯燥过;他想逾越孤寂,打破平静,又害怕出名、失控;他遗世而独立。

赵治军双手捧着茶杯,靠着热度取暖,啜口茶,脱去鞋子,把脚搁进罩着毛毯的桌里,电烤炉坏了一只灯管,发出暗黄的光,他冷得微微颤抖。

现在的赵治军,已经有了固定的生活模式:

每天晚上十二点左右结束歌唱,第二天起来已是中午,吃过午饭,泡杯热乎乎的茶或者咖啡,打开电脑重温下老电影亦或者是看一本电子书,一天便过去了。

赵治军是个怀旧的人。家里一台用旧了的咖啡机,是哥哥十几年前送给他的。煮咖啡时它不停往外冒着汁儿,“嗡嗡”声传入耳畔,像随时会罢工似的,他仍没舍得更换。

手上戴的银色链子是很多年前,妻子送给他的,断了几回,便修了几回。以至于修链子的老板次次打趣地问到,“哟,这是什么时代的链子?”

大概是四五年前某一天,赵治军发觉自己在思想和文字上欠缺深度和高度。一场闭关修炼就从那时开始了,他几乎每天仅出门一次。除了维持家庭运行的基本生活开支,他拒绝了一切驻唱之外的演出,像个隐士。

他笑称,这次接受凤凰网湖南采访将进行一场彻底的思想汇报。

3 “我不是一台复读机”

曾经,赵治军每天差不多跑三四个场唱歌,自他的孩子出生之后,他固定在k2驻唱,这家酒吧是他收入的唯一来源。

每天晚上11点,赵治军准时出发。背上吉他,不紧不慢地换鞋、下楼,骑上黑色小毛驴,前往化龙池。

公交站已无人等候,几辆出租车带着空车的标志不时经过。

不到两公里的路程,骑到化龙池巷口,堵住了。每家酒吧的门口都站着几名年轻人招揽着生意,今晚这条街上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赵治军快速穿过巷子,走进k2酒吧,从十一点二十分开始到十二点结束,一共唱6首歌,这是赵治军每天的固定演绎。

酒吧里是另外一个世界,坐满了人,男男女女肆意谈笑着,画着精致妆容的女孩大声地讲话,理着寸头的青年叼着烟吞云吐雾,酒吧职员静静地站在门口听着歌曲。灯光的颜色繁多昏暗,在每个人的脸上打上变幻的色彩。

负责非洲鼓伴奏的搭档催促赵治军,准备演出了。

即刻,赵治军上台。他穿着淡蓝色和粉色相间的格子衬衫;脖子上戴着一块带有西部风情的红色丝巾,例行在桌子上放一瓶科罗娜啤酒。

他喜欢在酒里投入一片柠檬,每唱完一首,喝上一口。他一直喝这款啤酒,十多年未变过。

通常,赵治军会先观察在座客人的年龄阶段、性别、状态,判断要唱哪一类型的歌。

一只长满茧子的手拨动着琴弦,赵治军安然坐在话筒架前,男人充满沧桑感和磁性的声音通过话筒传递,他似乎总是用力的通过面部表情传递情感,那张年仅40岁的脸在唱歌时总是皱巴巴的。

他的歌曲,有爆发力,有张力。在一些关键词语上,赵治军的喉咙,如同放进一粒沙子,声带振动,不多不少,恰到好处的沙哑,沉重、独特。

“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 赵治军把第一首歌《夜夜夜夜》唱到高潮部分,将话筒对着听众,客人们跟着慢慢地唱起,上演一场合唱。

粉丝们发出呼喊,“老赵,老赵……”,赵治军则会竖起大拇指,点点头,表示回应。

他保持一个习惯,在听一首新歌时,只会听熟练整首歌的70%,剩下的由自己自由发挥。

赵治军与酒吧老板约定,客人不能抢话筒,只唱点歌本上的歌。他认为,互相尊重,是各行各业中确保秩序平稳运行的法则。超出歌本的歌曲,不管给多少钱,他都不开口。

“有一些旋律,有一些歌词永远不能够从我的嘴里面跳出来,因为它违背了我的审美观念。”赵治军说。“如果这首歌我自己都不喜欢,连我自己都不能够打动,我凭什么唱出去感动别人。”

“我唱歌的时候不是一台复读机,是一个有真切实感的人,也并不在意有人欣赏我。”赵治军说。

唱完六首之后,赵治军跟前来敬酒的客人一一碰杯。

87年出生的小周喜欢上赵治军的音乐已经十年了,小周说道,“很多年前看到他是这幅模样,一直没有变,他的歌有一种沧桑感,能够打动人心。”

“听了老赵的歌有快十年了。”短发女孩姓朱,家在岳麓区,每隔一阵子,她总要来听赵治军的歌。如果驻唱地点换了,她总能第一时间找到赵治军。

K2酒吧负责人李特介绍,酒吧和赵治军是互相寄生的关系,他不跑场,挣的还没年轻人多,但在这条街,暂时没有人能撼动他的位置。

K2酒吧老板吴泽彪介绍,赵治军驻场是在2010年的夏天,之前驻唱歌手的风格不定,赵治军的出现给酒吧增添了民谣的标签和定位,很多客人慕名而来,带来的客流量增多,“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季节,总有人在等着他的出场”。

“他是长沙清吧的一张名片”,吴泽彪认为,“只要一站在舞台上,就能拿出最佳状态。他是一个有着认真的态度,用心唱歌的人。”

吴泽彪说,较之年轻人,老赵的竞争力在于他更有阅历,更有自己的风格和音乐素养,表达对世界的理解更加深层。

4 夜的孩子

对赵治军而言,他是一台摄像机,记录下每天发生在酒吧内外的故事。这些都在夜色里行色如常,却又,极尽人生百态。

在20多年的漫长时光里,通过这一平台,他了解不同人的生活和故事。

一些所见,赵治军将其写入歌里,诞生了《午夜的解放西路》:午夜的解放西路/多少人挥霍着青春/又有多少人在寻找着青春/午夜的解放西路/多少人满怀着希望/虽然早已注定/只能收获失望。

一位著名媒体人对好友赵治军第一印象是,凌晨的时候,赵治军背着吉他出现在夜宵摊上,与朋友聚餐,边喝酒边唱歌。

他最喜欢赵治军的歌是《当初》,即便这是赵治军在家里用ipad随意录下的,也听得让人流泪:那些当初的日子都戴着太阳的花冠/那些当初的夜晚都长着月亮的青苔/当初的理想已经融化成坚固的道路/当初的想念已经丢失成再也找不到的爱。

他觉得不能用职业两个字去形容赵治军,在酒吧里有一堆油腻的驻唱歌手,他们仅仅是“琴匠”,赵治军是在燃烧自己,用心唱,卖力唱,沧桑有故事,是有思想的音乐家。

《夜的孩子》是相应的尝试。

《夜的孩子》专辑的封面呈现出世界的荒芜,一轮弯月挂在深蓝色天空下,赵治军坐在吉他上,脚下是亮起万家灯火的城市景观。赵治军像一个独立于城市之外的旁观者,孤独地审视着一切。

朋友周涛为赵治军推荐了画家肖家墨,第一张专辑《夜的孩子》的封面是他的作品,赵治军很满意。

专辑名是赵治军的儿子写的,那时他年仅三岁,写的歪歪斜斜。

赵治军说,这几个字代表夜晚出行的人,也完美地阐释了朋友们孩子般的状态,所有的悲伤都来自现实的无奈,大家愿意敞开心扉,互相温暖。

这个专辑全程由当时刚刚回到长沙的好友,著名音乐人文烽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倾心制作,邀请了圈内知名音乐人无偿加入,一起四次到丽江录音,完成专辑。每每说到这里,老赵总是不无感慨的说:像是个奇迹,太幸运了。

《夜的孩子》仅发行了一千张,所有歌曲的录制都是身边的朋友自掏腰包赞助的。这些作品是赵治军将那一段时间的思考,通过音乐诠释出来,他的每一首歌,充斥着悲凉无奈。

“妈妈你对我说,你要听话;老师你对我说,你要听话”,“有一天我有了孩子,我要对他说:孩子你是自由的,你只属于你自己。”《听话》隐秘的抨击当代社会、家庭教育方式的同时,阐明了赵治军骨子里向往并追求着自由。

即使有了原创,驻唱的时候,赵治军也不愿意唱自己的歌,在他看来,在场的人不一定有共鸣,年龄层次不一样,有可能会冷场。

5 遇到吉他

在1995年,“第一次听见吉他声”的赵治军,从未想过:多年后,自己会混迹长沙音乐圈。

那年夏天,傍晚,天空有余晖,八九个人的聚会,当古典吉他曲《爱的罗曼史》传入耳畔,赵治军穿过大厅,走进吉他曲萦绕的房间。

这个情节就像一部默片,而吉他声是这个情节里唯一的特殊存在,多年以后,赵治军认为这是神奇的一幕。

“你要教我。”这是赵治军听到曲子之后对朋友说的第一句话。

朋友送给赵治军一本六七成新、16开大小的《吉他三月通》,以及一把红棉牌吉他。

90年代中期,学吉他算是一件奢侈的事,赵治军是整个年级里唯一弹吉他的人。

赵治军老家在益阳资江旁,出身于一个建筑家庭,父亲是建筑公司的职工。从小在河里玩砂石、泥巴、水,跟音乐完全搭不上关系。

赵治军父亲因为家庭条件影响,没能继续完成学业,因不得志抑郁而终。有着书生的清高气且古板,即使在建筑工地这样的油水宝地,父亲也不愿意做任何“私活”,因此家里的日子时常过得紧巴巴的。

为了养活一大家子,母亲几乎承担着这个家庭全部的压力。不仅上班,她还会跟师傅学裁缝,还学了理发。

父亲留给赵志军的印象并不多,整月整月的出差,但给了赵治军音乐的启蒙。

小时候,一个夏天,父亲用木头脚盆给赵志军冲澡,父亲唱了《乌兰巴托的夜》,这个画面至今在赵治军脑海回旋。

另一幕是,小学的某一天,父母亲从外面回来,父亲手里拎着一台录音机,播放了《相思河畔》,是由张蔷翻唱邓丽君的名曲。

在那个精神生活贫瘠的年代,家里的那台录音机,成为打破赵治军潭水般生活的石子。

赵治军的哥哥也是个喜欢音乐的人,他把一盒盒磁带带回家。那时,家里有一个专门放置磁带的抽屉,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国内的、国外的、香港的、台湾的磁带,上百盒,塞满整个抽屉。

听音乐贯穿赵治军整个青少年时期,只要一回家就打开录音机,写作业,睡觉都在听歌,录音机有自动倒带功能,睡觉的时候把声音放小,来回反复听。

6 “不能这样生活”

上世纪90年代,长沙歌厅发展繁盛,活跃于长沙的街头巷尾,成为人们娱乐休闲的首选方式。

而彼时,一个来自台湾的驻唱歌手雷俊(英文名Frank)办了名为“塔客堡”的歌唱餐厅,悄然改变一代人的娱乐方式,成了格调的代名词,最多的时候有12家,签约驻唱歌手10多人。

赵治军说,塔客堡影响了整个南中国的音乐人。

90年代想要当歌手必须考歌手证,持证上岗演出。文化稽查大队会临时进酒吧查证件,违规使用歌手的酒吧将遭受罚款,当初的赵治军也同样考取了这个证件。

1998年,赵治军参加塔客堡歌手选拔,参赛的报名资格是集齐五个可乐瓶盖。

他开了眼界:以英文歌参赛的队伍;两人组合的演唱方式,延长原创曲目等等。

复赛,赵治军感到紧张,“没见过世面,没见过这阵势”,“紧张到厕所干呕,肚子一阵痉挛。”

赵治军唱了两首歌,第二首是崔健的《花房姑娘》,脑袋一阵空白,忘词了,在观众的鼓励中,赵治军勉强唱完,成绩倒数几名。

回想这一段经历,赵治军说,“与他们比,我的天赋不算什么,他们因各种原因离开了,我不过运气好。”

比赛结束后,赵治军回到老家,一段时间后,好朋友介绍他来长沙的酒吧试场,他兴冲冲的过来却没有成功,又不想回益阳。于是要求朋友介绍去塔客堡当服务员。

赵治军向塔克客堡老板店长提了一个要求,“我只上夜班”。

300元一个月的工资,每天下午五点半上班,到十一二点打烊,这是他在塔克堡里最初的日子,他想在这里见识各种歌手的表演,他想学到更多。

有一天,歌手唱完离场,赵治军打扫卫生,遇到一个姑娘失恋了,店里要赵治军临时登台唱了一首《一场游戏一场梦》,姑娘大哭,送了20元小费,抹着眼泪走出了酒吧。

三个月之后,赵治军的妈妈说服他回到益阳,开始了短暂的工地生涯。

益阳地区工程公司,是赵治军毕业后就职的单位。成为一个工程师的小助理,穿梭于钢筋混泥土之间,跟随施工员看图纸,参加供应商的请客饭局。

对20出头的热血青年来说,建筑工地上的工作既枯燥又无趣,赵治军强烈抵触这样的生活。酷热八月中的一天,像往常一样应酬完喝了点小酒的赵治军找了一间空房准备小憩。

他斜眼看着窗外蔚蓝的天空,迷糊当中,赵治军似乎看到,很多年后自己依然重复的过着枯燥的生活。这个画面让赵犹如被雷劈中,一个声音灌入脑海:“你不能过这样的生活。”

他开始感到有点疲惫了。

7 360天唱别人的歌换来几天个人专场

又一次机会,赵治军去塔客堡试场,获得了“塔克客堡”老板的认可,正式成为歌手。

一个星期两场演出,每场演出30元,一个月下来,赵治军的收入是240元,还没有服务员工资高,巨大的落差让他有些挫败,也曾被老板狠批过,被劝不适合唱歌了。

因此他格外珍惜机会,当出现需要其他歌手代班时,即使距离再远,他也能骑自行车飞速赶到现场。

在90年代,会唱英文歌的歌手极少。老板开始教赵治军唱英文歌,要求每天学会一首,每晚赵治军练习到凌晨3点,最终被老板肯定。

赵治军一个星期演出增加到了十来场,每当口袋中的BB机响起,他火速赶到下一场演出地点。

在2003年的中秋节,塔客堡的老板告诉他,岳阳有个录音棚,需要录音师,赵治军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告别了在塔客堡的青涩日子。

到了录音棚,赵治军才意识到自己有大舌头的毛病。

赵治军几乎过着两点一线的“苦行僧”生活,陪伴他的是一张张循环播放的CD,女朋友每个星期一次的探望。

“做了三年敲钟的和尚”,赵治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无论是对声音的敏感度,还是涉猎各种音乐形式,建立了对音乐的审美。

2007年,赵家小朋友出生了,赵治军回到长沙,当年一起玩音乐的年轻人,相继离开塔客堡的舞台。长沙的音乐圈凋零,却也暗藏转机,赵治军辗转到“金牛角西餐厅”,一家当地著名的音乐餐厅上班。

2009年橘子洲音乐节开启,他参加《手写音乐会》合辑音乐录制。赵治军第一次出现在更为宽广的公众视野中。

“我360天去唱别人的歌,挣来的钱,换我每年两三天时间唱我原创专场。”对于自己前几年的状态,老赵毫不隐瞒。

他曾在蜉蝣做过一场音乐会,乐手加起来有9个人,排练了一个月,每个人才分到400元,一个月的付出跟收获完全不成比例,最后自己掏钱请大家吃了宵夜感谢了大家。

赵治军也办过十城巡演的活动,尽管有赞助,但最终都以亏本收场。赵治军对现场音乐要求苛刻,宁愿不赚钱也要使用最好的设备。

8 “该生一贯自由散漫”

从小到大,各级老师给赵治军写下最多的评语是:该生一贯自由散漫。

赵治军天生爱自由,不喜约束。

在塔客堡时,赵治军就很少和人打交道。“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的歌手。”大家看着沉默寡言的赵治军,疑惑不已。

但在舞台上,赵治军很客气地感谢前台、服务员,说一句简单的告别,收拾好吉他,闷头走出酒吧。

如今,即便赵治军仍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宅男,但他和十几年前相比,外向不少。

原先,赵治军有社交恐惧症,和陌生人聊天,肯定不是第一个开口的,而现在路过酒吧的过道,他会主动和两旁的小摊贩打招呼,递上香烟。

他不懂基本的社会操作:不用滴滴打车,不用共享单车,不喜欢“多余的”手机智能功能,社交媒体也不怎么用。

微信里唯一功能便是为自己交手机话费。他会隔一两天发一次朋友圈,大多是写电影观后感,或者是和家人一起发生的、有趣的小事。即便是转的链接,也必须写上自己的看法。但他并不会去刷新朋友圈。

赵治军说,对于社交媒体厌倦、反感,并不反对其他人玩微信,他不大愿意把时间浪费在了解和掌握这些新潮事物上,浪费生命。

他没玩过博客,注册了一个豆瓣,但却从未打理过,账号和密码也忘了。微博注册后,他关注了532个人,粉丝4625个,微博认证为“民谣歌手赵治军”,发表了5560篇博文,也有三个月未更新了。

除了注册微博,他很少在网上推广自己,“民谣老赵”的公众号在2015年7月注册,到现在只发了12篇文章,其中5篇重复,已经快一年未更新了。

“不太喜欢说话。有时候一天下来,往往遇到几百人,然而,一天说话的对象绝对不会超过10人,包括娘子和孩子。” 赵治军冷冷的脸上似乎写着“闲人勿扰”的字样,自称带着轻微的“社交恐惧症”。

他说,他会主动少或者零接触“不必要”的人。

一位多年未见的发小说:“你啊你,从小就不会主动找我,只有我来找你。”

很多社交活动,例如聚会唱歌,朋友们不会叫赵治军,因为赵治军不会去。

即便是受到邀约,赵治军接到电话的一句话往往是“都有谁?”或“我认识么?”。

在交流音乐上,遇到知识面、价值观不在同一层级的人,他懒得开口,“要去解释很多前提”。

说着,拿起桌上一盒555牌香烟,赵治军点燃抽了一口。

音乐合作伙伴,诗人撒韬认为,赵治军是一个玩艺术的原创歌手,因为社会身份的缺失,孤独是这种艺术家的必备状态。

9 悲观和宿命论者

赵治军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一个宿命论者。

他相信明天有明天的苦难,但我们先要把今天的苦难过完;也相信很多事情都是上天注定的,只是选择不同的方式而已。

对应的是,赵治军的人生信条也有两个:一是不做不喜欢的事,二是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人一辈子最重要的,是要弄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赵治军说,“勉强去干你做不到的事情,最后只会给自己和朋友带来麻烦。”

他举例,大学生裸贷,是女生没有能力的勉励而为,超过了能力范围,甚至毁了一生,“我最怕这一点”。

中庸,适度,简单,一切刚刚好。这是赵治军一直信奉并且追求的。中庸,介于欣喜若狂和悲痛欲绝之间。

台湾漫画家蔡志忠所作的带有插画和通俗解释的《老子》、《庄子》是对赵治军影响最大的书,他说,在十几岁时,我理解的无为是把自己掩埋,什么都不干。现在看来,无为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了解自己的欲望很简单,了解自己不想要什么却很难。

拥有一个东西,同样也会拥有很多烦恼。赵治军至今也不会开车。“不是生活必需品,我可以不要。”

赵治军觉得:给车做保养、为车买保险等一系列后续事项很麻烦。对于他而言,小电驴刚刚好,可以带他穿越长沙市的街巷,自在如风。再比如,拥有了一台珍贵的相机,他就拥有了欣喜,但同时也怕它磕着碰着。

一旦自己有了这些本不必要有的困扰,那就再也不能安心创作了。

“钱够花就可以,赚那么多钱干嘛?”

不贪慕虚荣、不爱财,他认为赚到的钱,只要够自己和家人体面生活就行了。即使目前妻子下岗,全家的经济来源全靠着这副嗓子,他依然坚持着自己的想法,好在妻子不争不抢,从始至终都非常支持他。

有人曾想花高价买下他一首歌的时间,他嗤之以鼻。

有人为了生计而停止唱歌,找了别的行当谋生。但赵治军认为,不以唱歌为事业了并非是一种妥协,而是一种人生的选择。妥协本身就是一种选择,应该尊重每个人对生命的选择。

赵治军喜欢和自己较劲。他说,“日拱一卒,今天的我比昨天的我优秀一点就是进步。人生应该是自我超越。”

在歌词写作方面,赵治军也近乎苛刻。

他说,如果这首歌是表达爱与痛,那整首歌里不会出现“爱”和“痛”字,却能让听者感受到爱和痛的存在。

对于一些所见所闻,赵治军仍然保持愤青的姿态,但不固执,更喜欢刨根到底。他反感热点事情一发生,很多人喜欢转载大v的观点,“都不用思考,甚至不用看标题就转发,然后配上几句义正言辞的话,自己就能变得高大上吗?”

他多次拿出一条新闻举例,爱狗人士去堵了高速救狗,运输者怎么赔偿巨大损失,狗权不能至上,这是打着道德的旗号赤裸裸抢劫。

看不惯,赵治军说得激动了,常把“操蛋”“傻X”等字挂在嘴边。

赵治军会给妻子评论新闻,比如一个教师认真教学生,不打骂学生,被登报表扬;一个医生不拿回扣就叫有良心;亲人死了还坚守岗位。在赵治军看来,这是常识的缺失,分明是正常的工作职责,却被扭曲化了。

妻子一旁听着,认为赵治军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依然“率真”,缺少社会经验。

他希望每个人都能够独立的思考,有独立的自我,能够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和价值,去干自己喜欢干的事。

他不轻易的发声,如果要发声,那就是音乐,音乐是他思想的果子,是他对事件的态度,因而歌里充满评判。

但赵治军不承认,他的歌曲具有普及常识的作用,他仅仅是表达自己而已。

[责任编辑:袁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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