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人物志·第三季 之“苦闷的先知——湘人郭嵩焘”节选（一）

世上有很多聪明人，聪明人可以做出很多惊天动地的事情，但我一直觉得，最令人心仪的人，是那种对于自己的处境有清明的认知而不悔初衷，同时又有着自嘲勇气和能力的人。

郭嵩焘曾出使英国，返回后，他觉得自己把身边的世界都得罪了，他原本无意得罪的，但是，他毕竟珍惜自己由此得到的经验和见识，于是把“乡里士大夫群据以为罪言者”编成了一本书，叫《罪言存略》。书送给“一二至好”，一点名心，不能张扬，也无法压抑，心底的动力依然是希望“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为此不计“区区世俗之毁誉”，他甚至沿用张居正的话说，自己“愿身化为稿荐，任人溲溺其上，终教人凭以安寝而已”。

他还写了两首小诗《戏书小像》：“傲慢疏慵不失真，惟余老态托传神。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世人欲杀定为才，迂拙频遭反噬来。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所有的骄傲与自信、苦闷与悲凉都写在这里了。他曾比较自己与曾国荃的处境，在曾国荃生日时写信戏言：沅浦（曾国荃）在山西履艰巨之任，自己在泰西作清逸之游；沅浦惠泽披亿万生灵，自己骂名遍九洲四海；沅浦让山西人民俎豆敬奉而做人越来越谦抑，自己让湖南人民视为粪土而说话越来越高亢；沅浦建功社稷忙不过来，自己身兼衰病正好退休。曾经有人恭维他，认为他官至二品，朝廷将来按例会“赐谥立传”，郭嵩焘在《自叙》中说，此种“朝眷”，“自分不敢希冀”。

他的遗嘱很有点“绝情”：“三日成服，传知本家及一二至亲，并于灵前行礼，其他亲友概不通报”。如此痛苦而倔强的自我安排，证明郭嵩焘甚至已不再在乎他那个阶层的人无法不在乎的虚荣了。

被称为粗人的曾国荃，曾经替朝廷惋惜，为郭嵩焘不平，他说：“居今日而图治安，舍洋务无可讲者。仅得一贾生，又不能用，此真可以为太息流涕者也”。这应该是那个时代能给予郭嵩焘的最高评价，也是士大夫所能得到的最高褒奖了。

一百年后，钟叔河先生在编辑《伦敦巴黎日记》时说，郭嵩焘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已经突破了“办洋务”的水平，率先创议“循习西方政教”，成为末世士大夫阶级中最早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人物。海外学人汪荣祖先生在《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中说：“当时人觉其独醉而众醒，但今日视之，实众醉而斯人独醒”，郭嵩焘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此人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鲜能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实甚自负与固执，以致被人视为易遭物议、性格褊狭之人，终身受挫”，然而，“这个弄潮儿的挫折，很可说明那个挫折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