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人郭嵩焘：苦闷的先知

郭嵩焘1818年出生在湖南湘阴。湘阴在清代属于长沙府，是湘江在洞庭湖的出口，一个通达之地。郭嵩焘家曾经“富甲一方”，到他父亲一代，家道中落。

郭嵩焘“进学”后，到岳麓书院读书，与曾国藩、刘蓉一见如故，结为金兰，他们的亲近跟性情有关，跟抱负更有关，用今天的话说，他们都是有志青年，郭嵩焘临终前作《枕上诗》，说他们“笑谈都与圣贤邻”，“与贤谈邻”,当然就是要比肩圣贤。

1841年，郭嵩焘入浙江学政罗文俊幕，见识了英国炮舰在宁波定海一带的攻击，意识到“自古边患之兴，皆由措置失宜”，由此发愿考察历史上的“中外关系”，撰著《绥边徵实》。

1847年，郭嵩焘中为进士。很快，“太平天国”起来了，曾国藩出山，罗泽南出山，郭嵩焘也亲临战场。大约在1856年初，郭嵩焘奉曾国藩之命，赴浙江筹饷，顺道去了上海。根据《南京条约》，五口通商，其中包括上海。郭嵩焘到来时，英国人法国人在“洋泾浜”落脚十余年，经营得已有模有样。这是郭嵩焘第一次与洋人打交道，他有点始料不及，传说中的“红毛”“鬼佬”，居然长得很漂亮，居然很讲礼貌，修的房子居然窗明几净，洋酒——葡萄酒居然也不难喝，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船舰，尤其超乎想象，那完全是一种新文明的产物。

从上海返回后，郭嵩焘前往北京就任翰林，不久，入值“南书房”。其时，英、法诸国，要求重订条约，要求更多门户开放，要求使臣驻京。在无法得到许可时，便以武力相要挟，炮舰停泊渤海，窥伺京师。咸丰皇帝命郭嵩焘参赞主持天津海防的王爷僧格林沁，以郭嵩焘已有的见识和理解，他认为“洋务一办便了，必与言战，终无了期”。这样的思路显然无法对应英雄阔步的僧王，而僧王却获得了庚子、辛丑以来与洋人作战的最大胜利，举朝欢呼。对此，郭嵩焘似乎并不开心，曾国藩在来信中就奇怪他为什么对于备战欲言又止，对于胜仗“无动于衷”。接下来，受命作为钦差稽查山东沿海厘税而遭算计，被朝廷处分，继续到南书房任职。郭嵩焘请求回籍，他以身体为由的反复告假，连皇帝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回到湘阴仅一个月，咸丰十年八月初四，郭嵩焘从朋友来信中得知天津塘沽失陷，然后是京城失陷，咸丰逃往热河——号称“驾幸”。郭嵩焘“为废寝食”“痛悼不已”，事情的发展是他早已有所预判的，想不到自己“不幸而言中”，而且还是“昨岁之言”。

他因此愤然说：“诸臣之罪，岂复可逭哉！”“僧王之罪，杀之不足蔽辜矣！”他开列出“洋务四凶”，包括琦善、耆英、叶名琛、僧格林沁，他解释，之所以没有算上林则徐，是因为林则徐的人格实在令人钦敬，但处置洋务，林则徐同样不得要领。

同治改元后，正与太平军作战的李鸿章希望借重既懂洋务且能理财筹饷的郭嵩焘，郭嵩焘复出，先是作为“苏松粮道”，然后转任“两淮盐运使”，不到一年，朝廷任命署理广东巡抚。同治五年，1866年，因为左宗棠的纠参，也因为他自己在抑郁愤懑中的请求，郭嵩焘解职还乡，回到长沙。

长沙八年，郭嵩焘仰观俯察，对于家国天下事，有更多思考，也更多忧患。同治十三年，郭嵩焘57岁，朝廷诏命他赴京陛见。这年二月，日本借口琉球渔民被害，兴师台湾。看来，正是这种敷衍不过去的危机，让朝廷想起了在洋务上似乎有些办法的郭嵩焘。

郭嵩焘束装就道，朝廷先是任命他作为福建按察使，到任不满三月，又紧急召回，让他出使英国。原来，朝廷因为云南“马嘉理事件”，需要有大臣前往英国“赔罪”，此事尤其紧迫。

光绪二年十月十七日，1876年12月2日，郭嵩焘一行从上海冒雨登舟，前往英国，正式就任驻英公使，后兼任驻法公使。在公使任上，郭嵩焘“如鱼得水”，他曾经对于西方的一知半解都得到了印证，他像海绵一样吸纳西方文明，寻找这种文明的动力，并由此自我反思，感叹国家迟暮，自己“年老失学”,小楷的日记有时一天写到七八千字。

不幸的是，和他一同出使的副手刘锡鸿似乎“别有用心”，成为郭嵩焘英伦生活的心腹大患。光绪五年，1879年年初，郭嵩焘黯然离任，他甚至没有再到北京述职，而直接返回了长沙，他对于朝廷有点绝望，对于朝廷大佬们主导的洋务也几乎失去信心。

然而，伊犁事件，琉球事件，中法战争，眼见国家危殆，民生悲苦，郭嵩焘“不忍不谈洋务”，他希望人们可以从“天朝上国”的迷思中早一点觉醒过来，对自己以及身边的世界有真确的了解与认知，尽量减少因为颟顸带来的自我伤害。

1891年7月，郭嵩焘在长沙去世，李鸿章等人上疏，请求朝廷将他的学行政绩，宣付国史馆立传，并予赐諡，朝廷的旨意是：“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