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使英国 在洋人当中“如鱼得水”

面对西方文明，郭嵩焘能够跳出传统的“ 观”而以平等的心态看待，并愿意主动了解西方文明。他拜访法国领事馆，与外国人交往，登上英国的火轮船，他发现这些外国人并非如人们传说的“鬼佬”一般，而是高大俊美，还非常有礼貌。

他还参观了当时西方传教士设立的墨海书院，并见到近代著名数学家李善兰，晚清思想家王韬，这些与西方文明直接接触的经历使得郭嵩焘对早期西方文明的思考更加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并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洋务思想。

郭嵩焘做的这些事与晚清大臣的政见格格不入。别人对洋人避而远之，他却与被称为“夷狄”的洋人没有隔阂。

他曾上书奏折替洋人发声，引起一片哗然，民众质疑他是“汉奸”。

长沙八年，郭嵩焘仰观俯察，对于家国天下事，有更多思考，也更多忧患。同治十三年，郭嵩焘57岁，朝廷诏命他赴京陛见。这年二月，日本借口琉球渔民被害，兴师台湾。朝廷因为云南“马嘉理事件”，需要有大臣前往英国“赔罪”。

正是这种敷衍不过去的危机，让朝廷想起了在洋务上似乎有些办法的郭嵩焘。

因此，郭嵩焘被任命福建按察使还不满三月，就被紧急召回，让他出使英国。

郭嵩焘一开始并不乐意去英国，他认为可以怀疑他这个人，但是不能质疑他的人格有缺陷。后来皇上对他说，我知道你能成事，别人怎么清楚呢。这句话打动了郭嵩焘，他感激涕零，答应出使英国。

光绪二年十月十七日，1876年12月2日，郭嵩焘一行从上海冒雨登舟，前往英国，正式就任驻英公使，后兼任驻法公使。在公使任上，郭嵩焘积极参与到当时的外交和社交活动，与英法外交界相处融洽，尤其得到英国女皇和首相等人的好评。

他曾经对于西方的一知半解也得到了印证，像海绵一样吸纳西方文明，并自我反思，感叹国家迟暮，自己“年老失学”,小楷的日记有时一天写到七八千字。

他记录的《使西纪程》发回朝廷后，引起了朝廷的强烈反应，郭嵩焘力求平和又无法掩饰的批判性的自我观照，让好朋友王闿运都认为他的文字已经“中洋毒”。

孟泽说，郭嵩焘去了英国后“如鱼得水”，和他一同出使的副手刘锡鸿却“别有用心”，成为郭嵩焘英伦生活的心腹大患，不停的上书弹劾他，在他背后“烧火”。

刘锡鸿上书给他列了“十大罪”。比如：让自己的夫人学英语，说他穿洋人的衣服。刘锡鸿认为其“冻死都不该穿洋人的衣服”。

回国前郭嵩焘曾带自己的太太去见英国女皇。女皇很高兴，终于见到了中国的太太是什么样子，后来又带她太太去了趟意大利才回来。他没有太顾忌当时中国封建思想的人们对他的偏见。

郭嵩焘对自己有清明的认知。他从英国回来后，觉得自己把身边的人都得罪了，但是他珍惜自己得到的经验和见识，于是把“乡里士大夫群据以为罪言者”编成了一本书，叫《罪言存略》，送给了最好的朋友。

他离任后没有再到北京述职，而是直接返回了长沙。他对朝廷有点绝望，对朝廷大臣们主导的洋务也几乎失去信心。

曾经有人恭维他，认为他官至二品，朝廷将来按例会“赐谥立传”，郭嵩焘在《自叙》中说，此种“朝眷”，“自分不敢希冀”。他生前已预测到自己死后也不会被同时代人所接受。

被称为粗人的曾国荃，曾经替朝廷惋惜，为郭嵩焘不平，他说：“居今日而图治安，舍洋务无可讲者。仅得一贾生，又不能用，此真可以为太息流涕者也”。这应该是那个时代能给予郭嵩焘的最高评价，也是士大夫所能得到的最高褒奖了。

孟泽说，郭嵩焘作为一位思想上的先知者，遭到非议，终身受挫。“这个弄潮儿的挫折，象征着中国走向世界的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