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知于时代 打破晚清“洋务观”

同治改元后，正与太平军作战的李鸿章希望借重既懂洋务且能理财筹饷的郭嵩焘，郭嵩焘复出，先是作为“苏松粮道”，然后转任“两淮盐运使”，不到一年，朝廷任命署理广东巡抚。三年时间，郭嵩焘最得意的是他在香港办的事。

郭嵩焘认为，面对“洋夷”，当局者最重要的就是认清“情”、“势”、“理”。“情”就是洋情，只有主动了解洋人，知道他们所为何来，才能更好地处理洋务；“势”就是要认识到“洋夷”的挑战不是一下就能解决的，是一个很长时间内都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要有长远的打算，而不能只想蒙混一时，举棋不定，战和反复，进退失据，这样只能使洋务越办越糟；“理”就是对方提倡和主张的“公理”。              

他精通洋务的特长在任广东巡抚期间得到了全面发挥。其中有三件事最有代表性：一是帮英商追回被骗的银子。一个香山人骗了英商二十万两银子，而广东地方查了三年还没有结果。他到任后，仅十多天就有了结果，英国领事专函表示感谢；二是与荷兰换约。换约时，郭嵩焘发现约文是抄本而非原本并且只有洋文而没有汉文，郭根据国际惯例，据理力争，最后荷兰公使不得不再重新请示国内，并道歉。三是处理太平军水师将领侯玉田。天京失陷后，他流亡香港，在经商的掩护下，运送军火接济太平军余部。在当时人看来，此事很棘手。而郭嵩焘得知此事后，以他行劫海中,违反“公法”的名义,向香港方面交涉。结果很快侯玉田便由香港解归广州正法。

郭嵩焘巧妙地处理洋务事宜的能力，广受赞赏，李鸿章、恭亲王奕等都对他赞赏有加，称他是当时最精通洋务之人。

左宗棠带兵到广东后与郭嵩焘产生交集，思想上与郭嵩焘有不对称的地方。郭嵩焘认为在广东要开办民营船厂，以民主导，政府引导，而左宗棠的思想恰恰相反。

后来，左宗棠在郭嵩焘不知道的情况下上书四本奏折，说郭嵩焘在广东担任巡抚的三年之间，没有培养出有用的人才和军队，要求换人。

郭嵩焘知情后，认为左宗棠背后捅刀子，侮辱了他。同治五年，1866年，因为左宗棠的纠参，也因自己在抑郁愤懑中的请求，郭嵩焘解职还乡，回到长沙。

孟泽认为，郭嵩焘思想上的冲突，与性情的冲突是相关联的。

郭嵩焘对自己的性格有着清楚的认知，他知道自己可以做领导的人，也可以做曾国藩的下属，但是他不能做跟他们平级的人。因为他有什么想法意见一定会说出来，不会藏着掖着。

曾国藩也曾说，郭嵩焘是有思想主见的人。比如，郭嵩焘认为商人与士人是平等的。他见过商人的精明，知道钱能生钱，因此，他面对商人时，没有道德主义的洁癖。

海外学人汪荣祖说，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当时人罕能接受，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此人的孤愤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