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好汉韩少功

4月1日，“求索之路永无止歇：北京师范大学驻校作家韩少功入校仪式暨创作四十年研讨会”在北师大举行。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主任、作家莫言主持当天仪式并赠送给韩少功一首打油诗：“楚人肚量大，湖南好汉多。古有屈大夫，今有韩大爹。敢做弄潮儿，不唱流行歌。文学根何在，龙舟下汨罗。”近两年，北京师范大学先后迎来多位当代文坛的重要作家，包括贾平凹、余华、格非、苏童、迟子建、西川、欧阳江河等先后驻校，韩少功成为第十位。

张清华：韩少功是一位具有知识分子精神、在艺术上不倦探索的作家。题目“求索之路永无止歇”，因为韩少功是湖南人，我们引用屈原《离骚》里面“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个关键词，我认为用在他的身上非常合适，作为楚人的后裔，作为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少功老师的创作已历四十年，这不仅是时间的长度，也是一种精神的长度，是艺术道路的一种长度。

丁帆：作为一个研究文学史的学人，我认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面，能够入史的作家并不是很多，如果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回头来看，我们所剩的作家就不会很多了。从百年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新文学，韩少功是可以入史的作家。他站在大的历史背景下、大的社会背景下，把自己的思想融入他的作品当中，这样持之以恒的不是很多。同时他也是一个敢于创新的作家。

他是与新时期同步的作家，1978年在《人民文学》上面开始，他的短篇是以写人性为目标的，那就是1980年的《西望茅草地》和1982年的《风吹唢呐声》，这两部作品比《飞过蓝天》还要使我感动。

他的高峰期是寻根小说，在这个历史运动当中，它的代表作三部《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当然我认为《爸爸爸》写得是最好的，它可以在文学史上留下一笔。之所以说他先锋，从技术革命切入，他推动翻译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在中国第一个推出昆德拉，那就是他对自己创作的总结和新的开拓。

陈晓明：少功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他和时代始终有距离。我们看他反复都在每个潮流当中，实际上当这样一种潮流以他的位置来建立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从这个潮流逃脱了，我们在下一个历史的某个位置又看到少功的身影。

这点使我想起来阿甘本的“同代人”概念。究竟我们和这个时代是什么关系？在什么意义上我们是同代人？在什么意义上我和这个时代是同代的？阿甘本提出一个观点，只有和这个时代有歧异的人才是同代人。在寻根的时代，我们讴歌四个现代化，呼唤历史的到来、历史的将来，但是突然有一批作家回到传统文化中去，我一直认为寻根文化和知青作家有密切关系，少功是作为知青一代作家转身寻根，这本身包含了一代人和这个同时代的非常复杂的关联方式。在这么一个转身当中，我们看到他其实和那个大的时代产生了一种歧异。这不止是说对知青这代作家的历史的重新审视和追寻，也不止是对拉美文化现实主义马尔克斯的呼应，更重要的是像少功、阿城们，这几位都是很奇特的，到今天为止他们和时代都是有歧异的。

欧阳江河：《马桥词典》真是一部特别了不起的伟大的小说。有人谈到韩少功的当代追问，尤其是田野调查、田野精神，这个在他《山南水北》、《马桥词典》、《革命后记》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是活在他的文字中的一个作家，他怎么写就怎么活，他有一个趋势，是跟20世纪以后的作家的趋势反过来的，很多人的距离感，比如来自乡村的，都是离开乡村以后回过来回想和不停地回到故乡，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完成和故乡的告别以及重返，由此构成重大的文学主体，像格非的故乡三部曲，还有贾平凹《商州笔记》等等，他们都是离开故乡以后来写故乡。韩少功反过来，他写了马桥，虚构这个马桥以后，山南水北，他就住在那儿，他写了一个地方然后住进去，然后把他的楚因、楚意，《马桥词典》人类学的东西，田园调查的东西，文明的东西，放到他的文学写作里面，变成他的活法，写法变成活法，写出来的地址变成他住进去的地址。

西川：他是一个有趣的人。他对于人性的理解之深，其实都是能够从“有趣”反映出来的。而且这种有趣好像是一种民间智慧的产物。但是实际上往后细看，又不完全是民间智慧。他的作品当中总是有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关系。即使是在写乡村，也知道这个人看乡村的眼光是有城市的成分在里面的。他身上的知识分子里面有一个不一样的背景，革命背景。在革命时代生活过来的知识分子，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革命所赋予他的东西，他会自觉不自觉地对他的思维方式产生影响。所以当少功后来写《革命后记》，写“文革”，充满了洞见。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寻根，但是寻根这个话题完全是一个当代的话题。中国的传统文化实际上是一套精英文化，但是少功的寻根走向的其实不是对于主流的精英文化的观察或者是再思考，他是对于精英文化之外的民间文化，或者说是更自然状态的中国文化的观察。所以城市因素在少功这里使得他成为一个当代人，而通过对乡村的观察，通过对于“根”的寻找，他更深入地进入到历史思维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