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在湖南喝酒的诗人
【编者按】
不一样的风采，是湘江激浪淬出的肝胆，敢为天下先的豪迈在杯底沉浮；
不一样的热情，是洞庭烟雨酿就的浓烈，滚烫的江湖气概碰出星火万千；
不一样的胆魄，是衡岳松涛磨砺的锋芒，三碗过岗仍笑指乾坤倒悬；
不一样的真挚，是桃花源里封存的月光，倾尽一坛便是掏心见肺的诺言；
不一样的洒脱，是武陵酒香浸透的脊梁，醉倒也不忘把日月扛在双肩！
——湖南人的酒，喝的是山水基因里的烈性，品的是岁月熬煮的血性。即日起，红网推出《天下湖南人，喝酒喝武陵》专栏，各行各界代表撰文发声，诠释他（她）对武陵酒的热爱。
公元前296年，屈原遭遇流放，行至沅湘之间。
在沅水河畔，屈原与渔夫对谈，留下诗句“众人皆醉我独醒”，这句话，既是自况，也是控诉。
那个时代，蒸馏白酒尚未出现，他饮的是楚地的糯稻酒、香茅酒。屈原在湖南餐菊饮露，酒是他排解忧愤的伴侣。
《楚辞》中曾多处写到饮酒，屈原的酒，是清醒的酒，也是孤独的酒。他不肯与世俗同醉，宁可清醒地承受痛楚。
可以说，屈原是史上第一个以酒明志的湖南“精神移民”，他的诗与酒，为后世来到湖南的诗人，定下一个辽阔、深沉的基调。
公元759年，李白流放夜郎途中遇赦，躲过一劫，随即从白帝城东出，进入洞庭湖。
在这里，他写下《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其中一句广为传诵：“刬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
醉眼朦胧中，李白觉得君山挡了视线，想将它铲平，让湘水平铺万里。在湖南的酒桌上，李白还是那个李白，有着狂放的气魄，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李白的湖南之饮，是浪漫的酒、豪放的酒。他把湖南的山川，喝进了盛唐的诗歌里。
公元768年，李白的忘年交杜甫离开夔州，辗转来到湖南。在湘江上，他写下《发潭州》《宿白沙驿》等诗。此时，诗圣已漂泊多年，颇为潦倒，却依然离不开酒。
他写过：“夜醉长沙酒，晓行湘水春。”那是他几经困顿后，短暂得到安慰的时刻，夜色中醉倒在长沙的酒里，天明后继续沿着湘水漂泊。
杜甫的酒，是漂泊的酒、苍凉的酒，是度过人生起伏之后，洞穿世事仍忧国忧民的酒。他用酒对抗人间疾苦与人生终局，也用酒记录了湖南的晚唐风物。
随后，韩愈被贬为连州阳山令，经过湖南时写下《湘中》：“猿愁鱼踊水翻波，自古流传是汨罗。”在汨罗江畔，他凭吊屈原，想必也是以酒祭奠。
柳宗元在永州十年，写下著名的《永州八记》，也写下《江雪》：“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那钓翁手中，未必没有一壶酒。
1167年，宋朝大儒朱熹来到岳麓书院，与张栻坐而论道，于是有了那场长达数月的“会讲”，引来八方学者跋山涉水而来，座不能容，“饮马池水立涸”，至今，朱张渡口仍激荡着湘水余波。
朱熹与张栻等同游南岳衡山，他们放下理学，一路喝酒吟诗，汇编成《南岳唱酬集》，写下“浊酒三杯豪气发，朗吟飞下祝融峰”，尽显畅饮后的豪放。
朱熹的酒，是恰逢知己、豪气干云的酒，也是承前启后的酒。因朱张会讲，“岳麓之为书院，非前之岳麓矣”，声名大噪。到嘉庆年间，岳麓书院有了那道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这是关于湖南最伟大的预言。
自此之后，湖南有“挽晚清于既倒”的丰功，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眼界，有“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无畏，有“可怜此豪杰，岂肯困樊笼？”的觉醒，也有“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迈，于是有了“一部中国近代史，半部由湖南人写就”的史实。
如果说，湖湘文化的上半场，得益于那些抵达湖南的诗人，得益于他们的杯中酒；那么湖湘文化下半场，则得益于湖南人重塑中国的胸怀、改变世界的魄力。
此时，湖南的酒早已不再是糯稻酒、香茅酒、菊花酒。
1970年代，为了接待外宾、让湖南人喝上媲美茅台的好酒，作为湘酒中唯一的中国名酒，武陵酒在传统酱香工艺的基础上，结合洞庭湖流域独特的气候环境，开创了“柔雅酱香”的新流派。
它既有酱酒的醇厚，又多了几分江南的绵柔，入口不冲、回味悠长，恰好契合了湖南人外刚内柔的性格，行事上敢为天下先，心底里却藏着浪漫与温情。
如果说三湘四水是湖湘文化的缘起，那么洞庭湖就是湖湘文化的容器，武陵酒的产地常德，正处于洞庭湖畔、沅澧大地，因而有了“天下湖南人，喝酒喝武陵”的洞见。
武陵，是常德的古称，也是陶渊明笔下“武陵人捕鱼为业”的那片桃源。当你举起武陵酒，三巡过后，心间物我两忘，身后落英缤纷。
从屈原行吟泽畔，到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朱熹等一代代诗人踏足这片土地，他们大多与酒相伴，以诗言志。
而后，湖南的山川风物，亦孕育了诸多不朽诗篇，湖南的杯中酒，觥筹交错间，使得中国大地旧貌换新颜。两千年前，屈原在沅湘之间作《天问》，时至今日，湖南人仍在酒杯里作答。
那些在湖南喝过酒的诗人，无不用文字证明：酒是他们与湖南之间交心的纽带。天下湖南人，喝酒喝武陵，或许湖南人也可以用武陵酒，宴请天下人。
酒入诗肠，即见湖湘。（作者：杨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