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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新三届”走进北大的那群牛掰人——《梦起燕园》杂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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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2月26日 16:12:45 来自湖南

记录着1977、1978、1979这三个年号里走进北京大学的一群牛掰人的书出版了，书名就叫《梦起燕园》。出版单位是我很熟悉的研究出版社，我们间有过很特殊的故事，编辑是好友那就更不必说。该书所记录的这三届的牛掰人也有很多并不生疏，甚至算得上是熟人；更有意思的本书访谈中提到的一些人，很多都有过交集，看来世界很大又很小；最关键还有一点，采写并成稿的那几位，应该是可以称为朋友的人，如谢思敏、张忠、黄建华等。在书的后记《寻找时代的精神路标》一文里，对“在本书创作的过程中”的感谢名单里，特别记了这样一笔：“知名文化学者、1977年高考传奇考生一清”对本书的创作和出版提供了帮助，并表示“感谢”——所以，我不写这个“杂叙”文字，似乎有些过不去。

（1977、1978年入校北京在学的同学重回校园合影）

出版方、作者和受访者可能要失望了

接下来的应该就是写“书评”文字了。所谓书评，大多是说好听的，选书中最打动人的地方说。但我通读了全书36万多文字后，似乎很难准确地分出哪是“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人们的概念中，说到“北大”，想到的是象牙塔，是人精儿集中的地方，而且毕业出来都比别的学校高那么一丢丢甚至几丢丢，找工作要比别人容易，拿薪酬要比别人更高一些。特别是1977—1979这所谓的“新三届”们，自然他们的故事更多地应该是高大上的、光彩照人的、宏大叙事的。所以，一定要弄出情感性的、能“打动人”的东西来，或者说些很教育人的金句，以不负“北大”这块闪亮的牌子。似乎这样就能吸引读者。

——如果你真是这样认定，那你一定“老”了，现在的年轻人或者叫“主体读者”吧，真不是这么想的，他们不需要看你的高大上，不需要听你的呱叽呱叽叠叠不休，不喜欢你满身满口的“爹味”，他们就是要听那些所谓“宏大叙事”“伟光正”以外的东西，要听当年的“他们”进出校门时的细枝末叶，要品尝昨天学长们的哭与笑、忧与愁，包括那年月想什么、吃什么、爱什么、恨什么，以及精神世界里的大人与小鬼，课堂内内外的师长与学友等等的真实呈现。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找到人味、烟火味及真性情。

所以，现在很怕看出版官方做的新书推介，他们真的生活在上个世纪，生活在互联网大众以外的真空里，说的话还是一套一套的，不教育一下人，不引导一下人似乎天一定会崩下来，会砸死人。

我这样的书评文字看来要让出版方失望了，也要让《梦起燕园》的作者、受访者们失望了。唉，反正现在书评也没有人付稿费，我就按自己的思路胡侃吧。

1977年冬天的那个改变，活色生香

“新三届”是随着1977年冬天的那场“改变”而来的一个“新事物”。那个冬天改变了什么呢？改变了人们对于近十年里有关读书人的看法，他们不全是“臭”的，他们其实还可以很香：谁有本事就可以去考试，考好了就可以到大城市去，吃国家粮。改变了上大学的方式，不再是推行了几年的“推荐制”，改成公平考试制了；改变了上学的年龄和家庭成分限制，因为“文革”十年停止了既有意义上的大学招考，这会儿不管你多大年龄、什么样的家庭成分，一律具有报考资格，不再受限于政审评鉴。这些事现现在看起来都有点天方乱弹的意思，但在当年，整个社会就这样一种状态。

就说上学读书有关家庭成分这事吧，不要说上大学，就是读中学，家庭成分不好的，都是有可能上不了。后来成为联合国官员的杨文艳（1978级北大经济系录取生）在《一直在奔跑》的有关章节中，就说到了她的这个隐痛：

我父亲经常对我和两个弟弟说：“你们在学校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学习，虽然你们现在学了，由于家庭成分的问题，可能升不了高中，参军也没有我们的份”……

（《梦起燕园》中唯一出现的“新三届”女生）

“家庭成分”在当时真是个大得不得了的问题。有关这一点，吴稼祥（1977级北大经济系录取生）在他的《不能被重复的一代》中，有一个很好的补充，这也正应了杨文艳父亲所说那句话，“不独上不了高中，连参军也没有我们的份”。而吴的经历里边，比参军没有份的事情更严重一点。当时高中毕业的后吴稼祥被县水利局的人发现这小子会用水平仪测量，便准备让他加入到测量队的行列中来：

之后，县委教育工作队来我们公社招募两名队员。当时他们正在房间里讨论谁更合适，而我正好在隔壁房间画图，由于房间不隔音，我听到公社主任霍道根提名我，但公社书记反对，说我们家的成分不好。

这就是是当时用人标准的硬卡，所以，在那场“改变”之前，家庭成分一直是个天大的问题。

好在迎来了1977年冬天的那场“改变”，那个冬天的里的高考，使得中国的社会由此变得活色生香。

文学青年是那年代学生模样的“标配”

读《梦起燕园》有个好玩的现象，那就是当年的北大，其标配模样，都多少涂抹着“文学青年”的色彩，新三届中哪一级入学的都是如此。

那时北大有一个现象：理科生喜欢去听文科的课，写文章，作诗。我们班的许多同学都是这样的。

上文是修济刚（1977级北大地球物理系录取生）提到的现象。《梦起燕园》“知识分子应有的血性”节里有这样的记载：“修济刚学的是高深的地球物理专业，但骨子里还藏着一颗文艺的心。在北大时，他常抽空去文科专业听课；在山里工作时，他写了散文随笔《山水之间》，后来又陆续出版了散文集《动静之间》。

修济刚回忆文章谈到“文青”表现的普遍性这一点，经济系的吴稼祥在北大时候的表现就有很好的印证：

在校期间，他参加了五四文学社诗歌组，获得过《飞天》杂志大学生诗歌奖，并担任了《学友》杂志的副主编。由此，他不失幽默地说：我与诗歌是“自由恋爱”，而与经济学是“包办婚姻”。（P128）

邹士芳（1977级北大哲学系录取生）虽然不能算是理科生，但人家学哲学的对文学同样是一往情深，他竟然是北大五四文学社的副社长：

1978年7月的一天，我向校团委的负责人提议，听说“文革”前北大有一个全校性的学生文学社团——五四文学社，但“文革”后停止了活动，我们现在是否可以将其恢复，以推动学生课余文化活动的开展？负责人表示同意，并让我与团委文化部的负责人张幼华共同筹备文学社的恢复工作。我还提议文学社应该有自己的刊物，以便发表同学们的作品，我觉得这个刊物叫《未名湖》比较合适。这个名字有双重含义：一是北大校园有一个湖叫“未名湖”，这表明刊物是由北大主办的；二是刊物上发表的作品大多出自那些尚“未”成“名”的学生。团委和学生会经过研究，同意了我的建议，并商议请北大的老校友、全国政协副主席沈雁冰（茅盾）先生撰写《未名湖》的发刊词并题写刊名。为此，校团委以学生会的名义向沈先生发了信。9月，我们收到了沈先生的回信及他题写的刊名……

由这些可以窥见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文学之风的巨大力量，不独社会上千军万马在挤这个独木桥，就连天之骄子的北大一众学生都在往这上头挤。

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严纯华（1978级北大化学系录取生）在他的《口述实录》中有过这样的记载：“北大校园里有一种独特的浪漫，是一种让人莫名感受的浪漫。北大的浪漫在于理科生对文学、艺术、哲学的追求。我上学时，经常在楼道里，或未名湖畔，碰到几个人在对台词、朗诵诗词或者小说片断，模仿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配音。”（P284-285)

北大人的性格

北大人的性格在《梦起燕园》中也很有表现。中国国家博物馆终身研究员杨林（1977级历史系录取生）在《陆海空“三栖考古学者》一文中记下了这么一件事，颇可见出北大人的性格：

2009年7月5日，乌鲁木齐市发生了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共造成197人死亡、1700多人受伤。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我从乌鲁木齐乘飞机回北京。当时飞机上的秩序很乱，许多人还处于惊魂未定之中，场面有点儿失控。然后我就站起来，跟大家大声地说不要乱，在飞机上是安全的，同时，我把乘务员叫过来，跟她说：“你此时应该疏导大家，让大家平静。”当我坐下来时，我旁边的一个人问我说：“你是北大的吧？”我对他这种唐突的问法觉得有些奇怪，我问他：“你见过我吗？”他说：“没见过。但是，你做事的方式有北大的风格。”我此时并没有立即表明身份，而是追问：“什么是北大风格？”他说：“责任和担当。”我们就这样认识了，他叫叶宝声，是北大无线电系毕业的。看来，北大的文化和精神已经根植于我们的血液之中了。（P199)

这就是北大人的性格。

北大人的性格还在另外一件事上有表现，那是北大2018年准备召开的1977、1978两届学生入校四十周年的校友会。当时经过努力，报名来参加聚会的同学已经达到了1500人，学校犯愁了，一则是“纪念品也不够啊”，二则是，来了这么多的同学，怎么个安排接待啊？

曾是北大副校长的海闻（1977级经济系录取生）在《在北大讲坛上站到80岁》一文中有所回忆，能让人生生感悟出“北大味”：

报名的77级与78级同学中，有不少是省部级领导或原领导，这下让校友会犯愁了，如何接待这些领导？我为此专门写了个通知：“本次活动为同学聚会。无论职位高低、财富多寡、名声大小，除年龄和身体因素外，一律无差别接待。同吃食堂、同坐院系的观众席。此规则请各院系联系人及时通知所有同学。”结果，聚会时，所有人都无一例外地坐在了台下，而主席台上是为主持人和演讲者准备的。大家都为这一安排拍手称赞。（P161）

（北京大学1977-1978级入校40周年聚会大合照）

（北京大学1977-1978级入校40周年聚会大合照）

这种事，在全国高校中，不见得有多少学校能做到，但北大人做到了，显示了北大人作为德先生与赛先生家乡那份应有的底色。

说到海闻，其实他也是个“文青”。他在回忆自己的文学梦想的时候说：“那时已开始对‘文革’进行反思。有一次在火车上，我读着卢新华的小说《伤痕》，眼泪直往下流。

北大的人“性格”据严纯华（1978级北大化学系录取生）的表述，还有另外一个样式，说起来也是挺有意思的：

回忆青春往事，严纯华说，当年在北大打架很文明，有邀约、有流程、有结果。大家困为在食堂排队加塞、在水房半夜歌声挠邻、在图书馆占座，或在“三好杯”足球赛中起冲突时，并不会不分场合动手，而是避开围观和不良影响，采取“约架”的方式，先约时间，然后找一个偏静处，用拳头说话，分出胜负和道义。（P282-283）

这段话单引出来，有点“负面”，但真实得让人发笑。严纯华应该不会是乱编的，毕竟他北大教授和中国科学院院士的身份还在这里扛着哩！

三位15岁入学北大的学生

是不是只有三位，这事先存疑，因为《梦起燕园》收集的是19位“新三届”的回忆，可能有遗漏也难说。

先说第一位15岁学生杨文艳。杨是1978级的，当时录取在北大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杨文艳是物有福气的那类，一脚踏出高中校门，呼啦一下赶上个好时代。杨文艳是河北省赞皇县南街村人，农村孩子。下面是我们从他的《口述实录》中选摘的部分内容：

“我的小学和初中是在生产大队的七年约贯制学校读的，想读高中就需要到公社的中学，但由于我是富农的子弟，按照规定，不允许上高中。”（P412）

这样一个连上高中的权利都没有的人，如果当时的政治环境继续延伸，要想上大学，连做梦的机会都没有。好在杨是个有福气的人。在上高中的问题上得到了村里一位女老师的贴心帮助。读完高中，刚好就赶上了1977年的冬天高考，春风在冰冻严酷的日子里早早吹来了。1978年，杨文艳参加高考，竟考了个全县第一名。

这个时候，杨文艳的家长还有些担心家庭成分为富农这事会不会过得过当时的“政审”关，但不多久，来自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就送到了当时就读的高中。下面的文字是杨有关高考录取前后的思想经历：

我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宁，每天都很烦躁，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精神，担心我的成绩在整个河北省根本不值一提，还有“政审”这一关也要过。直到有一天，有个孩子到我们家说：“你的录取通知书到了，是北大的。”我当时仍将信将疑。录取通知书在高中就被拆开了，立马变成了一个“爆炸性”事件。小小的赞皇县也有人考上了北大？而且还是个富农的女儿！

现在，富农的女儿竟然也要上北大了！当我把录取通知书带回家时，父亲一字一句地读完，最后泪流满面，失声痛哭。多年的委屈、苦闷以及埋藏在心底的希望，此刻，在一刹那间，如决堤的洪水，尽情地宣泄出来。（P414-415)

当然，1978年的中国，还是春寒料俏的季节，成份论在一部分人心中，还是僵尸一般的存在：

我被北京大学录取时，还有一个小插曲。据说，当时县教育局的一位领导在干部会上质问是谁批准一个富农出身的学生上北京大学的，后来甚至有人匿名给北京大学写信，“揭发”我爷爷的历史问题。（P415)

第二位15岁被北大经济系录取的是林义相。在《采访手记.一个本色的浪漫主义者》中是这样记载的：“1979年，年仅15岁的他从‘18线农村’考进北大，后又赴法留学。用林义相自己的话来说，他以空间的转换一步步地接近现代文明的最前沿。”（P433）

从后来的成就看，林义相是位杰出的金融家，《经济观察报》称其为“中国证券市场的拓荒者、建设者和批评者”。但这位15岁入于北大的农村娃当年的读书生活和此后早期的生活经历，也是让人读后捧腹的角色。我们摘取部分《访谈对话》内容，看看《梦起燕园》中都有些什么样的记录：

问：（在北大）有没有特别的故事？

林义相：当我决定考研究生后，班里有一个同学就主动帮我天天在图书馆占座位。这是个女同学。

问：后来呢？

林义相：当时我不知道、没开窍。后来我就出国了，先是在法国的格勒诺布尔，后来又到了巴黎，读完硕士后读博士。到了巴黎以后，我想我博士学位还要读四年，即使能按时读完回来，人家可能已经25岁了。在那个年代，25岁已经很大了，我怕耽误人家。我确实是开窍晚。那个时候我在班里年纪最小。（P447)

毕竟是年龄最小的同学，必然就有他们“小”的年龄一定要发生的故事。后面还有很多对话内容，都有可读点，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就不引用了。

第三位15岁时考入北大的是1978级化学系录取生李根同学。李根是位来自湖南岳阳的。当时的岳阳还是行政公署，下辖有临湘、岳阳、平江、湘阴、汨罗、华容六个县并几个农场，不知道他究竟来自哪一片土地。但据严纯华回忆提及，其人年龄虽小，但“学习能力特别强，尤其机灵”（P295)。至于强到什么程度、机灵成什么样子，全完没有了下文。反正它是年龄最小的三位之一。

刘楠祺、谢思敏、杨利川、庄诺等同学透露的北大往事

北大毕竟是北大，很多事情得风气之先，所以通过“新三届”的回忆，可以知道当时亦谐亦庄的往事，这也是本书值得一读的原因之一。

（2023年底“新三届”全国代表在地中海号邮轮进入日本后的合影。左二和右一分别是《梦起燕园》的主编谢思敏和张忠先生，居中者为本文作者一清。）

刘楠祺（1977级北大西语系录取生）在《专业的“业余翻译爱好者》里讲到的一件事，让我们明白了当时国内为什么由俄语改为英语等语言学习的准确原因：

20世纪60年代初，在一次小型外语教育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指出，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全国学俄语的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英语是全球使用范围最广的语言，今后很长时间还是要以学习英语为主，并发展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日语、阿拉伯语等多语种教育。（P243-244)

由俄语的学习改成英语等其他语种的学习，当然知道是因为中苏关系恶化的必然结果，但这事最初是由周总理在“一次小型外语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来的，这至少让我们知道得更明晰一些了。

谢思敏（1977级北大法律系录取生）是位长沙哥哥，他是穿警服上北大的唯一。当他拿到北大录取通知书后，母亲却皱起了眉头，“为什么不是湖南大学？”觉得上个学还跑那么远，在湖大读书多近啊。殊不知当时的北大法律系的录取是多么的不容易多么的“挑剔”。据谢思敏在《户籍警考上“法学黄埔一期”》中回忆，这里面的很多规矩是我们第一次知道的：

在隆重的开学典礼后，法律系又举行了师生见面会。系党总支书记赵震江老师向我们新生特别说明，北京大学某些专业是有保密级别的，分为保密专业和绝密专业。其中，技术物理系的核物理专业和法律系的政法专业是绝密专业。我们的专业课不允许外人旁听。1977年，全国只有两个法律系，吉林大学有20人，而我们一个班就有83人，可能是中国最大的班级。北大“77级”学生不足千人，党员不足百人，而将近一半的党员都集中在我们班。（P226)

杨利川（1977级北大哲学系录取生）在他的回忆文章透露的一段往事值得在此一提，本文作者一清也是1977级的，当时我们入校的时候，1976级的学生还在学校学习，之间是有过矛盾的。我当时只以为是个别现象，现在从杨利川文章来看，通过考试进来的学生与原来“工农兵学员”间也是有过矛盾甚至“冲突”的。起因在于哲学系38号楼的一个墙报上，杨的同学郝振省发表的诗歌中一句话刺激到了还在学校就读的76级同学的敏感神经。该诗句大意是“四人帮横行时，我却没有机会（上大学），因为我头上没有角，身上没有刺”。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有人就敏感了。于是，有工农兵学员在这首诗下面贴了一个标语：“此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随后，各种大小字报贴了一墙，语气挖苦，甚至带有辱骂，批判这首诗是“资本主义复辟”。当时，各个系都参与了这场论战，甚至传到了外校。因为我是党支部书记，年级主任夏学銮便找我讨论，讨论后确定的基本态度是“不管，不争论，放一段时间再说”。可是，放了一段时间后，没想到出了一篇长篇大字报，题目是《十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大意是只有从实践中经过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人才是可靠的。这是“废除高考，工农兵上大学”的一个基本论调。那时，我们正在对过去的历次运动进行反思。我不记得是我们找的党委还是党委找的我们。跟党委书记周林见面时，周林的意思也是“不要争论”。（P047-048）

庄诺（1978级北大中文系录取生）在《弃房从艺》一章中，讲到他陪尼克松来华访问时，提到一件事。是有关“海峡两岸”表述的一个关键词产生的出处，颇有些意思：

1985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中央特别安排他访问福建，我全程陪同。……尼克松这个人是有政治智慧的。1972年2月26日，中美上海公报的“协商”正处于关键时刻，双方最大的难点是如何对台湾进行表述。中方的态度十分明确，即在公报中不能提“一中一台”，更不能提“两个中国”。正在纠结之中，突然间基辛格询问西湖长堤是谁修的，乔冠华回答说是中国北宋文学家苏轼主持修的，所以叫“苏堤”。基辛格问苏堤的另一面叫什么？乔冠华答道：“也是西湖。”基辛格立刻激动起来：“苏堤两边都是西湖，那我们何不就叫“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呢？这个建议即得到中美高层的认可，“海峡两岸”的表述一词正式诞生。（P364-365）

在人们的心中，“新三届”的学生都是一帮“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读书”的勤奋者。老实地说，倘若以此标准去评价当时的三届学生的在校表现，也显得过于单调。事实上，大学生们在校的生活也还是活色生香的。这里再引一段庄诺的文字，以此结束本文的写作：

1981年6月初，我作为北大学生代表参加了中国电影家协会与《大众电影》杂志联合举办的一次全国影展影评活动，其间遇到了陈冲。1980年，陈冲凭借电影《小花》获得第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从而声名大噪，堪称那个年代的超级网红。但她的正式身份是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三年级的学生。交谈中，我发现这位年轻的中国影后对北大很有兴趣，于是我对她说：“你可以抽空来北大看看。”陈冲当时脸上立即露出兴奋的神情：“去北大，太好了！”……陈冲来到校园后，不少同学认出她，纷纷上前与她合影或索要签名……（P362-363）

（陈冲在北大校园与同学们的合影，左一为庄诺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