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筵讲义：宋代理学与帝学研究的新视域 ——评王琦教授《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研究》

薛建立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原文刊发于：《中国儒学》第2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24年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这一流传千古的名句，可谓是有宋一朝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集体意识的最佳表达。为实现回向三代之治，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的理想，宋代的士大夫们纷纷渴望着“得君行道”，有着强烈的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由于在传统的政治权力结构中，权源掌握在君王手中，士大夫要实现其崇高的外王理想，就必须“说服开明君主，使之转向他们的观点，然后推行种种改革措施，那么一个更完美的生活秩序便会在世界上出现了。”因而，他们十分重视经筵这一兼具文化与政治功能的场域，通过撰写经筵讲义，开展经筵讲学活动，在经义阐释及与君王互动交流中，以儒家的价值理念与思想观点引君于道，影响其政治决策与走向，力图得君行道理想，确保治道的重建与儒家王道理想的实现。

虽然经筵讲义只是经筵官为皇帝讲学而撰写的讲稿，但由于其进呈的对象是拥有最高权力的君王，其中不仅承载着其学术思想与价值观念，而且寄寓了其政治理想与追求。一旦某种理念为君王所采纳、认可，必将自上而下产生广泛的政治与社会影响，学术风潮也将随之而动。因而，经筵讲义与宋代的学术及政治走向密切相关。王琦教授的《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研究》正是有见于此，以经筵讲义为切入点，以小见大地将其与新帝学兴起、理学思潮发展紧密地联系起来，全面揭示经筵讲义发展的脉络、“四书”在经筵进讲的进讲情况及其与帝学、理学之间的内在关系，颇有创见。

第一，该书厘清了经筵讲义兴起与发展的逻辑线索。王琦教授通过对范祖禹《帝学》所记载的宋代帝王为学事迹与士大夫经筵讲学记录等文献的梳理，指出仁宗之前，经筵官往往只是口说经义，并无记录。仁宗早期，要求经筵官采取“经注具疏”的形式整理经义进呈，已具经筵讲义之萌芽。至仁宗中晚期，经筵讲论的学术风尚开始发生转变，由先前的专守注疏开始转向注重经典的义理诠释，经筵制度也渐趋成熟。神宗元丰间，陆佃在经筵“始进讲义”，则标志着经筵讲义的正式产生。之后，经筵官于讲学前后进呈讲义成为一种惯例，经筵讲义取得快速发展，至南宋时蔚为大观。不仅有“五经”经筵讲义，而且出现了“四书”经筵讲义，这对于“四书”新经典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意义重大，体现了宋代儒学发展的新动态。王琦教授认为经筵讲义作为“经筵制度定型与学术转型的产物”，具有发挥经旨义理，感格君心；联系帝王实际，语含劝诫；讲说形式自由，语言通俗；建言朝廷时政，经世致用等特点，呈现出鲜明的“义理”特征与“帝学”色彩，是理学发展与帝学兴起的关键环节，体现了学术与政治的互动与交融。

第二，该书全面梳理了宋代“四书”经筵进讲情况及其思想内涵。王琦教授采用了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进路，全书通过详细的史料梳爬，不仅从宏观层面揭示了《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在宋代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向帝王进讲与传播的总体状况，而且深入地分析了《大学》为何成为帝学建构的思想框架、《中庸》经筵进讲与帝王修己治人、《孟子》经筵进讲及其升格运动、《论语》与致君尧舜等关系。同时，该书又注意将个案的选择尽可能地放入到宋代学术发展的整体脉络之中，选择了朱熹及其后学真德秀、徐元杰，永嘉学派的陈傅良、“南渡词臣称首”的程俱等所作经筵讲义为个案，剖析了经筵官们为实现重建治道的理想，如何借助经筵讲学，对“四书”进行创造性的义理诠释，以“学”引君于“道”而出“治”的经世情怀与远大抱负。

在这一部分内容中，王琦教授的许多具体论断与观点也十分富有新意。如她认为朱子经筵讲义对《大学》的创造性诠释在于：将二程“圣人之学”的诠释理路与范祖禹“帝王之学”的诠释理论相结合，力图以理学建构帝学，正君心立纪纲。又如王琦教授通过对朱熹与真德秀《大学》经筵讲义的比较，认为真德秀并非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墨守朱子成说、毫无创建，而是“将朱熹之学由高谈心性义理导向了经世致用，由理论建构导向了实践践履，由‘内圣’导向了‘外王’，使得朱熹的理学思想以一种更具实践性与应用性的特征而为统治阶层所认同”。再如作者通过对《孟子》在经筵进讲过程的全面梳理，指出宋代经筵官对《孟子》的诠释与讲解，“深化了帝王们对孟子思想与价值的认同，从而使得君臣‘尊孟’意识与合力的形成”，而帝王们发自内心对孟子的认可，则又成为他们“尊崇、维护孟子的内在意识与动因”，可以说“经筵《孟子》讲读是孟子升格运动发展与完成的关键环节”，令人耳目一新。而其对陈傅良《经筵孟子讲义》的研究，则得出了陈傅良的学术具有“言事功而不废性理”等特质，虽然永嘉之学与朱熹同出于洛学一脉，然发展各有偏重。陈傅良虽然也谈“性理”，但却更偏重于“事功”与“外王”；朱熹虽不忘“外王”，却以“内圣”与“性理”与根本与前提，并通过理论分析，得出了朱子将永嘉之学贬斥为功利之学未免有失偏颇的结论，可备一说。

第三，该书揭示了经筵讲义与新帝学理论建构的关系。经筵讲义实质上涉及的是儒家经典的重新诠释，并为新朝代的“治道”建构提供理论依据。在为学求治的目标驱动下，一方面帝王希望通过儒家经典的学习，提升自身的治国理政能力，确保江山社稷长治久安；另一方面，士大夫们则希望以儒家“正学”引导君王于“正道”，从而确保王道理想的实现。在帝王与士大夫之间的互动交流中，一种与宋代之前重视权术、治术不同的儒家新帝学便由此兴发。尤其是程颐提出“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的理念后，如何以君德成就为中心，以儒家正学引导君王修身立德，成就尧舜之治，为国家培养德位相称的理想君王，不仅成为了宋代帝学建构的核心主题，而且成为了经筵官们经筵讲学活动的主要任务。一种适应帝学发展需要，为帝王经筵讲学而创作的、以义理诠释为特点的新经学体例——经筵讲义也应运而生，并流传开来，成为了理学兴起与帝学发展的重要环节，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交织，共同推动了宋代学术与思想的繁荣。

如果说范祖禹率先提出了“帝王之学，谓之‘大学’”，那么朱熹则首次完成了这一理论的系统建构。王琦教授通过对史料的详细梳理，不仅从帝王与士大夫的共同价值选择、帝学概念的界定、帝学新经典体系的形成、帝学的思想架构、帝学兴起的原因等角度，系统勾勒了儒家新帝学兴起与发展的逻辑脉络，而且全面研究了朱熹帝学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指出朱熹于绍熙五年入侍经筵，撰写的《大学》经筵讲义，“既是朱熹生平学问与理学思想的系统总结，又是其帝学理念的全面阐发”，并通过对其思想内涵、义理要旨、诠释特点的分析，解答了帝王为什么要学为圣王，以及如何学为圣王等系列问题，指出朱熹以理学建构帝学的实质就是力图以理学的修身原则来约束帝王，以道统规范治统，从而充分展现了其帝学的理学化特点。之后，真德秀沿着朱熹以“《大学》作间架，却以他书填补去”的思路，创作《大学衍义》，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了宋代儒家新帝学。可以说，范祖禹、朱熹、真德秀“共同确立了《大学》在儒家经典及帝王之学中的重要地位。”

第四，该书阐明了经筵讲义与理学发展的关系。一般来说，学术思潮的兴起离不开经典体系的建构与诠释。唐宋学术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四书”超越“五经”而成为新的经典体系。而“四书”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社会共同认可同的经典体系，离不开最高层的支持以及自上而下的倡导。理学家正是通过撰写经筵讲义，借助经筵经学中经典义理的阐发，而逐渐影响帝王，为君臣在某种价值理念上达成共识提供了契机。由于帝王之学与以析章句备应对的士大夫之学不同，当以“发明正理，开启上心”为要，重在揭示经典中的义理要旨来指导帝王修己治人，成就君德圣治。这就必然要求经筵官在解经时突破字词章句训诂的束缚，从而推动了宋代学术从汉唐章句训诂之学向义理之学的转向，促进了理学的兴盛与发展。同时，担任经筵官的往往都是天下第一流人物，在学界、政界均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为世人所瞩目。宋代讲义理之学的主要学派，如新学、朔学、洛学、蜀学、闽学、湖湘学、永嘉学等代表人物王安石、司马光、程颐、苏轼、朱熹、胡安国、张栻、陈傅良等均曾入侍经筵为帝王师，引领了有宋一代学术思潮。而他们之间的互相辩论与交流，也促进了学派之间的学术交融与思想碰撞，从而使得宋代的思想文化达到了新的高峰。正是由于经筵讲义与理学发展的紧密关系，因此王琦教授指出：“研究宋代理学与学派的发展，经筵讲义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新视域”。

第五，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大体而言，宋学研究主要有哲学与史学两种研究路径。一种以冯友兰、陈荣捷、陈来、杨国荣等为代表，主要是对宋明理学做哲学梳理与阐释。第二种以陈寅恪、余英时、田浩、葛兆光等为代表，注重思想史与政治史、文化史、社会史、宗教史等综合研究。关于当代学界要如何进一步推动宋学研究？朱汉民教授认为：“显然，我们一方面需要继承近百年的宋学研究学术传统，继续深化现代学术的宋学研究；另一方面还应该通过统合哲学与历史学的学术视域，进一步推动宋学研究的发展。”王琦教授此书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吸收了目前宋学研究领域哲学与史学两种研究路径下的相关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又尝试统合哲学与史学两种学术视域。该书既有从思想史、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等多重视野中，梳理儒家新帝学的兴起与发展、经筵制度的发展与定型、经筵讲义的发展与流传、“四书”经筵讲义的进讲与传播等历史脉络，探究经筵讲义与新帝学、理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力图呈现学术、思想与政治的互动，而且还对重要经筵官的“四书”经筵讲义的思想内容与诠释特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哲学分析。这一工作的开展实属不易，作者不仅要将散落在各家文集中经筵讲义进行通贯性的文献整理与理论诠释，而且还要返归到经筵官的思想世界与生活世界中去领会、分析这些长短不一、缺乏系统性与完整性的经筵讲义，其中努力可想而知。

总体而言，作者对宋代“四书”经筵讲义进行了立体式的研究，并没有仅就经筵讲义而论经筵讲义，而是将之放在宋代历史、政治与学术等大背景下进行综合考察，因此，既有对经筵讲义本身思想内涵与诠释特点的深入探讨，又有对经筵讲义与新帝学、理学之间内在关系的充分揭示，展现了宋代士大夫如何以经筵为平台，以经典为媒介，通过对经义的创造性诠释，以学术切入政治，力图致君尧舜、道济天下的理想与实践，并促进“四书”新经典体系的形成及理学的官学化、社会化。在研究方法上，作者并兼取哲学与史学的研究路径，将义理与考据相结合，综合创新。全书内容详实、逻辑谨严、论证有据、富有新意，为宋代理学研究与帝学研究开拓了一个新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理论意义。

作者简介：薛建立，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现为贵阳孔学堂教师。研究方向：宋明理学。

来源：岳麓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