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砍柴：湘中大儒邓显鹤
文｜十年砍柴
2013年12月15日，农历十一月十三，仲冬时节，细雨绵密中，我和另一位宝古佬、凤凰网湖南站站长曾雪封来到新化县城。离天黑尚有一段时间，我说，一块去看看邓显鹤的故居南村草堂吧。
很惭愧，直到十年前我才知道邓显鹤先生的大名。因为留心乡邦人文，发现在近两百年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众多的湘中人物背后，隐隐约约站着有一个人：邓显鹤，时人尊称湘皋先生。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何绍基、王闿运诸公的诗文、信函中，多次提到了湘皋先生。于是去搜集相关资料，对其生平有个大概的了解。
邓显鹤生于乾隆四十二年，卒于咸丰元年（1777-1851），在那个时代算得上长寿者。《清史稿》关于他有一个二百五十多字的小传：
邓显鹤，字子立，新化人。少与同里欧阳绍洛以诗相励，游客四方，所至倾动。嘉庆九年举人。厌薄仕进，一以纂著为事，系楚南文献者三十年，学者称之曰湘皋先生。内行修，事兄白首无间，抚其子勤于己子。尤笃于师友风义。尝以为洞庭以南，服岭以北，屈原、贾谊伤心之地也，历代通人志士相望，而文字湮郁不宣。乃从事搜讨，每得贞烈遗行于残简断册中，为之惊喜狂拜，汲汲彰显，若大谴随其后。凡所著有《资江耆旧集》《沅湘耆旧集》《楚宝增辑考异》《武冈志》《宝庆志》《朱子五忠祠传略及续传》《明季湖南殉节传略》。又《易述》《毛诗表》《南村草堂诗文集》，共数百卷。晚授宁乡训导。卒，年七十五。
梁启超称其为“湘学复兴导师”，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评价道：
地方的学风之养成，实学界之坚实之基础也…….邓湘皋之极力提倡沅湘学派，其直接影响于其乡后辈者何若？间接影响于全国者何若？斯岂非明效之大验耶。诗文之征，言旧之录，则亦其一工具而己。
邓显鹤一生做的事主要是：读书、写书、编书、教书。其最值得称道的是搜集湖南地方文献，校勘印行，惠及后人，其中最伟大的一项工程乃是带领弟子邹汉勋等人整理、校刊《船山遗书》，使沉寂了一百多年的王夫之思想得到流传与广大，从而船山先生被公认为明末与顾炎武、黄宗羲并列的大家，更是影响一代又一代湖南士人。
湘皋先生逝后，其墓表由曾国藩撰，左宗棠书并篆额。当时曾的地位是：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左的地位是：太子太保东阁大学士陕甘总督一等恪靖伯加一等轻骑都尉。
满清政坛两大巨擘联手为一个终老湘中的老先生写墓表，可见他在湖南乃至全国士大夫心中的地位。可是湘皋先生逝后一百六十多年，还有多少人知道他？包括他故里的人。
邓显鹤墓表拓片
我的疑问很快有了答案。
湘皋先生故居所属的曹家镇离新化县城约9公里，道路畅通，10分钟驾车便到。可到了曹家镇再如何走颇费一番周折。雪封兄和随行的一位梅山美女，用新化话问镇上多户人家，邓显鹤的老屋在哪里？几乎每个人都问，这姓邓的是做什么的？得知是一个一百六、七十年前一个读书人，对方茫然地摇头。
我想起了邓显鹤著述编纂的“南村草堂”，便问乡民：“南村在哪里？”得到回答是，有一个南源村，前面走半里路看到一个学校左拐，再走几里路就到了。
因为疑心湘皋先生为自己住宅所取的雅名，未必对应现在的行政村名。怕走冤枉路，我们在学校——应该是曹家镇中心小学门口停车，进大门问路。因为是星期天，一位老师都没有碰到，只有两个玩篮球的半大小子，他们显然更不可能知道。于是继续前行50米，碰到了三岔路口，又下车问小卖部的老者，邓显鹤的故居是不是在南源村。老者说，南源村继续往前，左拐的是梓木冲村，有个邓家院子，姓邓的很多。你们找的怕是邓家院子的人。
这家对了！隐约记得邓显鹤的家在梓木冲。根据我在湘中成长的经验，梓木冲村应该是一个行政村，下面有几个或十数个自然村，自然村多是某一姓聚居，邓家院子应该是邓显鹤故居所在的自然村。幸亏停下来问问，否则就径直走到南源村了。
曹家镇去梓木冲的路大约3公里，是狭窄的村道，但都是硬化的水泥土。这些年湖南乡下基础设施的改善确实是有目共睹的，也许五年前这些村道还是坑坑洼洼的泥浆路。
车拐了几个弯，到了一个大约有几十栋房屋的村子，我们将车停在空地上，下车问，这个院子是不是姓邓的多。
一个六十来岁的男子说，都姓邓。
那就找对了。我问他邓显鹤的老屋在哪里？
他回答说，你们是来找“南村草堂”的吧？就在前面马路边，走几步路就到了，我带着你们去。
这位老人应该是邓显鹤的同族晚辈吧，直系后裔也未可知，他自然知道“南村草堂”。我们跟着他爬上一个缓坡，在一个平整的屋场上，看到一栋摇摇欲坠的泥砖屋，黑瓦，前面的墙是木板。这是典型的湘中砖木结构的民居，三进的房，柱子、木梁以及防腐蚀的石头柱基，很是讲究。堂屋前的过道里架起一口大锅，一群人聚集在一起杀鸡洗菜。
湘皋先生在世时，这里应该是一个封闭式的三合院，现在仅存的是正屋，左右两侧横屋已经坍塌，剩一面断墙，以及一个抬梁式的木构架，院门和院墙早已无存，只余下残破的石基。院里长满了野草，经冬犹绿。我踏上比院子高出一尺的正屋阶基，朝堂屋里瞅瞅，黑乎乎的看不到什么，屋顶有几片亮瓦透出一丝光亮。
阶基上干活的人神色木然，不问我们从哪来，来做什么，也任由我们拍照。
此时已是暮色四合，我想我们在这里也没必要停留更长的时间了，匆匆而来，只是为一偿夙愿。我们往下走的时候，为我们带路的老人说马路边还有一块断碑，几块好的碑已经拉到文物保护单位去了。
断碑扑地，正面朝下，我也看不出镌刻着什么。
停留片刻，于是向带路的乡亲道谢，准备离去。突然发现一直跟随他的两个三岁左右的小男孩长相一样，穿一样的衣服。便问：“这是您老人家双胞胎孙子么？”
他微笑着回答说：“是的。”
“您老好福气呀？”
他更加得意地回答：“他两弟兄还有个姐姐。”
这大概又是留守老人加留守儿童的家庭吧。这个情况在湘中地区格外突出，中午听该县一位官员介绍，几乎每个学校开家长会，都是满堂老翁老妪。
登车驶离“南村草堂”，经过的村庄都是那么安静。这些年恐怕是两百年来湘中农村最为寂静的时期吧，只有到快过年的前十来天，这些乡村马路才开始热闹起来，外出务工经商者纷纷回家过年，看望父母和子女。
湘皋先生所在的那个时代，中国尚是典型的农耕社会，维护乡村秩序的便是湘皋先生这样的士绅。一位学问道德过人的士绅，对一乡、一县乃至一府一省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影响，过了一百六十多年，还有多少残存呢？
湘皋先生于咸丰元年（1851）闰八月仙逝。他走的时候，中华大地正掀起一场大风暴。这一年一月，洪杨起事于广西金田村。三月，洪秀全称天王，七月攻占永安，在此停留了小半年，封王建制。
当时正在宝庆城任濂溪书院山长的邓显鹤，消息并不闭塞，他和当时域内重要士人几乎都有联系，包括他的弟子辈、已带楚勇赴广西作战的江忠源。至少在这一年四月，他逝世前五个月，得到了洪杨起兵的消息。
这一年四月十一日，他写了一首七律：
旌旆悠悠甫出城，风波蓦地满城惊。双清六岭无颜色，棠渡濂池怒有声。载酒东山方问字，驰书西粤正谈兵。可怜一老无情绪，咄咄终朝意不平。
据新化籍学者、邓显鹤研究专家弘征先生考证，这首诗是他为得意门生邹汉勋蒙冤入狱而鸣不平，正在想办法营救高徒。
邹汉勋卷入了一件“被自杀”的案子，从这件案子的前因后果可窥见湘中的民气强悍和官场腐败。邹汉勋的一名族人，某个清晨被发现吊死在宝庆城东门外某富户家旁边的树林里。宝庆府附廓县邵阳县衙门派吏验尸，作出“自杀”结论。而邹汉勋通过调查，得知有其他缘故。邹作为一个知名的学者且有诸生（秀才）功名，帮助族人伸冤责无旁贷，于是他同族人到邵阳县衙门控告。而当时的县令受了富户的贿赂，回护富户。邹汉勋见多识广且精通律文，再说有秀才的身份，公堂上与县令争执。于是县令以邹“事不干己、诈索扛讼、哄闹官署”革掉其秀才身份，抓进看守所。
听到高足被抓，湘皋老人当然会想办法营救，但县令不给他面子，所以他愤愤不平写了这首诗。首联写县令出城，威风八面。颔联写邵阳的山村草木含怒而对。“双清”“六岭”“棠渡”“濂池”皆为邵阳的名胜地。颈联则道邹汉勋刚刚来自己那里讨教学问，也应该在这次师生晤谈中，邹报告了与在广西作战的江忠源通信谈战事。
但作为深通官场规则且结交满天下的邓显鹤显然不会仅仅“咄咄终朝意不平”，他采取的行动就是典型的帝制时代特色：找邵阳县令的上司。
当时宝庆知府出缺，新任署理知府黄文琛正在长沙通往邵阳的路上。此前邓显鹤的好友姚莹调任广西按察使（主官一省纪检与政法），邀请他到去广西必经的湖南永州相聚，而两人共同的朋友、亦师事湘皋先生的何绍基正在故乡永州。邓自知来日无多，老朋友见一面少一面了，答应前去。但又担心正在狱中的邹汉勋。
好在黄文琛也是一个有名的诗人，与他有交情。于是他去永州前修书一封，让人拿着到湘乡与邵阳交界的界岭等着黄知府。黄看完信，进了宝庆城，查明案情。便立刻释放邹汉勋并恢复了他的秀才身份，接着上书弹劾邵阳县令，县令被免官。
咸丰二年即1852年，太平军大举进入湖南，长沙久攻不下，乃别城而去，接着陷武汉，占南京，长江流域诸省为太平军横扫。湘皋先生未能看到如此巨劫，亦是幸事。当然，他也没能看到湘中越来越多的书生投笔从戎，奋干戈以卫名教道统，包括得意弟子邹汉勋，以举人身份投江忠源幕府，于1854年与江忠源一起战死在安徽庐州。
在回去的路上，我感叹这样一位人物，却被乡人几乎遗忘。雪封兄说：主要是邓显鹤没有当大官，哪怕他只当一个知府，故乡的后人也会记起他的。
我深以为然，多数人以官爵、战功来评价一个人的成就。湘皋先生在四次会试落第后，被大挑做过宁乡县训导——一个从八品的小官，大约相当于县教育局副局长。在他以后，湖湘大地包括宝庆府乃至新化县出的位高权重的大人物太多了。
曾国藩在所撰的《邓湘皋先生墓表》中言：先生乃举湖南之仁人学子，薄技微长，一一掇拾而光大之，将非长逝者之所托命耶？何其厚也。
左宗棠送的挽联是：著作甚勤，四海声名今北斗；风流顿尽，百年文献老南村。
当年如北斗的声名，如今已湮没在南村荒园的残瓦断砖与野草中。在三十九岁时，经过数次落第的湘皋先生，做出了不再参加会试，将余生精力放在整理、刊印文献和著述中，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庆幸的是，他在不惑之年前终于不惑，认识到适合自己的活路与应该肩负的使命。
后人记不记得他，又算得上什么呢？
